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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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描繪的對象，是我的父親。此處想要記下撰寫本書的動機與過程。
構成本書基礎的訪談，是從二〇一三年五月開始，一直進行到當年十二月為止。與我一同進行訪談的，是一位曾經採訪過印尼殘留日本兵，並將其經歷寫成傳記的新進現代史家林英一。
林氏的出道作品《殘留日本兵的實情》（作品社，二〇〇七年）是他的畢業論文。當時擔任他指導教授的我，對曾經寫過上述作品的林氏，提起自己父親曾有過西伯利亞的戰俘經驗，當時提議，請他務必聽聽我父親的故事，這便是本書的開端。
第一次的訪談，在稍微不得要領的狀況下結束了。最大的原因是我父親訴說的內容，涉及範圍太廣。當時不僅對父親的西伯利亞拘留情形十分感興趣，而且對於他對戰爭之前的商店街生活與戰後不斷輾轉的日子仍保有如此翔實的記憶，更感到訝異。
因此我便考慮，應當訪談各個不同時代，如果能加入政治與經濟的背景說明作為補充，對歷史研究而言應該會具有相當的意義。在這個想法下，我對林氏提議，開始進行正式的訪談，而林氏也迅速答應下來，之後每兩周我們便前往父親位於八王子的住處，每次大約進行三小時的訪談。
我自己曾於撰寫《在日一世的記憶》[1]（集英社新書，二〇〇八年）時，做過進行訪談的計劃。而林氏本身也訪談過幾位原日本兵，因為兩人都有過採訪經驗，所以實際執行時並沒有遇到太大困難。
訪談作業的具體內容與程序如下：由我對父親進行提問，林氏負責以電腦記錄；接著當天我會針對林氏製作的筆記進行潤飾整理，之後再與當時的錄音相互對照，做成原稿；而後再將原稿交給父親過目，確認相關事實並加以訂正。
父親實際上缺了一邊的肺，長時間說話容易疲勞；不過關於這點，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卻是不可多得的敘述者。父親的記憶不僅鮮明，談話內容也相當有系統，不至於偏離主題。而且他又是心思異常縝密的人，沒有竄改自己的記憶，能夠把當時的實際感受與看法，率直而不加修飾地告訴聽者。甚至訪談過多人的林氏都表示，很少見過類似的受訪者。
而父親具備的觀察能力，往往令我們感到驚奇。例如本書第一章提到他的哥哥輝一，在談到高圓寺的祭典上配合《東京舞曲》慶典歌曲敲擊太鼓的話題時，父親說：“這種曲調的風行，或許也說明了東京市內已經聚集了許多來自各地方的人們吧。”“配合《東京舞曲》敲擊太鼓”這個事實，與“已經聚集了許多來自各地方的人們”這樣的社會背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洞察。加上對於自己哥哥的回憶，往往容易加入大量的情感，能在敘述中抽離自己的情感描述客觀事實，並非一般人所能辦到。父親並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具備這種能力，只能說是天生的，或者是自行訓練出來的吧。類似這種觀察力與客觀的態度，在本書中隨處可見。
在某種意義上，父親是個性格淡薄的人。對於悲慘的經驗，以旁觀者的語調述說戲劇性的經過時，絕對不會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保持一貫冷靜客觀的態度，偶爾摻雜著幽默談論事實。
借用父親的說法，就是“實際經歷過這些的人，就是如此”。然而是否任誰都會這麼表現，我無從判斷。只有談到軍隊入伍、和外祖父母道別時，表達上有些停頓，除此之外沒有出現類似的狀況。這些事情對父親而言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即便在爭取戰後賠償之際，他也都是以淡淡的口吻闡述自己的回憶。
這種性格的人物作為口述歷史的主述者，相當值得信賴。可是，類似這種人物，也很少寫下自己的切身體驗。會留下個人史記錄的人，往往是擁有相當學歷與文筆能力的階層，特別是擁有自己強烈想法的人居多。前者的敘述往往只能表達某一階層的觀點，後者則又欠缺客觀的視角。父親不屬於任何一類，而且實際上，對於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幾乎完全沒有留下任何書面記錄。
如前所述，首次進行訪談時，我還沒有計劃要把訪談寫成文章，但在一連串的談話後，我的初衷改變了。之後我取得林君的許可，開始撰寫本書，並先於《世界》雜誌二〇一四年十月號至二〇一五年六月號進行連載。如此一來，幫助不書寫、不曾留下記錄的人，為後世留下他們應被傳承的記憶，我認為這是一位歷史研究者應當扮演的角色。
＊
本書中描寫的我父親的經歷，稱得上當時普通“日本人”的人生經歷嗎？這也牽涉本書的學術性意義，但確實相當難回答。暫且不提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戰後的賠償訴訟中與朝鮮人原日本兵列為共同原告的事例，大概沒有第二個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有人會評價說“這並非普通人的生活”。
但所謂的“普通人”究竟是什麼？在日本的話，或許是所謂的“上班族”吧。可是，從統計學的意義來看，這個族群在日本歷史上從未成為最多數的一群。即便如此，“上班族”是一般普通人的生活狀態，這樣的錯覺仍流布於整個戰後時代。
舉一個例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之後改拍成電影，由山口瞳撰寫的小說《江分利滿先生的優雅生活》。男主角與我父親一樣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年齡設定與昭和年數一致（昭和幾年就是幾歲）。主角的名字取“最普通的一般人”之意，所以叫作“江分利滿”[2]。
