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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大」到什麼程度？
無法用數字來體現，但有形象。和這位作家幾乎是同時代的另一位世界級大作家，海明威，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叫《吉力馬札羅山頂的雪》，小說有個題記是這樣說的：「吉力馬札羅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巔終年積雪。其西高峰叫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廟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經風乾凍僵的豹子的屍體。豹子到這樣高寒的地方去幹什麼，沒有人作出過解釋。」
有人解釋說，這隻豹子就是作家。
我認為，這隻豹子是所有挑戰人類極限者的象徵，當然也包括作家在內。極限是什麼？是無知，是無底，是無邊無際的寬大，深不見底的深淵，是從已有開始，向未有挑戰。為了說清楚問題，我們不妨牽強一點地說，劉翔挑戰了人類跨欄的速度，愛因斯坦挑戰了人類理解物質世界的高度和寬度，曹雪芹挑戰了人類開掘情感世界的深度和亮度。劉翔和愛因斯坦的「功勞」不言而喻，曹雪芹有那麼偉大嗎？我認為有的，他的偉大在於無形地改變了我們無形的內部，看不見的精神深處。比如，秋天來了，各種花朵開始在寒風中凋謝，這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司空見慣，我們可能根本不會去理會它，熟視無睹。但是，對一個看過《紅樓夢》的人來說，他可能會因此想到林妹妹淒婉地葬花，進而想到你的某年某月，戀人的遠去，愛情的離散，或者相似和一些物是人非的淒涼景象。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我要下個結論：科學家讓我們對身體之外的世界——物質世界——越來越了解，占有的也是越來越多，遼闊的地球正在變成一個村莊，我們在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幾十年後，我們去太空觀光旅行也許並不比今天我從成都到蘇州複雜多少；那麼是誰讓我們對身體內部——精神世界——越來越了解，進入得越來越深，占有得越來越多？
毫無疑問，是作家，詩人，藝術家——這些人。
據說一個人的心只有四兩重，肥大一點的大概也不會有一斤吧，但它構成的世界就像我們置身的這個世界一樣，也是無垠的。這些人——作家，詩人，藝術家，就像那隻凍死在吉力馬札羅山頂的豹子一樣，想探究「無垠的心」到底有多遠、多深、多寬、多大。這是一件有點兒荒唐的事情，因為它對我們生存沒有實際意義。白雪皚皚的山頂，沒有食物和溫暖，豹子去那兒幹什麼？豹子肯定不會去的，即使去了，當發現那兒既沒有食物也沒有溫暖後，也會馬上掉頭下山。所以，這不是一隻真正的豹子，它是象徵，是有些人的象徵。這些人不甘現狀，向遠方走去，世界因為他們的「不甘」而變得更加迷人，精彩，遼闊，寬廣，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他們自己卻因此可能變得更加孤獨、苦難，甚至付出生命。因為他們走在了雪線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凍和饑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聽不見市聲，寂寞，孤獨，恐懼，期待，都是超常的。
問題是沒人強迫他們過這種日子，這是他們自己願意的，他們被一個夢想迷惑、吸引，他們跟著夢想走，跟影子說話，在想像的世界裡尋找激情，追求樂處。跟這種人一起生活當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他們是「神經病」，喜歡自作多情，自找麻煩。所以，如果我們理智，我們應該遠離他們，不要跟他們結婚、生子，相濡以沫。但我也在想，如果一個人僅僅只有理智，而沒有情感，這種人我也是不願跟她生活一輩子的，哪怕她能帶我上天堂的天堂。從某種意義上，如果沒有情感，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天堂，但那可能不過是一個簡陋的地洞，幸福的生活可能也不過是粗糙的存在而已。那麼如果從情感的角度來講，我覺得他們——作家、詩人、藝術家們——應該得到我們的尊敬和愛，因為正是他們讓我們的內心變得更加豐富，細膩，生動，多彩。要知道，我們的情感不是天生就那麼豐富多彩的，今天的豐富多彩是因為有無數的「他們」做了無數的夢，登上了無數冰雪肆虐的無人之地，跟無數的風影一般的「影子」喋喋不休過。
毫無疑問，寫作會讓作家變得多愁善感。正如寫作會讓作家變得多愁善感一樣，閱讀文學作品也會讓我們變得感情更加豐富，心靈的感覺敏感起來，細膩起來，生動起來，因為花謝而憂傷。學會憂傷，從某種角度講不是一件好事情，所謂憂從識字起。但難道我們的生命就是為了無憂嗎？要無憂其實很容易的，就像死是容易的一樣。對我們來說，難的是生，是活著，是像一個人一樣地活著，有思想，有尊嚴，有情感，有追求，有意義，有憂喜。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感謝作家，詩人，藝術家，他們代代相傳、年復一年、日積月累地照亮了我們內心的一個個死角，拓寬了我們內心四面八方的邊沿。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活著不是為了多吃一口飯，我們追求榮華富貴也不是為了披金戴銀，而是像賈寶玉一樣有聲有色地活著——而說到底，你的這個並不高貴和高明的追求和願望也是作家們給予的。
