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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言極是。你可以忘記工農紅軍縱橫十一省區，行程二萬五千里，一路硝煙，一路戰火；可以忘記不盡的高山大河，狹道天險，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左跟右隨，圍追堵截；可以忘記革命隊伍內部爭論與妥協，彌合與分裂。但這一點你將很難忘懷：長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萬代的不死精神與非凡氣概。
不屈不撓的工農紅軍。
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
不屈不撓的解放事業。
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
有許多時候我想，如果沒有艱苦卓絕的五次反「圍剿」，如果沒有驚天動地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我們的今天又是什麼樣的？中華民族是否可能探測到這樣的時代寬度和歷史深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能否獲得今天這樣的世界性號音？
你或許可以抱怨，如今鮮見這樣的共產黨員了。但你不得不驚嘆：我們擁有過如此一批義無反顧、捨生忘死的共產黨人。
我們也辦了蠢事。一遍一遍把歷史朝這面顛過來，又一遍一遍把歷史朝那面倒過去。顛倒的次數多了，連自己也分不清正反。
於是很多人便不屑於分清。
這不是不屑於分清者的責任。是顛倒者的責任。歷史有其自身規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論斷歷史，而人人又都被歷史論斷。
我們圖解了歷史，而歷史是最不能被圖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來。再豐富多彩的顏料，也難描盡歷史的真面。
其實面對如此眾多的歷史財富，無須刻意加工或粉飾，把它活生生擺上來讓大家看，就足令世人深深感動。
我們的世紀狂飆突進。
狂飆中充滿了英雄。但伽俐略說，需要英雄的國家是可悲的。
狂飆中遍布著色彩。但孟德斯鳩說，歷史蒼白的國家是幸福的。
他們的話內涵極大，夠我們安靜下來，思索品味一生。
這部動盪不已的歷史，你可以說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滿，不寬容，不開放，不安寧；但你必定驚嘆它的光榮與夢想，它的熱血與獻身；即使這裡面同樣淤集了醜惡與悲哀，隱藏著沒落與衰敗。
20世紀不是一泓平滑光潔的緩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驚天動地的激流。奔騰不息的咆哮聲至今迴響在我們耳畔。如中國古代詩歌中博大蒼涼的唱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1910年秋，毛澤東在《盛世危言》的影響下，決定外出求學。臨行前抄寫了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的一首詩，悄悄夾在帳簿里，留給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西鄉隆盛的原詩被改了兩處：「孩兒」在原詩中是「男兒」；「誓不還」在原詩中是「死不還」。兩處改動，可看出毛澤東當時細膩的心境。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他走向了天安門中央那方堅固雄偉的紀念堂。
周恩來1913年考入南開大學後，寫過一篇作文《一生之計在於勤論》：「欲籌一生之計劃，舍求學其無從。然學而不勤，則又何貴乎學。是故求學貴勤，勤則一生之計定矣。人人能勤，則一國之事定矣。」
教師對這篇作文的批閱是：「選詞甚當，唯用筆稍平。」
1976年1月，事無巨細操心之致的周恩來把自己化為粉碎的細末，向祖國的江河和土地飛揚飄落。
彭德懷晚年在囚室中回憶起自己的入黨介紹人段德昌時，感慨萬千：「感謝段德昌同志，種給我這一顆不大好的種子。他如今早已到馬克思那裡去了，我呢，還留在人間。」
1926年，彭德懷率湘軍一部進占玉泉山截擊吳佩孚殘部，與段德昌同在山上一座蒼松古柏環抱的關帝廟裡鋪草就宿。段德昌問彭德懷，對關雲長有何感想？彭德懷說：「關是封建統治者的工具，現在還被統治階級利用做工具，沒有意思。」
段又問：「你要怎樣才有意思呢？」
彭答：「為工人農民服務才有意思。」
1959年，彭德懷走向亂雲飛渡的廬山。
1929年6月，林彪在白砂會議5小時前（一說3小時前）奮筆寫信給毛澤東：現在四軍里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眾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的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所蒙蔽陰謀，和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息的現象。
他在對極端困難中的毛澤東給予堅決支持的同時，又使用了超出紅四軍黨內政治生活常態的聳人聽聞的語言。
1971年9月13日，林彪走向蒼寂荒涼的溫都爾汗。
史達林1953年3月5日去世於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別墅。遺體先入水晶棺進列寧墓供人瞻仰，後又被取出火化下葬克里姆林宮牆；畫像、雕像都被拿光。將其骨灰從克里姆林宮牆取出的流言，也年年在莫斯科風傳。唯有其家鄉喬治亞，仍然張開雙臂，等待這個1902年流放西伯利亞便離開家鄉的遊子。
