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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從歷史上看，奧運會在發達國家舉辦和在發展中國家舉辦，人們的政治期待從來就是不一樣的。對發達國家，人們更多關注的是奧運會對舉辦城市發展的意義，包括交通、環境和城市基礎設施等；但如果奧運會在發展中國家舉辦，那麼除了這些平常的關注點外，還會特別附加政治期待，例如政治開放、透明和民主化。這一點從前是這樣，以後還會是這樣。
很難想像，一次像奧運會這樣的國際盛會就能立即促使中國這個巨型國家發生激進的政治變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難想像，如一些西方評論家所認為的，奧運會的成功反而會強化中國政治的權威主義性質。奧運會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舉辦促成了那些國家的政治變革，包括中國的兩個鄰居，即日本和韓國。從較為長遠的觀點來看，在這一點上中國也不會例外。就是說，中國不可能因為奧運會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問題。儘管很多人還在爭論中國的政治體制能否民主化的問題，但實際上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問題，而是民主化的進程是一個和平的過程還是一個充滿暴力的過程。如何進行一場平穩的民主化，是中國今後很長一段時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堅戰。
2008是中國市民社會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問題上，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會增加得很快。在經濟和國際社會接軌之後，中國也必須考慮政治的接軌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包括亞洲一些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西方式的民主並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礎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顯然，中國政治對很多國家尤其是先進發達的民主國家來說還是“異類”，他們對這個“異類”及其所包含的所謂的“不確定性”存在著擔憂。中國目前所有的各種政治話語，無論是官方的還是社會的，都不能解釋為什麼現存的體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種體制和平共存的。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呈現出民主化的趨勢，但由於各種原因，中國內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現中國和其他體制的不同性質。這在一定程度上在繼續加劇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猜疑。當然，中國領導層對這樣一個事實不是沒有意識到，前些年黨內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過要改變執政黨的名稱。不過，這樣做顯然沒有現實性。
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動力並非來自外部，而是內部，就是說，改革是為了回應內部而非外部的壓力。奧運會的成功舉行表明中國政治已經到了變革的時期。中國的經濟改革和開放與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同時進行，這構成了中國經濟和國際接軌的巨大動力。儘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還有待深入，但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已經融入國際經濟秩序。一個開放的經濟為開放的社會奠定了基礎。現今中國社會遠較很多民主國家開放。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進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嘆為觀止。
很多人已經注意到，2008年可以被稱為中國市民社會年。在四川地震期間，誕生了成千上萬個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組織或者志願組織，而奧運會期間又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無數志願組織。無論以何種方式產生，這些組織都扮演了關鍵角色。這表明中國社會力量在很快成熟，並且能夠在國家的社會生活中成為中堅力量。毋庸置疑，社會力量的崛起和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有緊密的關聯，這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在一個貧窮的社會，很難會出現大量的志願者。
民主互動離不開法律基礎
開放的經濟和開放的社會必然具有政治意義。中國正面臨巨大的內部壓力促成政治過程的開放。實際上，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現在的政治過程已經相當開放。執政黨這些年來一直在努力調整執政的社會基礎，這使得各社會階層包括新興私營企業家階層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政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群體參與政治很不均衡，弱勢社會群體的參與包括農民工仍然微弱。
社會的政治參與不僅僅關乎公民權利，更關乎政權的重建。通過基於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參與來重新改造政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對基層政權尤其如此。這些年來基層政權呈現出黑社會化的趨勢，這和政權權力總是在不同層級政府之間流動，而沒有賦權給社會（包括媒體）有關。如果基層政權的這個趨勢不能阻止，整個政權就會失去基礎。而賦權社會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說，社會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權利實現的途徑，也是政權重構的途徑。
同樣重要的是黨內民主速度需要加快。黨內民主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為了防止黨內權力濫用，也是為了黨員的政治參與權利。民主的基本意義就是競爭，通過競爭來選拔優秀領導人。從這個角度看，黨內競爭不可避免。這些年裡，中共在不同層級進行了黨內民主試驗，但如何規制黨內民主，進行有序競爭仍然是個大問題。制度建設得好，黨內競爭有助於黨內團結；如果建設得不好，就會增加黨內衝突。
