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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方面的民主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國試驗著。就是說，有無奧運會，中國政治都會發生變化。畢竟，經過了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中國也應當直面民主化的問題了，並且從國際經驗看，直面這個問題要比迴避這個問題有效得多。但奧運會的確可以從多方面推進中國的政治變革。奧運會反映出中國現存體制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只要領導層具備足夠的政治意願和意志，就可以動員和集中資源，繞過各種既得利益，促成一項事業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為執政黨的一個事業，那麼人們有理由相信這個事業也能成功。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8年9月16日
中國的政治改革向何處去？
各種跡象表明，目前中國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永恆話題。基本上，上世紀80年代處於探索時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後，中國走上了“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個90年代，經濟改革是中國的主體性改革，在本世紀初十六大之後，社會改革又成為主體性改革。
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成為主體性改革，並不是說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儘管80年代政治改革不順利，但領導層始終並沒有放棄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為政治改革的目標；十七大更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徑和方法，即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或者社會民主。根據這些既定目標，人們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為法治（或者憲政）垣黨內民主垣人民民主（或者社會民主）。
中國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觀點
儘管實際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無論是改革話語還是實踐層面，中國社會對政治改革的共識似乎越來越少。從近年來“左”、“右”兩派的爭論及其爭論對改革進程的影響來說，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類似鄧小平“南巡”之前“左”、“右”兩派對“市場經濟”的爭論的交織時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長期以來對政治改革處於無謂的爭論之中。儘管兩派的觀點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樣，兩邊針對的都是同一個“稻草人”。自由派一談政治改革總離不開西方式“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他們把西方的體制看成是普世的。他們看到了中國的問題，簡單地以為一旦選擇西方道路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或者形象一些說，他們是看著蘋果（西方）罵橘子（中國），認為橘子沒有救了，只有把橘子變成蘋果才好。所以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把“橘子”變成“蘋果”。（應該指出，他們中的一些也真誠相信“橘子”可以變成“蘋果”。）
左派的觀點剛好相反。他們立場明確，反對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這個陣營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懼症”。一旦談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臨大敵。左派從心理上抵禦民主，認為民主僅僅屬於西方，中國並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針對中國的一個“大陰謀”。（應當說，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對西方式民主，但並不反對民主的創新。）
在很大程度上，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都在脫離中國現實而空談。自由派不看中國現實，牢牢抱著西方的民主教條。左派同樣沒有看到中國所面臨的政治改革壓力，看不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過於簡單，為了和西方爭口氣（爭奪話語權），就不想面對中國體制的局限性，過分強調中國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而刻意忽視這個模式存在的問題。
兩派的爭論似乎顯得越來越空，越來越情緒化。實際的問題在於，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就很難維持現存體制。最嚴重的是，不進則退，而中國實際上並不存在這樣一條退路。
空談誤國，情緒誤國。今天的局面要求人們拋棄並不存在的“稻草人”，實事求是，回到改革開放早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道路。政治改革如何進行必須著眼於中國現實。只有正視政治改革問題，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義上，籠統地談論政治改革已經變得無濟於事。
黨政改革未盡全功
實際上，從中國本身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程來看，已經有相當多的經驗供人們參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內容。政治改革的含義遠比民主化廣，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種國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進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選舉民主、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等等。對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讓人們看到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了解先做什麼，後做什麼，怎樣才能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
鄧小平1980年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體制的建設，到今天仍然沒有完成。就政治體制的建設來說，政治改革仍然存在著巨大的空間。例如黨政關係問題，這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問題。80年代提出黨政分開或者分工，但並不成功。後來不提了，但並不是說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了。
