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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說內容描述的卻是住在大型電機公司的員工住宅，過著大企業正式員工生活的人。如本書提及的，能過這種生活的人，占當時勞動人口的一成不到。將這種生活想像為一般人的平均生活，恐怕是因為購讀該書的人多屬都市中產階級，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大學畢業後成為上班族”的人，理由或許就這麼簡單。
另一方面，與都市中產階層相對照，還存在另一種印象，也就是位於地方的農民才是真正的“庶民”階層。但自一九五〇年代開始，農民在統計數字上也不再是人數最多的族群。此外，如果單純把居住於農村的人都稱作農民，那我父親在戰後的某一時期也曾經居住於農村。
如本書內容所闡明的一般，父親走過留下的足跡，即便他本人未曾意識到，但大致都沿著同時代日本社會的發展軌跡邁進。即便如此，父親也屢屢做出與同時代多數人不同的選擇與舉動。如此說來，父親的行跡，與“多數人”或“平均”有著什麼樣的相對關係？
對此，我如此思考。人的一生，在所有的場合中都屬於“多數人”的人，並不存在。社會學上稱脫離“多數人”的行為為“異常行為”（deviance）。但是，一輩子從未做出異常行為的人，恐怕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了。
人們大體上都過著不顯眼、可稱之為“平凡”的生活。但一生之中總會經歷幾次危機，並且做出英雄式的舉動。只是同時從大範圍來看，仍受到同時代社會性脈絡的規制。
而這樣的情況，才是所謂“平均”的多數人。從這個意義來看，本書中刻畫的父親軌跡，屬於非常“平均”的一群。
換個說法，也可以如此形容。若只是抽出危機時的經驗，或者英雄性的瞬間來看，不論描繪的對象是個人還是集團，都無法描繪出時代整體的樣態。當然，只描繪日常性的生活，也無法刻畫時代整體狀況。只有通過綜合性地把握全體，在同時代的社會性脈絡中找出定位，才可能完成立體性的歷史描述。
如前所述，本書描述的人物，並非擁有高學歷的都市中產階層。從此點看來，本書便屬於“不被記錄的多數人”的生活史。但同時本書內容也沒有僅注重戰爭與訴訟等戲劇性的部分，而是將其當作整體的一部分，做出綜合性的記述，這也是本書值得一讀之處。人類的行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動搖與偏差，但同時又受到全體結構的規制。本書中我所描寫的，正是父親個人體驗過的動搖，以及規制他行為的東亞歷史。這裡所指的東亞不僅是日本，也包含了蘇聯、中國大陸與台灣、韓國。即便在日本，也與許多地方、各種階層、諸般政策有所關聯。本書的意圖，即在嘗試通過單一人物的細部描寫，藉以窺見整體樣貌。
＊
實際上，我在二〇〇三年也曾經對父親做過訪談。但當時只請教了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過。對於戰前與戰後的生活，當時還不關心。此外雖然問起西伯利亞拘留經驗，但仍缺乏探究戰俘營經營、蘇聯方面社會背景的視角。這部分雖然也是父親的經歷，但卻不是當時的我能通過訪談引導出來的回憶。
所謂的記憶，會在敘述者與聽者間產生相互作用。如果聽眾沒有提問的能力，便無法引導出敘述者的回憶。如前所述，本書受益於優秀的敘述者，因此才得以成立。不過另一方面，作為提問者的我，因為擁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識與更廣泛的關心，大概也起到不少互補作用吧。
要說理所當然，也確實如此，通過本書的訪談，更加拉近了父親與我的關係。彼此間共通的話題增加，也讓我更容易理解父親言行背後的意義。而且通過講述過往的事情，那段時間父親的臉上又閃耀起了當年上班時的光輝，對我而言這也是一種單純的喜悅。大概對父親來說，能夠有人熱心傾聽自己的經驗，他也感到相當開心吧。
不過這種情況，缺乏聽者的努力也無法發生。這不僅是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皆然，許多人的經驗與記憶，都在缺乏傾聽者的情形下就這麼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親戚，或者近鄰、同事，光是願意側耳傾聽這些回憶，就具有相當的意義。
而且對聽者而言，可以獲得比敘述者更多的收穫。因為人類存在的證據，就只存在於與他人、與過去的互動之中。
對人類來說，不明白自己為何生存於此，便會產生不安。市場上雖然提供了各種形式的商品來撫慰這種不安，但通過與周圍的互動、對話，建構人際關係，比起被動的瞬間性購買行為，能夠提供更多收穫，也是可以讓效果為持久的方法。
再次重複強調，所謂的記憶，是通過聽者與敘述者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所謂的歷史，也屬於此類相互作用的形態之一。將傾聽對方的聲音、努力賦予其意義的行為，稱之為“歷史”應該也不為過。
對於過去的事實與經驗，通過聽者的努力，賦予其意義，才能使其長久存續。如果不這麼做，事實與經驗便會消失，側耳傾聽這個聲音的人，也會失去自己的立足點。此二者中該選擇何者，應由活於當下的人擔負起責任。
父親終將過世，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但能夠做的，便是傾聽父親的經歷，賦予其意義，使其長久存續。這是生活於當下的我們所能辦到的事情，也是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處理的事情。我的願望便是，讀者諸君們也能藉由閱讀本書的經驗，開始試著參與這樣的努力。
