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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如琢登基後十年之久，大虞的戰事基本全部平息，就連沈辭都已回了京，乖乖做回三大營提督，他從前的副將裘鳴出任滄州總兵，算是把滄州軍也甩手給了別人。
然而沈辭在京城卻讓很多人頭疼不已，沈辭每每上朝時要麼不說話，一說話就必然在暗諷孫秉德，不客氣地開口罵也是常事。
到了後來，別說孫秉德了，一眾言官都有點怕了他了，從沒見過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罵十句也能當做沒聽見，還敢懟回來，轉頭就拋之腦後，根本沒把事放心上，這罵了也沒有任何成就感，還把自己氣得半死，何必呢？
於是沈辭倒是因為這奇怪的原因在一年後落了個耳根清淨，孫秉德和一眾言官都放棄繼續盯著他，只要他別做什麼出格的事，理都不想理他，巴不得他天天閉嘴千萬別再說話。
對此結果，他自然是樂見其成，心滿意足地在上朝時當起了啞巴，只有在他快打起瞌睡時，謝如琢才會突然叫他一聲，問個不痛不癢的問題，逼他說兩句話。
大虞在戰事上一路順遂的十年間，朝堂上也發生了不少事。
杜若在國子監待滿三年後，因政績卓著，被調回兵部任侍郎，正好三年時間已有第一批國子監學生結束學業通過考試進入翰林院，雖然杜若只在國子監待了三年，但這一批學生都是拔尖的，以後必然成為後生中的領頭者，又與杜若是師生，眾人都看得明白，以後朝堂風向是不變也得變。
孫秉德那年推的新政這幾年照樣還在繼續，為了不砸自己的招牌，孫秉德還是花了不少心思的，每年召集六部做下年預支都可稱兢兢業業，沒有馬虎過，回了坪都後，國庫的銀子能一直有結餘，孫秉德有很大功勞，不然謝如琢也做不到五年內連本帶利還給扎布蘇當初借走的二十萬兩銀子。
這一政令弊端也必然是有，當初謝如琢與杜若猜得也八.九不離十，六部能鑽的空子依然不少，一開始就多報些錢，事後帳面做點小動作，六科給事中也很難看出來，遇到突發的事，六部也可以仗著外人不甚了解具體情況，把小事說大，大事說得更大，趁機挖一筆多於實際需要的銀子，最後要查也無從查起，不給還顯得朝廷對這件事不重視。
這些弊端每年都存在，孫秉德有時候也被這些人磨得焦頭爛額，不過總體而言還是利大於弊，貪腐之風經過幾年時間已得到了遏制，與從前相比大有改觀，現在看到的弊端也是可控的，況且這也無法避免，以後的事只能等以後再說。
京中的貪腐是治得差不多了，在隆興七年時，孫秉德開始把目光放向地方上的貪腐問題。
之前謝如琢就明白，孫秉德需要一兩個政績來給自己增色，有了六部新政這一個還不夠，再來一個自然會更好，既然他已經打算懲治貪腐了，不如做個徹底，以後留下的名聲也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地方上，孫秉德的方法參照的就是六部現在的做法，大虞地方衙門維繫日常開支的銀子都是自給自足的，朝廷不會給一個銅板，地方怎麼用朝廷也管不著，這也就造成地方上貪腐反而比六部更多，有些地方還天高皇帝遠的，根本不知道內部都成了什麼樣。
現在地方上銀子開支要和六部一樣在年末時做一份預算，上報朝廷，之後每多支一項銀子就要再次上報，保證收支明晰，而這一內容也會算在地方官員的政績考察中，有上報不及時，收支不明的，政績考察將有很大影響。
為了推行這第二個新政，孫秉德又忙碌了許久，至少前三年是都沒得空，和六部一樣，要五六年才能穩定下來，順道看看效果，對弊端也要及時填補。
謝如琢照樣沒有插手這一新政，左右是好處多於壞處的事，有人願意奔波勞累，他樂得清閒，而且孫秉德一忙起來，就沒空和他較勁了，日子更是舒暢不已。
不過孫秉德與杜若的爭鋒是一直都在，自杜若調回兵部後，兩人的爭鋒可稱是徹底抬上了台前，平日在朝堂上免不了你來我往地互相使點絆子，但也沒有誰完全壓倒另一方。
隆興十三年，內閣空缺三人，其中就包括了韓臻，他因為家中田地的一點小事被言官抓住把柄做了文章，又有杜若一派的官員在背後動作，最後韓臻主動提出致仕，回家養老了，杜若毫無懸念地升任兵部尚書，在廷推中入閣，成為大虞開國以來最年輕的一位閣臣。
一旦入閣，內閣商議時就有了否決的權利，孫秉德和杜若的爭鋒也日漸緊張。
但誰都看出來了，這一局，孫秉德輸定了，或許他自己也明白，只是不願認輸。
連韓臻都致仕還鄉了，當年與他一起入閣的閣臣也都已年老，可跟隨杜若的那批人卻逐漸成長，站到了朝堂的中樞之位，在這之後，也會湧進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大虞的朝堂終究在歲月的流逝中換了血。
這是註定的結局，當初孫秉德沒有拴住杜若，就得不了年輕官員的心，在這局棋中就註定無法贏到最後，可細細想來，他在這個位置上也坐了十幾年，似乎真要說輸，也只是輸給了時間。
隆興十五年六月，孫秉德上奏致仕，告老還鄉。
謝如琢對此並不意外，為此還做做樣子地和他來了個三拒三請，最後終於無可奈何地答應，親自設宴為他踐行，賜了他一座宅子和許多金銀，挑選三大營騎兵護送他衣錦還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