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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班除了課本之外，一般性的閱讀加重了許多，老師給的作業中還有回家看電視和閱報，上課時用閉路電視放無聲電影，角色由同學自選，映象一出來，我們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著劇情講德文配音——這個我最拿手。
“聽寫”就難了，不是書上的，不能預習，在一次一千多字有關社論的報紙文字聽寫考試中，一口氣給拼錯四十四個字。成績發下來，年輕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學便很悲傷，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進門摔下考卷便大哭起來。那一陣，壓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績，發現不該錯的小地方都拼錯了，便責備了我一頓。他也是求好心切，說到成績，居然加了一句——將來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這樣的德文，夠派什麼用場？連字都不會寫。
聽了這句話，我抱起書本，掉頭就走出了那個房間。心裡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沒有人要嫁給你呀！回到自己空虛的房間，長褲被雪濕到膝，趕快脫下來放在暖氣管上去烤。想到要寫家信，提起筆來，寫的當然是那場考壞了的聽寫，說對不起父母，寫到自己對於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筆將頭埋在雙臂里，不知再寫什麼，窗外冬日的枯樹上，每夜都停著一隻貓頭鷹，我一打開窗簾，它就怪嗥。此生對於這種鳥的聯想有著太多寂寞的回憶，想起來便不喜歡。
每天晚上，修補鞋子是天快亮時必然的工作。鞋底脫了不算，還有一個大洞。上學時，為著踏雪，總是在兩雙毛襪的裡面包住塑膠袋，出門去等公車時，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個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綁緊。等到進了城內，在學校轉彎處，快碰到同學時，彎腰把外層的塑膠袋取下來。為了好面子，那脫了底的鞋總當心的用一條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著，走起路來，別人看不出，可是那個洞，多少總滲進了雪水。進了教室立即找暖氣管的位置坐下來，去烤腳，雖然如此，仍是長了凍瘡。
同學們笑我為了愛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腳尺寸太小，在柏林買不到現成的靴，去問定做價格，也不是一個學生所花費得起的。自然，絕對不向父母去討這種費用，家信中也不會講的。
那天考壞了，被朋友數落了一頓，都沒有使我真正灰心，寫家信也沒有，做功課也照常，只是，當我上床之前，又去數橡皮筋預備明天上學時再用時，才趴在床沿，放開胸懷的痛哭起來。
很清楚的記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時候，學校說二十二日以後因為聖誕節，要放幾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約好，合出汽油錢，他開一半，我開一程，要由西柏林穿過東德境內，到西德漢諾瓦才分手，然後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國，車子由我開到西德南部一個德國家庭中去度節。我們講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動身。那時，由西柏林要返回東德去與家人團聚的車輛很多，邊境上的關口必然大排長龍，別人是德國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國的人，那本護照萬一臨時在關卡不給通過，就穿不過東德境內，而坐飛機去，又是不肯花機票錢的。
為了這事，那位與我同搭車的法國朋友心裡有些不情願，怕有了臨時的麻煩，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堅持在旅行之前，我應該先跑到東柏林城那邊的東德政府外交部去拿過境簽證。如果不給，就別去了。說來說去，就是為了省那張飛機票錢才弄出這麼多麻煩的。
米夏埃不常見到我，總在門上留條子，說如果再不去辦，就不肯一同開車去了。我看了條子也是想哭，心裡急得不得了，可是課業那麼重，哪有時間去東柏林。課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實在沒有時間，連睡覺都沒有時間，如何去辦手續？
心裡很怕一個人留在宿舍過節，怕那種已經太冷清的心情。“中國同學會”不是沒有，可是因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國男朋友，加上時間不夠，總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種不被認同的自卑心裡，便很少來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終於大哭特哭了一場。不過才是一個大孩子，擔負的壓力和孤寂都已是那個年齡的極限。坐得太久，那以後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經痛也是當時死釘在桌前弄出來的。而自己為什麼苦讀——雖然語文是我心摯愛的東西，仍然沒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許因為哭累了，睡過了頭，發覺桌上的小鍾指著十點，又急得要哭。抓了書本就往車站跑，跑的時候，鞋子一開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為坐骨的痛壓到神經，變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課是完了，趕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為何來，想成了呆子。站在車站牌下，眼看著一次又一次的班車走過，都沒有上車。
逃課好了，凍死也沒什麼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沒有再轉車，摸摸身上的護照和二十塊美金的月底生活費，將書在樹叢雪堆里一埋，上了去東柏林圍牆邊，可以申請進去的那條地下火車。
