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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沉默。
由於沒有進一步的消息披露，媒體大失所望，最終失去對她的興趣。她也像其他曾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殺人犯一樣，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我們雖然記得他們的面孔，卻忘了他們的姓名。
應當說，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她的神話以及她持久的沉默依然讓某些人著迷，包括我自己。作為一名心理治療師，我認為加布里耶爾的死，顯然使她的大腦產生了嚴重的創傷，沉默就是這種創傷的具體表現。由於無法直面自己的所作所為，她像一輛老爺車，咔咔作響，勉強運轉，最後終於停了下來。我希望能幫她重新把車子發動起來——幫她說出自己的故事，治療她的創傷，使她徹底康復。我想對她進行心理康復治療。
我不想自我吹噓，但認為自己是最有資格幫助艾麗西亞·貝倫森的。我是名法醫心理治療師，在工作中遇見過這個社會上受到最嚴重傷害的、最脆弱的成員。艾麗西亞故事中的某些東西與我個人產生了共鳴。我從一開始就非常同情她。
遺憾的是，我當時還在布羅德穆爾工作。如果不是命運的安排，治療艾麗西亞只能是——而且肯定是——痴人說夢。
艾麗西亞被收治的第六個年頭，格羅夫診療所開始招聘法醫心理治療師。我看到那則廣告，就知道自己責無旁貸。我決定跟著感覺走，去那裡應聘這一職位。
3
我叫西奧·費伯，四十二歲。我選擇成為心理治療師，是因為我本人曾受到過心理傷害。這是個事實。在應聘面試時，他們問了我這個問題，但我沒有如實回答。
「你認為吸引你從事心理治療工作的原因是什麼？」英迪拉·夏爾瑪從她那副儒雅的眼鏡上方看著我問。
英迪拉是格羅夫診療所的心理治療師，年齡離六十歲不遠了，圓圓的臉龐，頗有幾分風韻，深色的長髮，夾雜著幾根銀絲。她對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在暗示我，這個問題極其簡單，只是熱熱身而已，刁鑽的問題還在後面呢。
我沒有立即回答，因為我覺得面試小組的其他成員都在看著我。我的意識很清楚，而且始終保持與他們的目光接觸。我不緊不慢地給出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回答。我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說我十幾歲的時候就在一家護理中心打零工，還說這激發了我對心理治療的興趣，並促使我在讀研的時候選擇了心理治療專業，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我認為，我是想幫助別人，」我說著聳了聳肩，「就這樣，真的。」
這當然只是信口胡說。
我的意思當然是，我想幫助別人，但這只是我的次要目標——尤其是在接受培訓的初期。我的真正動機純粹是出於私心。我自己也在尋求幫助。我相信大多數從事心理治療的人都是如此。我們被這個特殊職業所吸引，因為我們自己受到過傷害——我們研究心理學，是為了給自己療傷。至於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那就該另當別論了。
作為人類，我們對嬰幼兒時期的生活沒有留下多少記憶。我們往往認為自己是伴隨著完整的人格，從這樣的原始迷霧中浮現，正如阿佛洛狄忒從大海的泡沫中誕生；但是對人類大腦進化的研究告訴我們，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出生時，大腦還沒有發育完全——不像神聖的奧林匹斯山，而像一團潮濕的泥巴。正如精神分析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說的，不存在嬰兒時期一說。我們的人格不是在孤立狀態下形成的，而是與另一種東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由看不見、記不得的力量塑造完成的。那就是我們的父母。
這種情況令人發怵，其原因則顯而易見——誰知道我們在尚未形成記憶的那段時間裡，是怎樣的毫無尊嚴，又受到過怎樣的折磨和虐待？我們的人格是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形成的。以我為例，我在成長過程中就感覺到緊張、恐懼和焦慮。這種焦慮似乎在我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也似乎獨立於我的存在而存在。不過我懷疑其根源在於我與父親的關係，因為只要在他身邊，我就永遠沒有安全感。
我父親總是莫名其妙地發脾氣，讓人捉摸不透，無論多麼平和的情境，都能被他變成危險的雷區。一句無傷大雅的話或者一個稍有不同的見解，都能引得他勃然大怒，隨後引發一連串的爆炸，弄得人人自危，無人倖免。他只要一聲怒吼，整個房子都會顫抖。我會嚇得趕緊上樓，躲進自己的房間，一頭鑽到床底下，順勢躲到牆邊上，呼吸著毛絮紛飛的空氣，希望磚牆把我吞噬，好讓我瞬間消失。但是父親會抓住我，把我拽出來，接受他的懲罰。他會抽出皮帶揮動，皮帶在空中嗖嗖作響，抽打在我身上，抽得我左右翻滾，身上火辣辣地痛。接著，他會突然停止抽打，就像他突然開始打我一樣。他會把我丟在地板上，任由我摔成一團，就像蹣跚學步的小孩氣得把布娃娃扔掉一樣。
我永遠沒搞清楚自己做錯了什麼，會引得他大動肝火，抑或是因為我活該挨打。我問媽媽，為什么爸爸總是對我發那麼大的火？她無奈地聳聳肩說：「我怎麼知道啊？你爸他完全瘋了。」
她說這話的時候，不像開玩笑。如果讓今天的精神科醫生對他的情況進行診斷，我懷疑結論會是人格障礙。他就患著這種疾病度過了一生，從未接受過治療。患病的原因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被歇斯底里和身體暴力所主宰。威脅、淚水和打碎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