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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權威得不到確立，國家治理就會變得非常困難。怎麼辦？執政黨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須讓司法相對獨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體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反映了法律的現實情況。就是說，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體現在法律層面，但這可以通過控制立法來達到。如果執政黨不滿足於某一法律，那麼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廢除法律，當然，也可以就新的情況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就必須讓專業法律人員來司法。如果把這個過程也政治化了，執政黨和人民之間就失去了寶貴的中間地帶。司法相對獨立是中國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國家制度的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法治。
法治、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沿著這些已經出現的改革話語前行。無論是自由派的幻想主義還是左派的恐懼主義，都沒有出路。今天，無論左派還是自由派，都可以動員到一定的力量來阻礙任何一項他們不認可的政治改革。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黨的領導高層對政治改革不能達成共識，而屈從於空洞的爭論，那麼只能延誤改革，造成不堪的後果。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0年10月11日
中國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在人們意識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時，更應當深刻認識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來，人們認為，中國今天的爭論已經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改什麼、如何改革的問題。道理很簡單，任何政治制度，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都要進行改革，而改革意味著要對現存的制度加以改進或者改善，使之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來中國的發展表明，人們在這兩個層面實際上都缺少共識，就是說，無論是領導層還是社會，不僅對政治改革要改革什麼、如何改革沒有共識，就連要不要改革都沒有共識。各級政府官員，側重點似乎都在“不要做什麼”，而不是“要做什麼”。這是令人擔憂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線圖，即“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這兩方面不但沒有具有實質性的進步，就連共識也在弱化。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首先在于思想層面的兩個極端的“誤解”。一些人認為，改革只是像中國那樣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經完善。因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們傾向於認為西方式民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這種思想最顯著地體現在激進的自由主義（民主）派那裡，他們否定中國現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視為是制度重建，即從現存制度轉型成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過，實際經驗並不支持這種看法。無論是西方成熟民主、發展中國家不成熟民主政治還是屬於其他政體的國家，都需要改革。今天，從歐洲及北美國家、日本到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呼籲政治改革。在一些國家，改革屬於制度改進。在另一些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人們則意識到，他們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民主，經過多年實踐之後並不適合自己，需要進行比較大的改革。非民主國家也在改革，探索適應其國家現狀的政治制度。所以，認為西方的制度是終極的制度並不確切，西方的制度本身也還在演變。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進也是多元的，那種認為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會演變成為西方式民主結構的單一線性的歷史發展觀，並不符合歷史的事實。
與此相反，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已經足夠健全，沒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開放以來，“改革”一詞包含著積極進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義，但現在，其含義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在這些人眼中，“改革”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了。一種越來越普遍的官方觀點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需變化，它能夠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越來越自信。這種思想最顯著地表現在激進的左派身上。他們認為中國現存制度遠較西方的制度優越，中國應當把“中國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廣。
思想分裂與對立越來越甚
這兩種對立觀點的存在使得中間立場難以生存。這可以明顯地從中國社會對溫家寶總理有關政治改革的談話的對立反應中看出。自去年“兩會”之後，溫家寶總理多次談論政治改革。作為執政者，意識到現存體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自然，讓人們驚訝的倒是中國社會對此作出的對立反應。激進自由派對溫家寶的講話作了自由主義的過度解讀，而左派很自然對此作了相反的解讀。圍繞著溫家寶數次強調普世價值，自由派藉此來推動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則竭力否認任何普世價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國社會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的分裂和對立，可以說越來越明顯。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意識形態對立背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對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大趨勢。從改革的意識形態、議程、政策制定到執行，各個環節都受制於既得利益。這些年來，中國並不缺乏各方面的變化，但這些變化都由各種既得利益所操控。這些變化很難說是“改革”，因為它們只有利於增進各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對執政黨整體、社會和國家利益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經非常強大，它們能夠有效推動有利於自己的利益的變化，同時有能力阻礙任何不利於自身的改革。一旦當某一改革理念被認為不利於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群起而圍之。
法治、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沿著這些已經出現的改革話語前行。無論是自由派的幻想主義還是左派的恐懼主義，都沒有出路。今天，無論左派還是自由派，都可以動員到一定的力量來阻礙任何一項他們不認可的政治改革。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黨的領導高層對政治改革不能達成共識，而屈從於空洞的爭論，那麼只能延誤改革，造成不堪的後果。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0年10月11日
中國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在人們意識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時，更應當深刻認識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來，人們認為，中國今天的爭論已經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改什麼、如何改革的問題。道理很簡單，任何政治制度，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都要進行改革，而改革意味著要對現存的制度加以改進或者改善，使之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來中國的發展表明，人們在這兩個層面實際上都缺少共識，就是說，無論是領導層還是社會，不僅對政治改革要改革什麼、如何改革沒有共識，就連要不要改革都沒有共識。各級政府官員，側重點似乎都在“不要做什麼”，而不是“要做什麼”。這是令人擔憂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線圖，即“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這兩方面不但沒有具有實質性的進步，就連共識也在弱化。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首先在于思想層面的兩個極端的“誤解”。一些人認為，改革只是像中國那樣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經完善。因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們傾向於認為西方式民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這種思想最顯著地體現在激進的自由主義（民主）派那裡，他們否定中國現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視為是制度重建，即從現存制度轉型成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過，實際經驗並不支持這種看法。無論是西方成熟民主、發展中國家不成熟民主政治還是屬於其他政體的國家，都需要改革。今天，從歐洲及北美國家、日本到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呼籲政治改革。在一些國家，改革屬於制度改進。在另一些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人們則意識到，他們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民主，經過多年實踐之後並不適合自己，需要進行比較大的改革。非民主國家也在改革，探索適應其國家現狀的政治制度。所以，認為西方的制度是終極的制度並不確切，西方的制度本身也還在演變。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進也是多元的，那種認為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會演變成為西方式民主結構的單一線性的歷史發展觀，並不符合歷史的事實。
與此相反，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已經足夠健全，沒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開放以來，“改革”一詞包含著積極進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義，但現在，其含義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在這些人眼中，“改革”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了。一種越來越普遍的官方觀點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需變化，它能夠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越來越自信。這種思想最顯著地表現在激進的左派身上。他們認為中國現存制度遠較西方的制度優越，中國應當把“中國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廣。
思想分裂與對立越來越甚
這兩種對立觀點的存在使得中間立場難以生存。這可以明顯地從中國社會對溫家寶總理有關政治改革的談話的對立反應中看出。自去年“兩會”之後，溫家寶總理多次談論政治改革。作為執政者，意識到現存體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自然，讓人們驚訝的倒是中國社會對此作出的對立反應。激進自由派對溫家寶的講話作了自由主義的過度解讀，而左派很自然對此作了相反的解讀。圍繞著溫家寶數次強調普世價值，自由派藉此來推動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則竭力否認任何普世價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國社會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的分裂和對立，可以說越來越明顯。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意識形態對立背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對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大趨勢。從改革的意識形態、議程、政策制定到執行，各個環節都受制於既得利益。這些年來，中國並不缺乏各方面的變化，但這些變化都由各種既得利益所操控。這些變化很難說是“改革”，因為它們只有利於增進各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對執政黨整體、社會和國家利益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經非常強大，它們能夠有效推動有利於自己的利益的變化，同時有能力阻礙任何不利於自身的改革。一旦當某一改革理念被認為不利於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群起而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