本書描繪的對象，是我的父親。此處想要記下撰寫本書的動機與過程。
構成本書基礎的訪談，是從二〇一三年五月開始，一直進行到當年十二月為止。與我一同進行訪談的，是一位曾經採訪過印尼殘留日本兵，並將其經歷寫成傳記的新進現代史家林英一。
林氏的出道作品《殘留日本兵的實情》（作品社，二〇〇七年）是他的畢業論文。當時擔任他指導教授的我，對曾經寫過上述作品的林氏，提起自己父親曾有過西伯利亞的戰俘經驗，當時提議，請他務必聽聽我父親的故事，這便是本書的開端。
第一次的訪談，在稍微不得要領的狀況下結束了。最大的原因是我父親訴說的內容，涉及範圍太廣。當時不僅對父親的西伯利亞拘留情形十分感興趣，而且對於他對戰爭之前的商店街生活與戰後不斷輾轉的日子仍保有如此翔實的記憶，更感到訝異。
因此我便考慮，應當訪談各個不同時代，如果能加入政治與經濟的背景說明作為補充，對歷史研究而言應該會具有相當的意義。在這個想法下，我對林氏提議，開始進行正式的訪談，而林氏也迅速答應下來，之後每兩周我們便前往父親位於八王子的住處，每次大約進行三小時的訪談。
我自己曾於撰寫《在日一世的記憶》[1]（集英社新書，二〇〇八年）時，做過進行訪談的計劃。而林氏本身也訪談過幾位原日本兵，因為兩人都有過採訪經驗，所以實際執行時並沒有遇到太大困難。
訪談作業的具體內容與程序如下：由我對父親進行提問，林氏負責以電腦記錄；接著當天我會針對林氏製作的筆記進行潤飾整理，之後再與當時的錄音相互對照，做成原稿；而後再將原稿交給父親過目，確認相關事實並加以訂正。
父親實際上缺了一邊的肺，長時間說話容易疲勞；不過關於這點，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卻是不可多得的敘述者。父親的記憶不僅鮮明，談話內容也相當有系統，不至於偏離主題。而且他又是心思異常縝密的人，沒有竄改自己的記憶，能夠把當時的實際感受與看法，率直而不加修飾地告訴聽者。甚至訪談過多人的林氏都表示，很少見過類似的受訪者。
而父親具備的觀察能力，往往令我們感到驚奇。例如本書第一章提到他的哥哥輝一，在談到高圓寺的祭典上配合《東京舞曲》慶典歌曲敲擊太鼓的話題時，父親說：“這種曲調的風行，或許也說明了東京市內已經聚集了許多來自各地方的人們吧。”“配合《東京舞曲》敲擊太鼓”這個事實，與“已經聚集了許多來自各地方的人們”這樣的社會背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洞察。加上對於自己哥哥的回憶，往往容易加入大量的情感，能在敘述中抽離自己的情感描述客觀事實，並非一般人所能辦到。父親並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具備這種能力，只能說是天生的，或者是自行訓練出來的吧。類似這種觀察力與客觀的態度，在本書中隨處可見。
在某種意義上，父親是個性格淡薄的人。對於悲慘的經驗，以旁觀者的語調述說戲劇性的經過時，絕對不會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保持一貫冷靜客觀的態度，偶爾摻雜著幽默談論事實。
借用父親的說法，就是“實際經歷過這些的人，就是如此”。然而是否任誰都會這麼表現，我無從判斷。只有談到軍隊入伍、和外祖父母道別時，表達上有些停頓，除此之外沒有出現類似的狀況。這些事情對父親而言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即便在爭取戰後賠償之際，他也都是以淡淡的口吻闡述自己的回憶。
這種性格的人物作為口述歷史的主述者，相當值得信賴。可是，類似這種人物，也很少寫下自己的切身體驗。會留下個人史記錄的人，往往是擁有相當學歷與文筆能力的階層，特別是擁有自己強烈想法的人居多。前者的敘述往往只能表達某一階層的觀點，後者則又欠缺客觀的視角。父親不屬於任何一類，而且實際上，對於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幾乎完全沒有留下任何書面記錄。
如前所述，首次進行訪談時，我還沒有計劃要把訪談寫成文章，但在一連串的談話後，我的初衷改變了。之後我取得林君的許可，開始撰寫本書，並先於《世界》雜誌二〇一四年十月號至二〇一五年六月號進行連載。如此一來，幫助不書寫、不曾留下記錄的人，為後世留下他們應被傳承的記憶，我認為這是一位歷史研究者應當扮演的角色。
＊
本書中描寫的我父親的經歷，稱得上當時普通“日本人”的人生經歷嗎？這也牽涉本書的學術性意義，但確實相當難回答。暫且不提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戰後的賠償訴訟中與朝鮮人原日本兵列為共同原告的事例，大概沒有第二個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有人會評價說“這並非普通人的生活”。
但所謂的“普通人”究竟是什麼？在日本的話，或許是所謂的“上班族”吧。可是，從統計學的意義來看，這個族群在日本歷史上從未成為最多數的一群。即便如此，“上班族”是一般普通人的生活狀態，這樣的錯覺仍流布於整個戰後時代。
舉一個例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之後改拍成電影，由山口瞳撰寫的小說《江分利滿先生的優雅生活》。男主角與我父親一樣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年齡設定與昭和年數一致（昭和幾年就是幾歲）。主角的名字取“最普通的一般人”之意，所以叫作“江分利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