但無論是社會民主還是黨內競爭都需要以憲政民主為依託，也就是法治。憲政是一個國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礎。無論是執政黨與社會力量的互動、各種社會力量間的互動還是黨內不同成員間的互動，都需要以法律為基礎。
很難想像，一次像奧運會這樣的國際盛會就能立即促使中國這個巨型國家發生激進的政治變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難想像，如一些西方評論家所認為的，奧運會的成功反而會強化中國政治的權威主義性質。奧運會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舉辦促成了那些國家的政治變革，包括中國的兩個鄰居，即日本和韓國。從較為長遠的觀點來看，在這一點上中國也不會例外。就是說，中國不可能因為奧運會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問題。儘管很多人還在爭論中國的政治體制能否民主化的問題，但實際上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問題，而是民主化的進程是一個和平的過程還是一個充滿暴力的過程。如何進行一場平穩的民主化，是中國今後很長一段時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堅戰。
2008是中國市民社會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問題上，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會增加得很快。在經濟和國際社會接軌之後，中國也必須考慮政治的接軌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包括亞洲一些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西方式的民主並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礎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顯然，中國政治對很多國家尤其是先進發達的民主國家來說還是“異類”，他們對這個“異類”及其所包含的所謂的“不確定性”存在著擔憂。中國目前所有的各種政治話語，無論是官方的還是社會的，都不能解釋為什麼現存的體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種體制和平共存的。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呈現出民主化的趨勢，但由於各種原因，中國內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現中國和其他體制的不同性質。這在一定程度上在繼續加劇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猜疑。當然，中國領導層對這樣一個事實不是沒有意識到，前些年黨內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過要改變執政黨的名稱。不過，這樣做顯然沒有現實性。
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動力並非來自外部，而是內部，就是說，改革是為了回應內部而非外部的壓力。奧運會的成功舉行表明中國政治已經到了變革的時期。中國的經濟改革和開放與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同時進行，這構成了中國經濟和國際接軌的巨大動力。儘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還有待深入，但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已經融入國際經濟秩序。一個開放的經濟為開放的社會奠定了基礎。現今中國社會遠較很多民主國家開放。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進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嘆為觀止。
很多人已經注意到，2008年可以被稱為中國市民社會年。在四川地震期間，誕生了成千上萬個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組織或者志願組織，而奧運會期間又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無數志願組織。無論以何種方式產生，這些組織都扮演了關鍵角色。這表明中國社會力量在很快成熟，並且能夠在國家的社會生活中成為中堅力量。毋庸置疑，社會力量的崛起和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有緊密的關聯，這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在一個貧窮的社會，很難會出現大量的志願者。
民主互動離不開法律基礎
開放的經濟和開放的社會必然具有政治意義。中國正面臨巨大的內部壓力促成政治過程的開放。實際上，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現在的政治過程已經相當開放。執政黨這些年來一直在努力調整執政的社會基礎，這使得各社會階層包括新興私營企業家階層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政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群體參與政治很不均衡，弱勢社會群體的參與包括農民工仍然微弱。
社會的政治參與不僅僅關乎公民權利，更關乎政權的重建。通過基於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參與來重新改造政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對基層政權尤其如此。這些年來基層政權呈現出黑社會化的趨勢，這和政權權力總是在不同層級政府之間流動，而沒有賦權給社會（包括媒體）有關。如果基層政權的這個趨勢不能阻止，整個政權就會失去基礎。而賦權社會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說，社會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權利實現的途徑，也是政權重構的途徑。
同樣重要的是黨內民主速度需要加快。黨內民主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為了防止黨內權力濫用，也是為了黨員的政治參與權利。民主的基本意義就是競爭，通過競爭來選拔優秀領導人。從這個角度看，黨內競爭不可避免。這些年裡，中共在不同層級進行了黨內民主試驗，但如何規制黨內民主，進行有序競爭仍然是個大問題。制度建設得好，黨內競爭有助於黨內團結；如果建設得不好，就會增加黨內衝突。
但無論是社會民主還是黨內競爭都需要以憲政民主為依託，也就是法治。憲政是一個國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礎。無論是執政黨與社會力量的互動、各種社會力量間的互動還是黨內不同成員間的互動，都需要以法律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