我深感現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覺，也正在失去做夢的權利。現在的年代太喧鬧，太生硬，太虛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造……我們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們追求物質和更多的物質。我經常在想，我們是不是可以讓自己變得輕盈一點，乾淨一點，簡單一點，明朗一點，真實一點？而文學的存在，正是為了提醒大家：夢想比現實更永久，輕盈的內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當你和林黛玉與賈寶玉們一起相處一陣後，你也許不禁會自問，難道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嗎？其實我們需要的並不多。有時候我想，今天的我們，真正需要的也許就是去結識一位作家，去打開一本書，那裡也許有比飛翔還輕的東西，有比鈔票還要值錢的紙張，有比愛情更真切的愛，比生命更寶貴的情和理。
現在我想給大家介紹認識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妻子不會做夢而離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經生活在我們的萬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馬拉度納的國土上，現在也許就在我們身邊——他去世了，屍骨埋在瑞士日內瓦的墓土裡，靈氣也許會隨風飄蕩，漂洋過海，飄到我們身邊，他就是被世人譽為「作家中的作家」博爾赫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說，他首先是個讀者，其次是個詩人，然後才是散文和小說家。現在我們來看他的一首詩，這一首題名叫《一個薩克森人》，是這樣寫的：第20節 他帶來了那些基本的詞語
時間會把它們組成的語言
抬舉為莎士比亞的音樂：
夜與晝，水與火，色彩與金屬……
我認為，這幾句詩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詞語創造了一個神奇、偉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深信你們一定會發現——找到——一個形象，一個故事，一種意味，甚至是一句話，能讓你們在喧囂的塵世中暫時停下自己匆忙的腳步，傾聽一下自己內心的聲音，並重新找回自己做夢的權利。這在今天看來似乎不算什麼，但最終它也許比什麼都重要。
2008年3月11日
《紅高粱》：叛亂的狂歡
那些年，我們中的很多人的記憶都被一部叫做《紅高粱》的小說和電影給籠罩了。時隔二十多年，我的一位年輕的朋友說：《紅高粱》啊，講什麼記不清了，只記得一片血腥的高粱地和在高粱地里亂搞的事兒。他說的是真話，性與暴力，是很多人關於那部電影和小說的集體記憶。他毫不掩飾對這個眼下「習以為常」的詞語的不屑，但對我，對每一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知道這個詞語對於當年的文學寫作是一種什麼樣的意義。我覺得，那意義也許就像我們剛剛經歷的汶川特大地震。
一向不擅對作品作評點，特別是對於《紅高粱》這樣一部擁有自己的「解釋史」的作品，你會發現，所有聰明的話、深刻的話、漂亮的話，甚至荒謬和自相矛盾的話都已經被說過了。一部作品的閱讀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個變化的評判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時代的影子，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在這一階段的困惑、探索與痛苦。1986年，我們剛開始接觸拉美文學，家族敘事和魔幻主義成為我們心中文學創新的樣板；「人的解放」，「個人自由」，成為我們這代人新的價值觀；我們隱約感覺到，十七年紅色經典所講述的革命與國家的歷史與當時的政治話語並非那麼和諧……莫言的《紅高粱》在這些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用性與欲望代替階級鬥爭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因，以土匪的視角解構了教科書的抗戰史敘事，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紅高粱》的寫作方式，絕不僅僅是莫言自稱的要抵達「歷史的某種真實」，而是歷史為什麼竟會以這樣的方式講述。很多人都會對父母的情史有極強的窺探欲，對物質財富有隱秘的搶奪欲，這並不奇怪，哲學家說人們都喜歡問「我從哪裡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裡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絕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欲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本。