經過多年的改革，中國共產黨從理論上已經從革命黨轉型成為執政黨，但實際上還是一個行政黨。在一般意義上，所謂的執政黨就是黨產生一個政府，產生政府後讓政府執政。而在中國，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黨親自執政。黨過度捲入行政事務，導致政治事務的“荒廢”。這是執政黨作為改革主體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為黨本身過度捲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經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專業精神。執政黨如果繼續忙於行政，不能確立主導政治事務的體制，而政府的專業水平不能提高，那麼黨政糾紛只能導致總體制度的繼續弱化。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8年9月16日
中國的政治改革向何處去？
各種跡象表明，目前中國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永恆話題。基本上，上世紀80年代處於探索時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後，中國走上了“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個90年代，經濟改革是中國的主體性改革，在本世紀初十六大之後，社會改革又成為主體性改革。
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成為主體性改革，並不是說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儘管80年代政治改革不順利，但領導層始終並沒有放棄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為政治改革的目標；十七大更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徑和方法，即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或者社會民主。根據這些既定目標，人們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為法治（或者憲政）垣黨內民主垣人民民主（或者社會民主）。
中國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觀點
儘管實際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無論是改革話語還是實踐層面，中國社會對政治改革的共識似乎越來越少。從近年來“左”、“右”兩派的爭論及其爭論對改革進程的影響來說，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類似鄧小平“南巡”之前“左”、“右”兩派對“市場經濟”的爭論的交織時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長期以來對政治改革處於無謂的爭論之中。儘管兩派的觀點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樣，兩邊針對的都是同一個“稻草人”。自由派一談政治改革總離不開西方式“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他們把西方的體制看成是普世的。他們看到了中國的問題，簡單地以為一旦選擇西方道路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或者形象一些說，他們是看著蘋果（西方）罵橘子（中國），認為橘子沒有救了，只有把橘子變成蘋果才好。所以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把“橘子”變成“蘋果”。（應該指出，他們中的一些也真誠相信“橘子”可以變成“蘋果”。）
左派的觀點剛好相反。他們立場明確，反對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這個陣營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懼症”。一旦談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臨大敵。左派從心理上抵禦民主，認為民主僅僅屬於西方，中國並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針對中國的一個“大陰謀”。（應當說，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對西方式民主，但並不反對民主的創新。）
在很大程度上，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都在脫離中國現實而空談。自由派不看中國現實，牢牢抱著西方的民主教條。左派同樣沒有看到中國所面臨的政治改革壓力，看不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過於簡單，為了和西方爭口氣（爭奪話語權），就不想面對中國體制的局限性，過分強調中國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而刻意忽視這個模式存在的問題。
兩派的爭論似乎顯得越來越空，越來越情緒化。實際的問題在於，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就很難維持現存體制。最嚴重的是，不進則退，而中國實際上並不存在這樣一條退路。
空談誤國，情緒誤國。今天的局面要求人們拋棄並不存在的“稻草人”，實事求是，回到改革開放早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道路。政治改革如何進行必須著眼於中國現實。只有正視政治改革問題，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義上，籠統地談論政治改革已經變得無濟於事。
黨政改革未盡全功
實際上，從中國本身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程來看，已經有相當多的經驗供人們參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內容。政治改革的含義遠比民主化廣，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種國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進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選舉民主、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等等。對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讓人們看到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了解先做什麼，後做什麼，怎樣才能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
鄧小平1980年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體制的建設，到今天仍然沒有完成。就政治體制的建設來說，政治改革仍然存在著巨大的空間。例如黨政關係問題，這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問題。80年代提出黨政分開或者分工，但並不成功。後來不提了，但並不是說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了。
經過多年的改革，中國共產黨從理論上已經從革命黨轉型成為執政黨，但實際上還是一個行政黨。在一般意義上，所謂的執政黨就是黨產生一個政府，產生政府後讓政府執政。而在中國，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黨親自執政。黨過度捲入行政事務，導致政治事務的“荒廢”。這是執政黨作為改革主體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為黨本身過度捲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經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專業精神。執政黨如果繼續忙於行政，不能確立主導政治事務的體制，而政府的專業水平不能提高，那麼黨政糾紛只能導致總體制度的繼續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