柏林本來是一個大城，英美法蘇在二次大戰後瓜分了它。屬於蘇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個城變為天涯海角，不過一牆相隔便是雙城了。
我下車的那個車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個關卡，如果提出申請，限定當日來回，是可以過去的。而東柏林的居民卻不可以過來。
那個車站是在東柏林，接受申請表格的就是東德的文職軍人了。
我們的護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隊之後，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機內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個小房間內去問，問什麼我不明白。總之面露喜色的人出來，大半是准進東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著會痛，又不敢亂走，怕聽不見喊人的名字，那兒，有一個辦公室是玻璃大窗的，無論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繞圈子，總覺得有一雙眼睛，由窗內的辦公桌上直射出來，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給釘著。
有人在專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機叫出我的名字來時，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了。我快步跑進小房間，密封的那一間，沒有窗，裡面坐著一位不笑的軍官。請坐，他說。我在他對面坐了下來。軍官衣著很整齊，臉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將那本護照向桌上輕輕一丟，說：“你知道這本護照的意義嗎？”我說我知道。他聽了便說：“那你為何仍來申請？我們不承認你的，不但不承認，而且你們的政策跟南韓一樣。現在我正式拒絕你的申請。”我看了他一眼，站起來，取回了護照，對他笑了一笑，說謝謝。那時的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動人的——任他是誰。
已經走出了門，那位軍官是心動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說：“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塊美金，參加有導遊帶的旅行團，我給你一個條子，這種護照也可以過去的。”
我說，我是要去你們東德的外交部，導遊會放人單獨行動嗎？再說，十五塊美金太貴了，我有，可是捨不得。說完我沒有再對那個人笑，就出來了。
決定逃學，決定死也可以，那麼不給過去東柏林也不是什麼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時間，突然出現了一大段空檔，回宿舍，不甘願，去逛街，只看不買不如不去，於是哪兒也沒有去，就在那個車站裡晃來晃去看人的臉。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種好比是放射光線一樣的感應，由一個人的眼裡不斷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會兒了，他還在看我。
等我繞到投幣拍快照片的小亭子邊時，那種感應更強了。一回身，發覺背後站著一位就如電影“雷恩的女兒”里那麼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軍官——當然是東德的。
“哦！你來了，終於。”我說。他的臉，一下子浮上了一絲很複雜的表情，但是溫柔。“晃來晃去，為什麼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個密封的審人室，說：“他們不給我進東柏林。”我們又說了一些話，說的是想先進去拿過境簽證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覺這個軍官的職位和知識都比裡面那個審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燒的眼睛，這個人那裡見過的？
事情很快解決了，台灣護照東德不承認，給發了一張對摺的臨時證。上面要寫明身高、眼色、發色、特徵等等——在填寫特徵時，我寫：牙齒不整齊。那叫它通行證的東西是白色的。說要拍張快照，我身上沒有零錢，那位軍官很快掏出了錢。一下子拍出來三張，公事用了兩張，另外一張眼看他放入貼心內袋，我沒說一個字，心裡受到了小小的震動，將眼光垂了下來。
排隊的人很長，一個一個放，慢慢的。那位幫我的軍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邊，一步一步的移。我們沒有再說話，時光很慢，卻捨不得那個隊伍快快的動。好似兩個人都是同樣的心情，可是我們不再說話了。
等到我過關卡時，軍官也跟了過來。一瞬間，已站在東柏林這一邊了。淒涼的街上，殘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換了一個時光，衣著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樣了。“好，我走了。”我說。那個軍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說了一句英文，他說：“你真美！”聽了這句話，突然有些傷感，笑著向他點點頭，伸出手來，說：“五點鐘，我就回來。可以再見的。”他說：“不，你進入東柏林是由這裡進，出來時是由城的另外一邊關口出去。問問路人，他們會告訴你的。外交部不遠，可以走去。我們是在這一邊上班的人，你五點回來時，不在我這裡了。”
“那，那麼我也走了。”我說。
我們沒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著。他，很深的眼睛，不知為什麼那麼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無力和悲傷。
就那麼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問人，路上有圍著白圍巾的青年，一路跟著要換西柏林馬克或美金，隨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絕得難過。
都快下班了，才問到簽證的櫃檯，也不存希望給或不給，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個離別時叫人落水的眼睛裡。
是東德，在東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種夢境，很朦朧的倦和說不出的輕愁。那本護照——台灣的，就如此繳了上去。