這是《紅高粱》被讀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調。但我卻驚訝地發現，二十多年後的這次重讀，是一次冰涼的相遇，它遠沒有我記憶中的那麼焦躁和熾熱。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憂鬱和詩意的。它同時具有文和野的兩個方面，或者說，它的蠻力與激情之後，隱藏著對於戰爭、死亡與人性的詩意表達。只是這一面，在文學史和批評史的敘事裡被輕輕抹去了。也許是對於50~70年代革命歷史敘事太過不滿，當時的評論家有一種經典化的急迫，而這種急迫表現在放大莫言與以往敘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歡化的「民間」立場，比如拉美風的魔幻主義，卻有意或無意地遺忘和疏漏了另一個重要傳統——來自俄羅斯和前蘇聯人道主義的戰爭敘事。莫言在回憶《紅高粱》的創作動因時曾說，他想寫戰爭中的人和人性，把戰爭當成「人類靈魂的實驗室」，其心中的典範是前蘇聯電影《第四十一》。這種人道主義的戰爭敘述，本來亦足以構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當時，在更為新鮮時髦的話語面前，批評界對此集體沉默，這足以看出那個時代人們追新求異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說，他曾按批評的方向自覺調整自己的寫作，比如更魔幻一點。這種時髦話題有多大程度上壓倒了文本本身？魔幻主義有沒有限制和抹殺了莫言的另一種可能性？為什麼他後來會更多地向漢語寫作自身的傳統後撤？批評總是不斷迎合「當下」的需求，卻忘記了這種「當下」總有一天也會變成歷史。一個作家的寫作史，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批評家不斷妥協和較勁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批評與寫作這種合謀與互動總比兩不相干要好，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能寫出如此優秀的作品，這不得不歸結於莫言天賦的才華。我是說，莫言不可思議地找到了自己個性化的表達方式，他的既肉感又靈性、既粗糲又細膩、既熾熱又蒼涼、既蠻野又優美的「狂歡化」文體，開創了一個時代的文?疆域和記憶。
無法用數字來體現，但有形象。和這位作家幾乎是同時代的另一位世界級大作家，海明威，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叫《吉力馬札羅山頂的雪》，小說有個題記是這樣說的：「吉力馬札羅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巔終年積雪。其西高峰叫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廟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經風乾凍僵的豹子的屍體。豹子到這樣高寒的地方去幹什麼，沒有人作出過解釋。」
有人解釋說，這隻豹子就是作家。
我認為，這隻豹子是所有挑戰人類極限者的象徵，當然也包括作家在內。極限是什麼？是無知，是無底，是無邊無際的寬大，深不見底的深淵，是從已有開始，向未有挑戰。為了說清楚問題，我們不妨牽強一點地說，劉翔挑戰了人類跨欄的速度，愛因斯坦挑戰了人類理解物質世界的高度和寬度，曹雪芹挑戰了人類開掘情感世界的深度和亮度。劉翔和愛因斯坦的「功勞」不言而喻，曹雪芹有那麼偉大嗎？我認為有的，他的偉大在於無形地改變了我們無形的內部，看不見的精神深處。比如，秋天來了，各種花朵開始在寒風中凋謝，這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司空見慣，我們可能根本不會去理會它，熟視無睹。但是，對一個看過《紅樓夢》的人來說，他可能會因此想到林妹妹淒婉地葬花，進而想到你的某年某月，戀人的遠去，愛情的離散，或者相似和一些物是人非的淒涼景象。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我要下個結論：科學家讓我們對身體之外的世界——物質世界——越來越了解，占有的也是越來越多，遼闊的地球正在變成一個村莊，我們在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幾十年後，我們去太空觀光旅行也許並不比今天我從成都到蘇州複雜多少；那麼是誰讓我們對身體內部——精神世界——越來越了解，進入得越來越深，占有得越來越多？
毫無疑問，是作家，詩人，藝術家——這些人。
