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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課堂上！
這個狗日的！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蔣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所以，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逃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反覆中我一再嘗到了被多數同學和老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個別老師寵愛的甜頭。
蔣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如果沒有這兩個太陽、天使，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因為自卑，做什麼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在都這樣的。少不更事的我並不知道，我的努力並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兩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百分之五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並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這些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云云。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後考上高中只有5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於險勝。儘管如此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樹葉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車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我屬於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兩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兒，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蔭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蔭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5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切，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5.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誌的出刊時間，雜誌的名字叫《崑崙》，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說，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鬆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里，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里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
他在寫小說！
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准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說。
這個狗日的！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蔣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所以，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逃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反覆中我一再嘗到了被多數同學和老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個別老師寵愛的甜頭。
蔣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如果沒有這兩個太陽、天使，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因為自卑，做什麼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在都這樣的。少不更事的我並不知道，我的努力並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兩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百分之五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並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這些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云云。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後考上高中只有5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於險勝。儘管如此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樹葉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車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我屬於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兩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兒，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蔭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蔭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5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切，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5.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誌的出刊時間，雜誌的名字叫《崑崙》，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說，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鬆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里，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里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
他在寫小說！
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准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