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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欽佩。」
「其實也沒什麼。英語比較容易，拉脫維亞語就難得多了。」
他哈哈一笑，從腰間的皮帶上取下一串叮噹作響的鑰匙，從中取出一套遞給我。
「這是單人病房的鑰匙，你會用得著的。你還得知道每間病房的密碼。」
「還不少呢。我在布羅德穆爾的時候只有幾把。」
「是啊，不過我們最近提高了安全級別——自從斯特芬尼走馬上任之後。」
「斯特芬尼是誰？」
尤里沒有回答。這時候從接待室後面的辦公室里走出一個女人。尤里沖她點了點頭。她是加勒比海地區的人，年紀是四十五六歲，留著兩邊修成銳角的波波頭。「我叫斯特芬尼·克拉克，」她說，「格羅夫診療所的主管。」
斯特芬尼對我敷衍地笑笑。她與我握手時，我留意到她的握手比尤里有力度，握得比較緊，卻少了幾分熱情。
「作為主管，」她說，「我優先考慮的是安全問題。不僅是病人的安全，還有每個工作人員的安全。如果你都不安全，那你的病人也不會安全。」接著她遞給我一個小東西——可攜式警報器。「這個東西你要隨身攜帶。不要把它供奉在辦公室里。」
我儘管不想要，還是連忙說：「好的，主管。」如果不想給自己找麻煩，最好還是別去惹她。我對以前的幾個比較專橫的病房主任採用的就是這個辦法——避免衝突，服從管理。
「很高興見到你，斯特芬尼。」我微笑著說。
她點點頭，臉上沒帶任何笑容。「尤里會領你去你辦公室。」說完她就揚長而去，沒再看我一眼。
「跟我來吧。」尤里說。
我跟著他來到病房入口處——那是一扇強化的鋼門。大門旁邊有個由保安操縱的金屬探測器。
「你肯定知道這規矩，」尤里說，「任何利器——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都不准帶進去。」
「打火機也不行。」保安在檢查的時候從我口袋裡掏出打火機，用指責的目光看著我補充了一句。
「對不起，」我說，「我忘了還有打火機。」
尤里示意讓我跟著他走。「我帶你去你的辦公室，」他說，「這時候大家都在參加社群集會，所以這裡很安靜。」
「我能去參加嗎？」
「社群集會？」尤里感到驚訝，「你不想先習慣一下環境？」
「習慣環境的事不急。如果不麻煩你的話。」
他聳了聳肩：「那就隨你。這邊走。」
他領著我穿過幾條走廊。走廊兩邊是上了鎖的病房門上的小圓窗——有節奏的敲門聲、插銷的插拔聲、鑰匙的轉動聲。我們走得很慢。
顯而易見，這幢房子已年久失修。牆上的油漆已起皮剝落，走廊上瀰漫著一絲髮霉和腐臭的氣息。
尤里在一扇關著的門前停下，點頭示意說：「他們都在裡面，進去吧。」
「好的，謝謝。」
我稍加遲疑，做好心理準備，然後推門走了進去。
5
集會的房間呈長方形，窗戶很高，且有欄杆。透過窗戶，可以看見外面的紅磚牆。房間裡有一股咖啡的香味，還有尤里的須後水的殘留氣息。大約三十人坐成一圈。大多數人手裡捧著盛著茶水或咖啡的紙杯，有的在打哈欠，並儘量不讓自己睡著。有的人咖啡喝完了，就用手擺弄著空紙杯，或把它捏扁，或把它壓平，或把它撕碎。
這樣的集會每天有一兩次，它的性質介乎行政會議與小組治療之間。討論的話題涉及診所管理以及病人護理方面存在的問題。迪奧梅德斯教授喜歡說：「這是一種嘗試，它讓病人參與自己的治療，並鼓勵他們對自己的健康負起責任來。」毋庸諱言，這種嘗試一般都不能奏效。迪奧梅德斯在集體治療方面的背景，意味著他對各種形式的集會都很感興趣，並鼓勵儘可能多地舉行這類會議。也可以說，只要有聽眾，他就顯得特別高興。他站起身，伸出手來對我表示歡迎，並示意我走過去。我覺得他似乎有一點戲劇表演的才華。
「西奧，你來啦。過來過來。」
他說話略帶希臘口音，不過已幾乎聽不出來了——基本上都改掉了，因為他在英國已經生活了三十多年。他長得一表人才，雖已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鑠——有一股年輕人的活力與調皮，不像個精神科醫生，倒像個不講禮數的大叔。這並不是說他對病人不盡心盡力——早上他來得比清潔工還早，晚上值夜班的人來了，他還沒有走，有時候他就睡在辦公室的長沙發上。他有過兩次離異，經常開玩笑地說，他的第三次婚姻最成功，那就是他與格羅夫診療所的結合。
「坐這兒，」他指著身邊的一把空椅子說，「坐，坐，坐。」
我欣然從命坐下。迪奧梅德斯熱情洋溢地對我進行了介紹：「允許我來介紹一下我們新來的心理治療師西奧·費伯。讓我們一起歡迎西奧加入我們的小家庭——」
迪奧梅德斯講話的時候，我的目光掃視著這個圈子，想看看誰是艾麗西亞。可是我沒看出來。除了迪奧梅德斯一本正經地穿著套裝，戴著領帶，其他人大多數穿著短袖襯衣和T恤衫。我很難分清誰是病人，誰是工作人員。
我熟悉的面孔只有兩張，其中之一是克里斯蒂安。我是在布羅德穆爾工作時認識他的。他是個喜歡打橄欖球的精神科醫生，鼻子並不挺拔，鬍鬚是黑色的，模樣挺耐看。我到布羅德穆爾不久，他就離開了。我並不特別喜歡他；不過說句公道話，我也不太了解他，因為我們在一起共事的時間畢竟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