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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不是根本的。如果僅僅是這樣，那我們只要看兩遍或三遍就解決問題了。問題是博爾赫斯的敘述還藏著更複雜、神秘的技巧，他敘述希望達到的效果，不是正常的設法讓讀者接近故事，而是遠離。準確地說是：接近了又遠離。他總是這樣迷惑讀者，先設法苦口婆心地給你製造一個東西，當這個東西造得無可挑剔、令你篤信無疑時，他突然又對你說：哎喲，這個東西原來不是這樣的，我可能把它弄錯了。我們不可能從他的敘述中抓住什麼，抓住了什麼，就要放掉什麼，結果最後我們手上依然是空空的。這樣，當他下回再向你轉達同一東西時，你不會覺得他在重複，只會覺得更來勁，感覺像又摸到了上次從你手上滑掉的「那條魚」。你以為這下一定會把它捉住，結果它又跑了，甚至跑得更遠。
也有些東西是不會跑的，它們就在你眼前，但你還是無法抓住，因為它們隨時都可能轉身離去，或者永遠亮在「玻璃的另一邊」。這又是博爾赫斯敘述的奇妙，他從來不通過把什麼推到很遠讓你抓不到（這就成神話或者童話了），相反，他常常把什麼都推到你的眼前，看上去一切都活蹦亂跳的，似乎伸手可及，卻又永遠抓不著。在這種事實面前，我們把他小說說成魔幻也好，迷宮也罷，甚至說成遊戲，都是可以理解的。難以理解的是，他的這一切不知從何而來，又不知從何而去。
坦率說，在這世上能讓我感到光榮和幸福的事情並不多，我甚至沒感到生活在愛情或金錢中是光榮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書籍中，我確實感到了光榮和幸福。十多年來，他飄洋過海伸出的手越來越親切又深刻地觸摸著我，溫暖著我，給了我各種各樣的願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獲得了某種伸展和靈敏。我就像棵不錯的樹，在對博氏作品不倦的閱讀和想像中長出了枝枝椏椏，長出了粗根龍鬚。有時候，我覺得他的書籍很像一位飽經風霜因而變得溫和善良又智多識廣的長者，與其在一起遠比跟一個驚驚乍乍的女人在一起更真實、更快樂，也更占有眼前的世界，和內心的自己。
希臘詩人埃利蒂斯說，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曾經推崇卡夫卡為我心中的英雄，但現在我心中還有一個英雄，他就是博爾赫斯。這位失了明卻依然長年蟄居在圖書館裡的文學大師，儘管和滿腹哀怨的卡夫卡有著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和熱情，可我感到他們是一種高度的對壘，是一種東西的正反面，就像國王和獅子、蛇和陰險的女人：他們在我心中具有相等的形象、相等的質量。
2000年8月19日完稿八大時間 1.1964年1月5日
這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了我。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別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生於何時，死於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於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云亦云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其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富陽是個默默無聞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邇（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迴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檐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嘆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著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只有兩層半，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著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像、石刻評頭論足，流連往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弄堂，也就是說，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怪的是，自從這棟紅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興旺的景象，日漸敗落下來。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神秘的「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穌，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嘰嘰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里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穌保佑他，而且耶穌也確實保佑了他。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只有一個，是獨子。但有了耶穌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儘管有四個兒子，孫子卻也只有七個。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著），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穌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而我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於時勢的原因，雖然滿心想投靠耶穌重振家業，卻又不敢。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穌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於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振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的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內。於是10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像，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經久的疑懼和抗爭，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深地的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里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不過，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開學的。我覺得正月里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里藏著壓歲錢和蘇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嘰，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兩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乾爹乾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回來做襯衣。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侮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里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要幹嗎。我說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也有些東西是不會跑的，它們就在你眼前，但你還是無法抓住，因為它們隨時都可能轉身離去，或者永遠亮在「玻璃的另一邊」。這又是博爾赫斯敘述的奇妙，他從來不通過把什麼推到很遠讓你抓不到（這就成神話或者童話了），相反，他常常把什麼都推到你的眼前，看上去一切都活蹦亂跳的，似乎伸手可及，卻又永遠抓不著。在這種事實面前，我們把他小說說成魔幻也好，迷宮也罷，甚至說成遊戲，都是可以理解的。難以理解的是，他的這一切不知從何而來，又不知從何而去。
坦率說，在這世上能讓我感到光榮和幸福的事情並不多，我甚至沒感到生活在愛情或金錢中是光榮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書籍中，我確實感到了光榮和幸福。十多年來，他飄洋過海伸出的手越來越親切又深刻地觸摸著我，溫暖著我，給了我各種各樣的願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獲得了某種伸展和靈敏。我就像棵不錯的樹，在對博氏作品不倦的閱讀和想像中長出了枝枝椏椏，長出了粗根龍鬚。有時候，我覺得他的書籍很像一位飽經風霜因而變得溫和善良又智多識廣的長者，與其在一起遠比跟一個驚驚乍乍的女人在一起更真實、更快樂，也更占有眼前的世界，和內心的自己。
希臘詩人埃利蒂斯說，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曾經推崇卡夫卡為我心中的英雄，但現在我心中還有一個英雄，他就是博爾赫斯。這位失了明卻依然長年蟄居在圖書館裡的文學大師，儘管和滿腹哀怨的卡夫卡有著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和熱情，可我感到他們是一種高度的對壘，是一種東西的正反面，就像國王和獅子、蛇和陰險的女人：他們在我心中具有相等的形象、相等的質量。
2000年8月19日完稿八大時間 1.1964年1月5日
這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了我。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別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生於何時，死於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於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云亦云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其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富陽是個默默無聞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邇（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迴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檐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嘆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著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只有兩層半，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著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像、石刻評頭論足，流連往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弄堂，也就是說，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怪的是，自從這棟紅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興旺的景象，日漸敗落下來。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神秘的「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穌，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嘰嘰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里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穌保佑他，而且耶穌也確實保佑了他。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只有一個，是獨子。但有了耶穌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儘管有四個兒子，孫子卻也只有七個。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著），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穌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而我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於時勢的原因，雖然滿心想投靠耶穌重振家業，卻又不敢。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穌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於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振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的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內。於是10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像，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經久的疑懼和抗爭，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深地的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里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不過，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開學的。我覺得正月里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里藏著壓歲錢和蘇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嘰，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兩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乾爹乾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回來做襯衣。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侮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里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要幹嗎。我說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