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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要什麼呢？上面的姓名，下面的年代，已經在訴說那個天翻地覆的時代所發生的一切。
墓園旁邊低矮的一段石牆上，錄有《約翰福音》第11章第25節：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亦必復活。
張學良與張國燾一樣，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們二人都被認為是本陣營的叛將。二人最終都葬在了異國他鄉。他們二人的根本差別在於孫中山那句話：「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張國燾逆歷史潮流而行，只能被大潮捲走，無聲無息。張學良順應了歷史潮流，他會長久活在所有中國人和全世界所有華人的記憶中。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包含這樣的意思在其中？
在張學良的追思公祭儀式上，宋美齡送的十字花架分外醒目。這位19世紀末出生、生命橫跨三個世紀的蔣介石夫人，得知張學良過世的消息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連續數日沉默不語。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人像宋美齡這樣，一生中目睹如此之多的風雨煙云：眼看國民黨1949年丟掉了大陸、2000年丟掉了台灣，她丈夫和她終生為之奮鬥的東西，一件又一件在眼前灰飛煙滅。
國民黨丟失台灣政權後，她不再讓身邊任何人提台灣島內的情況。
定居紐約的宋美齡晚年頭腦十分清楚，但寂寞、封閉，變得愈來愈沉默。她很少說話，多數時候靜坐在輪椅上沉思、禱告，或一個人靜靜欣賞自己以前畫的國畫，一幅一幅慢慢回味，沉思往事。她經常獨自發問：為什麼上帝讓我活得這麼久？周圍無人能夠問答。也無人敢於回答。於是她自問自答：也許這是上帝對我的懲罰。
宋美齡臨終前囑咐，死後葬在紐約，不回台灣。
浙江奉化蔣家豐鎬房的院落里，有當年宋美齡親手栽種的金桂銀桂各一棵，多年來一直長勢旺盛。2003年春夏，奉化大旱，豐鎬房內的銀桂樹9月枯病而死。10月23日，作為「宋氏三姐妹」中的最後一人，宋美齡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旅程，在紐約辭世，終年106歲。
人類的歷史何其漫長，個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暫。
不是每個人，都能以短暫的生命輝映漫長的歷史。
20世紀在世界東方，最激動人心的話題，莫過於救國與革命。這個世紀狂飆突進。沒有哪個世紀像20世紀這樣戰爭與革命風起雲湧，金石摻瓦礫大浪淘沙。沒有哪個世紀像20世紀這樣以如此豐厚的精神財富砥柱於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流。
俄國爆發了推翻羅曼諾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十月革命；中國爆發了推翻愛新覺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日本也爆發了一場將國家和民族引入法西斯道路的「昭和革命」。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聯共（布）與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這四股力量在世界東方大舞台互相交叉，互相影響，互相矛盾，互相衝撞，導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壯的話劇。
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找真理。先進的日本人、先進的俄國人比中國人更早向西方尋找真理。俄國人、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日本人則找到了法西斯主義。
那是一個非凡的革命年代，也是一個顛倒的革命年代。布爾什維克黨人、中國國民黨人、中國共產黨人、昭和軍閥集團成員，都在談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北一輝第一部著作即是《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孫中山想加入第二國際。蔣介石說：「直接是為總理的三民主義而死，間接即為國際的共產主義而死。」唐生智可以1天99次談階級革命。大革命時期，連武漢的富商們也在街頭高喊：「世界革命萬歲！」
泥沙俱下，魚龍混雜。
常說殊途同歸。說說而已。殊途永遠無法同歸。
殊途遠去了四伙年輕人。
列寧去世時不到54歲。史達林42歲當上總書記。蔣介石39歲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釗1927年就義時，才38歲。毛澤東34歲上井岡山。周恩來29歲主持南昌暴動。米夫25歲在共產國際提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指出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博古24歲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輝，1906年自費出版第一部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時，也才23歲。
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時，還不到23歲。今天每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從幼稚的學生到白髮蒼蒼的老者，都要直立聆聽這位年輕人對中華民族血脈的感受和呼喚。與此同時，不也感受到了這一民族血脈在危機與苦難中迸發出來的輝煌精神？！
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幹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無一人老態龍鍾，無一人德高望重。無一人切磋長壽、研究保養。
需要熱血的時代，便只能是年輕人的時代。
最需要熱血的，就是長征。
最先報導鮑羅廷死訊的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後來到了中國，他懷揣心臟起搏器、帶著打字機、以76歲高齡跋涉一萬多公里，完成了對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尋訪，並於1986年出版了《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翻譯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在中國與美國同時出版，成為繼斯諾《紅星照耀的中國》之後，又一部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籍。索爾茲伯里在序言裡的最後一句話是：「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墓園旁邊低矮的一段石牆上，錄有《約翰福音》第11章第25節：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亦必復活。