另一方面，與都市中產階層相對照，還存在另一種印象，也就是位於地方的農民才是真正的“庶民”階層。但自一九五〇年代開始，農民在統計數字上也不再是人數最多的族群。此外，如果單純把居住於農村的人都稱作農民，那我父親在戰後的某一時期也曾經居住於農村。
如本書內容所闡明的一般，父親走過留下的足跡，即便他本人未曾意識到，但大致都沿著同時代日本社會的發展軌跡邁進。即便如此，父親也屢屢做出與同時代多數人不同的選擇與舉動。如此說來，父親的行跡，與“多數人”或“平均”有著什麼樣的相對關係？
對此，我如此思考。人的一生，在所有的場合中都屬於“多數人”的人，並不存在。社會學上稱脫離“多數人”的行為為“異常行為”（deviance）。但是，一輩子從未做出異常行為的人，恐怕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了。
人們大體上都過著不顯眼、可稱之為“平凡”的生活。但一生之中總會經歷幾次危機，並且做出英雄式的舉動。只是同時從大範圍來看，仍受到同時代社會性脈絡的規制。
而這樣的情況，才是所謂“平均”的多數人。從這個意義來看，本書中刻畫的父親軌跡，屬於非常“平均”的一群。
換個說法，也可以如此形容。若只是抽出危機時的經驗，或者英雄性的瞬間來看，不論描繪的對象是個人還是集團，都無法描繪出時代整體的樣態。當然，只描繪日常性的生活，也無法刻畫時代整體狀況。只有通過綜合性地把握全體，在同時代的社會性脈絡中找出定位，才可能完成立體性的歷史描述。
如前所述，本書描述的人物，並非擁有高學歷的都市中產階層。從此點看來，本書便屬於“不被記錄的多數人”的生活史。但同時本書內容也沒有僅注重戰爭與訴訟等戲劇性的部分，而是將其當作整體的一部分，做出綜合性的記述，這也是本書值得一讀之處。人類的行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動搖與偏差，但同時又受到全體結構的規制。本書中我所描寫的，正是父親個人體驗過的動搖，以及規制他行為的東亞歷史。這裡所指的東亞不僅是日本，也包含了蘇聯、中國大陸與台灣、韓國。即便在日本，也與許多地方、各種階層、諸般政策有所關聯。本書的意圖，即在嘗試通過單一人物的細部描寫，藉以窺見整體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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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在二〇〇三年也曾經對父親做過訪談。但當時只請教了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過。對於戰前與戰後的生活，當時還不關心。此外雖然問起西伯利亞拘留經驗，但仍缺乏探究戰俘營經營、蘇聯方面社會背景的視角。這部分雖然也是父親的經歷，但卻不是當時的我能通過訪談引導出來的回憶。
所謂的記憶，會在敘述者與聽者間產生相互作用。如果聽眾沒有提問的能力，便無法引導出敘述者的回憶。如前所述，本書受益於優秀的敘述者，因此才得以成立。不過另一方面，作為提問者的我，因為擁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識與更廣泛的關心，大概也起到不少互補作用吧。
要說理所當然，也確實如此，通過本書的訪談，更加拉近了父親與我的關係。彼此間共通的話題增加，也讓我更容易理解父親言行背後的意義。而且通過講述過往的事情，那段時間父親的臉上又閃耀起了當年上班時的光輝，對我而言這也是一種單純的喜悅。大概對父親來說，能夠有人熱心傾聽自己的經驗，他也感到相當開心吧。
不過這種情況，缺乏聽者的努力也無法發生。這不僅是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皆然，許多人的經驗與記憶，都在缺乏傾聽者的情形下就這麼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親戚，或者近鄰、同事，光是願意側耳傾聽這些回憶，就具有相當的意義。
而且對聽者而言，可以獲得比敘述者更多的收穫。因為人類存在的證據，就只存在於與他人、與過去的互動之中。
對人類來說，不明白自己為何生存於此，便會產生不安。市場上雖然提供了各種形式的商品來撫慰這種不安，但通過與周圍的互動、對話，建構人際關係，比起被動的瞬間性購買行為，能夠提供更多收穫，也是可以讓效果為持久的方法。
再次重複強調，所謂的記憶，是通過聽者與敘述者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所謂的歷史，也屬於此類相互作用的形態之一。將傾聽對方的聲音、努力賦予其意義的行為，稱之為“歷史”應該也不為過。
對於過去的事實與經驗，通過聽者的努力，賦予其意義，才能使其長久存續。如果不這麼做，事實與經驗便會消失，側耳傾聽這個聲音的人，也會失去自己的立足點。此二者中該選擇何者，應由活於當下的人擔負起責任。
父親終將過世，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但能夠做的，便是傾聽父親的經歷，賦予其意義，使其長久存續。這是生活於當下的我們所能辦到的事情，也是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處理的事情。我的願望便是，讀者諸君們也能藉由閱讀本書的經驗，開始試著參與這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