據說一個人的心只有四兩重，肥大一點的大概也不會有一斤吧，但它構成的世界就像我們置身的這個世界一樣，也是無垠的。這些人——作家，詩人，藝術家，就像那隻凍死在吉力馬札羅山頂的豹子一樣，想探究「無垠的心」到底有多遠、多深、多寬、多大。這是一件有點兒荒唐的事情，因為它對我們生存沒有實際意義。白雪皚皚的山頂，沒有食物和溫暖，豹子去那兒幹什麼？豹子肯定不會去的，即使去了，當發現那兒既沒有食物也沒有溫暖後，也會馬上掉頭下山。所以，這不是一隻真正的豹子，它是象徵，是有些人的象徵。這些人不甘現狀，向遠方走去，世界因為他們的「不甘」而變得更加迷人，精彩，遼闊，寬廣，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他們自己卻因此可能變得更加孤獨、苦難，甚至付出生命。因為他們走在了雪線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凍和饑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聽不見市聲，寂寞，孤獨，恐懼，期待，都是超常的。
問題是沒人強迫他們過這種日子，這是他們自己願意的，他們被一個夢想迷惑、吸引，他們跟著夢想走，跟影子說話，在想像的世界裡尋找激情，追求樂處。跟這種人一起生活當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他們是「神經病」，喜歡自作多情，自找麻煩。所以，如果我們理智，我們應該遠離他們，不要跟他們結婚、生子，相濡以沫。但我也在想，如果一個人僅僅只有理智，而沒有情感，這種人我也是不願跟她生活一輩子的，哪怕她能帶我上天堂的天堂。從某種意義上，如果沒有情感，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天堂，但那可能不過是一個簡陋的地洞，幸福的生活可能也不過是粗糙的存在而已。那麼如果從情感的角度來講，我覺得他們——作家、詩人、藝術家們——應該得到我們的尊敬和愛，因為正是他們讓我們的內心變得更加豐富，細膩，生動，多彩。要知道，我們的情感不是天生就那麼豐富多彩的，今天的豐富多彩是因為有無數的「他們」做了無數的夢，登上了無數冰雪肆虐的無人之地，跟無數的風影一般的「影子」喋喋不休過。
毫無疑問，寫作會讓作家變得多愁善感。正如寫作會讓作家變得多愁善感一樣，閱讀文學作品也會讓我們變得感情更加豐富，心靈的感覺敏感起來，細膩起來，生動起來，因為花謝而憂傷。學會憂傷，從某種角度講不是一件好事情，所謂憂從識字起。但難道我們的生命就是為了無憂嗎？要無憂其實很容易的，就像死是容易的一樣。對我們來說，難的是生，是活著，是像一個人一樣地活著，有思想，有尊嚴，有情感，有追求，有意義，有憂喜。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感謝作家，詩人，藝術家，他們代代相傳、年復一年、日積月累地照亮了我們內心的一個個死角，拓寬了我們內心四面八方的邊沿。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活著不是為了多吃一口飯，我們追求榮華富貴也不是為了披金戴銀，而是像賈寶玉一樣有聲有色地活著——而說到底，你的這個並不高貴和高明的追求和願望也是作家們給予的。
我深感現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覺，也正在失去做夢的權利。現在的年代太喧鬧，太生硬，太虛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造……我們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們追求物質和更多的物質。我經常在想，我們是不是可以讓自己變得輕盈一點，乾淨一點，簡單一點，明朗一點，真實一點？而文學的存在，正是為了提醒大家：夢想比現實更永久，輕盈的內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當你和林黛玉與賈寶玉們一起相處一陣後，你也許不禁會自問，難道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嗎？其實我們需要的並不多。有時候我想，今天的我們，真正需要的也許就是去結識一位作家，去打開一本書，那裡也許有比飛翔還輕的東西，有比鈔票還要值錢的紙張，有比愛情更真切的愛，比生命更寶貴的情和理。
現在我想給大家介紹認識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妻子不會做夢而離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經生活在我們的萬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馬拉度納的國土上，現在也許就在我們身邊——他去世了，屍骨埋在瑞士日內瓦的墓土裡，靈氣也許會隨風飄蕩，漂洋過海，飄到我們身邊，他就是被世人譽為「作家中的作家」博爾赫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說，他首先是個讀者，其次是個詩人，然後才是散文和小說家。現在我們來看他的一首詩，這一首題名叫《一個薩克森人》，是這樣寫的：第20節 他帶來了那些基本的詞語
時間會把它們組成的語言
抬舉為莎士比亞的音樂：
夜與晝，水與火，色彩與金屬……
我認為，這幾句詩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詞語創造了一個神奇、偉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深信你們一定會發現——找到——一個形象，一個故事，一種意味，甚至是一句話，能讓你們在喧囂的塵世中暫時停下自己匆忙的腳步，傾聽一下自己內心的聲音，並重新找回自己做夢的權利。這在今天看來似乎不算什麼，但最終它也許比什麼都重要。