一位蘇聯作家寫到：「人的一生像北方的夏季一樣迅速地把熱度耗盡。對於偉大和不偉大的人來說，或遲或早都有死亡在等待著他。這一真理對所有的人都同樣殘酷。具體人的思想是一個巨大的神秘世界，它隨著這個人的死亡而一同消失。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每一個正赴幽冥的人的一切，而對這種了解的希望卻沒有止境。」
不屈不撓的工農紅軍。
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
不屈不撓的解放事業。
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
有許多時候我想，如果沒有艱苦卓絕的五次反「圍剿」，如果沒有驚天動地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我們的今天又是什麼樣的？中華民族是否可能探測到這樣的時代寬度和歷史深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能否獲得今天這樣的世界性號音？
你或許可以抱怨，如今鮮見這樣的共產黨員了。但你不得不驚嘆：我們擁有過如此一批義無反顧、捨生忘死的共產黨人。
我們也辦了蠢事。一遍一遍把歷史朝這面顛過來，又一遍一遍把歷史朝那面倒過去。顛倒的次數多了，連自己也分不清正反。
於是很多人便不屑於分清。
這不是不屑於分清者的責任。是顛倒者的責任。歷史有其自身規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論斷歷史，而人人又都被歷史論斷。
我們圖解了歷史，而歷史是最不能被圖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來。再豐富多彩的顏料，也難描盡歷史的真面。
其實面對如此眾多的歷史財富，無須刻意加工或粉飾，把它活生生擺上來讓大家看，就足令世人深深感動。
我們的世紀狂飆突進。
狂飆中充滿了英雄。但伽俐略說，需要英雄的國家是可悲的。
狂飆中遍布著色彩。但孟德斯鳩說，歷史蒼白的國家是幸福的。
他們的話內涵極大，夠我們安靜下來，思索品味一生。
這部動盪不已的歷史，你可以說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滿，不寬容，不開放，不安寧；但你必定驚嘆它的光榮與夢想，它的熱血與獻身；即使這裡面同樣淤集了醜惡與悲哀，隱藏著沒落與衰敗。
20世紀不是一泓平滑光潔的緩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驚天動地的激流。奔騰不息的咆哮聲至今迴響在我們耳畔。如中國古代詩歌中博大蒼涼的唱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1910年秋，毛澤東在《盛世危言》的影響下，決定外出求學。臨行前抄寫了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的一首詩，悄悄夾在帳簿里，留給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西鄉隆盛的原詩被改了兩處：「孩兒」在原詩中是「男兒」；「誓不還」在原詩中是「死不還」。兩處改動，可看出毛澤東當時細膩的心境。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他走向了天安門中央那方堅固雄偉的紀念堂。
周恩來1913年考入南開大學後，寫過一篇作文《一生之計在於勤論》：「欲籌一生之計劃，舍求學其無從。然學而不勤，則又何貴乎學。是故求學貴勤，勤則一生之計定矣。人人能勤，則一國之事定矣。」
教師對這篇作文的批閱是：「選詞甚當，唯用筆稍平。」
1976年1月，事無巨細操心之致的周恩來把自己化為粉碎的細末，向祖國的江河和土地飛揚飄落。
彭德懷晚年在囚室中回憶起自己的入黨介紹人段德昌時，感慨萬千：「感謝段德昌同志，種給我這一顆不大好的種子。他如今早已到馬克思那裡去了，我呢，還留在人間。」
1926年，彭德懷率湘軍一部進占玉泉山截擊吳佩孚殘部，與段德昌同在山上一座蒼松古柏環抱的關帝廟裡鋪草就宿。段德昌問彭德懷，對關雲長有何感想？彭德懷說：「關是封建統治者的工具，現在還被統治階級利用做工具，沒有意思。」
段又問：「你要怎樣才有意思呢？」
彭答：「為工人農民服務才有意思。」
1959年，彭德懷走向亂雲飛渡的廬山。
1929年6月，林彪在白砂會議5小時前（一說3小時前）奮筆寫信給毛澤東：現在四軍里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眾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的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所蒙蔽陰謀，和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息的現象。
他在對極端困難中的毛澤東給予堅決支持的同時，又使用了超出紅四軍黨內政治生活常態的聳人聽聞的語言。
1971年9月13日，林彪走向蒼寂荒涼的溫都爾汗。
史達林1953年3月5日去世於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別墅。遺體先入水晶棺進列寧墓供人瞻仰，後又被取出火化下葬克里姆林宮牆；畫像、雕像都被拿光。將其骨灰從克里姆林宮牆取出的流言，也年年在莫斯科風傳。唯有其家鄉喬治亞，仍然張開雙臂，等待這個1902年流放西伯利亞便離開家鄉的遊子。
一位蘇聯作家寫到：「人的一生像北方的夏季一樣迅速地把熱度耗盡。對於偉大和不偉大的人來說，或遲或早都有死亡在等待著他。這一真理對所有的人都同樣殘酷。具體人的思想是一個巨大的神秘世界，它隨著這個人的死亡而一同消失。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每一個正赴幽冥的人的一切，而對這種了解的希望卻沒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