張學良與張國燾一樣，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們二人都被認為是本陣營的叛將。二人最終都葬在了異國他鄉。他們二人的根本差別在於孫中山那句話：「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張國燾逆歷史潮流而行，只能被大潮捲走，無聲無息。張學良順應了歷史潮流，他會長久活在所有中國人和全世界所有華人的記憶中。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包含這樣的意思在其中？
在張學良的追思公祭儀式上，宋美齡送的十字花架分外醒目。這位19世紀末出生、生命橫跨三個世紀的蔣介石夫人，得知張學良過世的消息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連續數日沉默不語。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人像宋美齡這樣，一生中目睹如此之多的風雨煙云：眼看國民黨1949年丟掉了大陸、2000年丟掉了台灣，她丈夫和她終生為之奮鬥的東西，一件又一件在眼前灰飛煙滅。
國民黨丟失台灣政權後，她不再讓身邊任何人提台灣島內的情況。
定居紐約的宋美齡晚年頭腦十分清楚，但寂寞、封閉，變得愈來愈沉默。她很少說話，多數時候靜坐在輪椅上沉思、禱告，或一個人靜靜欣賞自己以前畫的國畫，一幅一幅慢慢回味，沉思往事。她經常獨自發問：為什麼上帝讓我活得這麼久？周圍無人能夠問答。也無人敢於回答。於是她自問自答：也許這是上帝對我的懲罰。
宋美齡臨終前囑咐，死後葬在紐約，不回台灣。
浙江奉化蔣家豐鎬房的院落里，有當年宋美齡親手栽種的金桂銀桂各一棵，多年來一直長勢旺盛。2003年春夏，奉化大旱，豐鎬房內的銀桂樹9月枯病而死。10月23日，作為「宋氏三姐妹」中的最後一人，宋美齡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旅程，在紐約辭世，終年106歲。
人類的歷史何其漫長，個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暫。
不是每個人，都能以短暫的生命輝映漫長的歷史。
20世紀在世界東方，最激動人心的話題，莫過於救國與革命。這個世紀狂飆突進。沒有哪個世紀像20世紀這樣戰爭與革命風起雲湧，金石摻瓦礫大浪淘沙。沒有哪個世紀像20世紀這樣以如此豐厚的精神財富砥柱於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流。
俄國爆發了推翻羅曼諾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十月革命；中國爆發了推翻愛新覺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日本也爆發了一場將國家和民族引入法西斯道路的「昭和革命」。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聯共（布）與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這四股力量在世界東方大舞台互相交叉，互相影響，互相矛盾，互相衝撞，導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壯的話劇。
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找真理。先進的日本人、先進的俄國人比中國人更早向西方尋找真理。俄國人、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日本人則找到了法西斯主義。
那是一個非凡的革命年代，也是一個顛倒的革命年代。布爾什維克黨人、中國國民黨人、中國共產黨人、昭和軍閥集團成員，都在談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北一輝第一部著作即是《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孫中山想加入第二國際。蔣介石說：「直接是為總理的三民主義而死，間接即為國際的共產主義而死。」唐生智可以1天99次談階級革命。大革命時期，連武漢的富商們也在街頭高喊：「世界革命萬歲！」
泥沙俱下，魚龍混雜。
常說殊途同歸。說說而已。殊途永遠無法同歸。
殊途遠去了四伙年輕人。
列寧去世時不到54歲。史達林42歲當上總書記。蔣介石39歲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釗1927年就義時，才38歲。毛澤東34歲上井岡山。周恩來29歲主持南昌暴動。米夫25歲在共產國際提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指出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博古24歲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輝，1906年自費出版第一部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時，也才23歲。
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時，還不到23歲。今天每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從幼稚的學生到白髮蒼蒼的老者，都要直立聆聽這位年輕人對中華民族血脈的感受和呼喚。與此同時，不也感受到了這一民族血脈在危機與苦難中迸發出來的輝煌精神？！
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幹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無一人老態龍鍾，無一人德高望重。無一人切磋長壽、研究保養。
需要熱血的時代，便只能是年輕人的時代。
最需要熱血的，就是長征。
最先報導鮑羅廷死訊的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後來到了中國，他懷揣心臟起搏器、帶著打字機、以76歲高齡跋涉一萬多公里，完成了對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尋訪，並於1986年出版了《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翻譯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在中國與美國同時出版，成為繼斯諾《紅星照耀的中國》之後，又一部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籍。索爾茲伯里在序言裡的最後一句話是：「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