2008年3月11日
《紅高粱》：叛亂的狂歡
那些年，我們中的很多人的記憶都被一部叫做《紅高粱》的小說和電影給籠罩了。時隔二十多年，我的一位年輕的朋友說：《紅高粱》啊，講什麼記不清了，只記得一片血腥的高粱地和在高粱地里亂搞的事兒。他說的是真話，性與暴力，是很多人關於那部電影和小說的集體記憶。他毫不掩飾對這個眼下「習以為常」的詞語的不屑，但對我，對每一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知道這個詞語對於當年的文學寫作是一種什麼樣的意義。我覺得，那意義也許就像我們剛剛經歷的汶川特大地震。
一向不擅對作品作評點，特別是對於《紅高粱》這樣一部擁有自己的「解釋史」的作品，你會發現，所有聰明的話、深刻的話、漂亮的話，甚至荒謬和自相矛盾的話都已經被說過了。一部作品的閱讀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個變化的評判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時代的影子，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在這一階段的困惑、探索與痛苦。1986年，我們剛開始接觸拉美文學，家族敘事和魔幻主義成為我們心中文學創新的樣板；「人的解放」，「個人自由」，成為我們這代人新的價值觀；我們隱約感覺到，十七年紅色經典所講述的革命與國家的歷史與當時的政治話語並非那麼和諧……莫言的《紅高粱》在這些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用性與欲望代替階級鬥爭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因，以土匪的視角解構了教科書的抗戰史敘事，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紅高粱》的寫作方式，絕不僅僅是莫言自稱的要抵達「歷史的某種真實」，而是歷史為什麼竟會以這樣的方式講述。很多人都會對父母的情史有極強的窺探欲，對物質財富有隱秘的搶奪欲，這並不奇怪，哲學家說人們都喜歡問「我從哪裡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裡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絕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欲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本。
這是《紅高粱》被讀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調。但我卻驚訝地發現，二十多年後的這次重讀，是一次冰涼的相遇，它遠沒有我記憶中的那麼焦躁和熾熱。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憂鬱和詩意的。它同時具有文和野的兩個方面，或者說，它的蠻力與激情之後，隱藏著對於戰爭、死亡與人性的詩意表達。只是這一面，在文學史和批評史的敘事裡被輕輕抹去了。也許是對於50~70年代革命歷史敘事太過不滿，當時的評論家有一種經典化的急迫，而這種急迫表現在放大莫言與以往敘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歡化的「民間」立場，比如拉美風的魔幻主義，卻有意或無意地遺忘和疏漏了另一個重要傳統——來自俄羅斯和前蘇聯人道主義的戰爭敘事。莫言在回憶《紅高粱》的創作動因時曾說，他想寫戰爭中的人和人性，把戰爭當成「人類靈魂的實驗室」，其心中的典範是前蘇聯電影《第四十一》。這種人道主義的戰爭敘述，本來亦足以構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當時，在更為新鮮時髦的話語面前，批評界對此集體沉默，這足以看出那個時代人們追新求異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說，他曾按批評的方向自覺調整自己的寫作，比如更魔幻一點。這種時髦話題有多大程度上壓倒了文本本身？魔幻主義有沒有限制和抹殺了莫言的另一種可能性？為什麼他後來會更多地向漢語寫作自身的傳統後撤？批評總是不斷迎合「當下」的需求，卻忘記了這種「當下」總有一天也會變成歷史。一個作家的寫作史，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批評家不斷妥協和較勁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批評與寫作這種合謀與互動總比兩不相干要好，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能寫出如此優秀的作品，這不得不歸結於莫言天賦的才華。我是說，莫言不可思議地找到了自己個性化的表達方式，他的既肉感又靈性、既粗糲又細膩、既熾熱又蒼涼、既蠻野又優美的「狂歡化」文體，開創了一個時代的文?疆域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