看護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兩下，就向身後的同事叫嚷，說：“喂！來看這本護照呀！蔣介石那邊來的。”人都圍上來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雙眼睛裡。隨便人們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蔣——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嘆了口氣。
“聽寫”就難了，不是書上的，不能預習，在一次一千多字有關社論的報紙文字聽寫考試中，一口氣給拼錯四十四個字。成績發下來，年輕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學便很悲傷，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進門摔下考卷便大哭起來。那一陣，壓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績，發現不該錯的小地方都拼錯了，便責備了我一頓。他也是求好心切，說到成績，居然加了一句——將來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這樣的德文，夠派什麼用場？連字都不會寫。
聽了這句話，我抱起書本，掉頭就走出了那個房間。心裡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沒有人要嫁給你呀！回到自己空虛的房間，長褲被雪濕到膝，趕快脫下來放在暖氣管上去烤。想到要寫家信，提起筆來，寫的當然是那場考壞了的聽寫，說對不起父母，寫到自己對於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筆將頭埋在雙臂里，不知再寫什麼，窗外冬日的枯樹上，每夜都停著一隻貓頭鷹，我一打開窗簾，它就怪嗥。此生對於這種鳥的聯想有著太多寂寞的回憶，想起來便不喜歡。
每天晚上，修補鞋子是天快亮時必然的工作。鞋底脫了不算，還有一個大洞。上學時，為著踏雪，總是在兩雙毛襪的裡面包住塑膠袋，出門去等公車時，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個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綁緊。等到進了城內，在學校轉彎處，快碰到同學時，彎腰把外層的塑膠袋取下來。為了好面子，那脫了底的鞋總當心的用一條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著，走起路來，別人看不出，可是那個洞，多少總滲進了雪水。進了教室立即找暖氣管的位置坐下來，去烤腳，雖然如此，仍是長了凍瘡。
同學們笑我為了愛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腳尺寸太小，在柏林買不到現成的靴，去問定做價格，也不是一個學生所花費得起的。自然，絕對不向父母去討這種費用，家信中也不會講的。
那天考壞了，被朋友數落了一頓，都沒有使我真正灰心，寫家信也沒有，做功課也照常，只是，當我上床之前，又去數橡皮筋預備明天上學時再用時，才趴在床沿，放開胸懷的痛哭起來。
很清楚的記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時候，學校說二十二日以後因為聖誕節，要放幾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約好，合出汽油錢，他開一半，我開一程，要由西柏林穿過東德境內，到西德漢諾瓦才分手，然後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國，車子由我開到西德南部一個德國家庭中去度節。我們講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動身。那時，由西柏林要返回東德去與家人團聚的車輛很多，邊境上的關口必然大排長龍，別人是德國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國的人，那本護照萬一臨時在關卡不給通過，就穿不過東德境內，而坐飛機去，又是不肯花機票錢的。
為了這事，那位與我同搭車的法國朋友心裡有些不情願，怕有了臨時的麻煩，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堅持在旅行之前，我應該先跑到東柏林城那邊的東德政府外交部去拿過境簽證。如果不給，就別去了。說來說去，就是為了省那張飛機票錢才弄出這麼多麻煩的。
米夏埃不常見到我，總在門上留條子，說如果再不去辦，就不肯一同開車去了。我看了條子也是想哭，心裡急得不得了，可是課業那麼重，哪有時間去東柏林。課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實在沒有時間，連睡覺都沒有時間，如何去辦手續？
心裡很怕一個人留在宿舍過節，怕那種已經太冷清的心情。“中國同學會”不是沒有，可是因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國男朋友，加上時間不夠，總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種不被認同的自卑心裡，便很少來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終於大哭特哭了一場。不過才是一個大孩子，擔負的壓力和孤寂都已是那個年齡的極限。坐得太久，那以後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經痛也是當時死釘在桌前弄出來的。而自己為什麼苦讀——雖然語文是我心摯愛的東西，仍然沒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許因為哭累了，睡過了頭，發覺桌上的小鍾指著十點，又急得要哭。抓了書本就往車站跑，跑的時候，鞋子一開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為坐骨的痛壓到神經，變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課是完了，趕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為何來，想成了呆子。站在車站牌下，眼看著一次又一次的班車走過，都沒有上車。
逃課好了，凍死也沒什麼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沒有再轉車，摸摸身上的護照和二十塊美金的月底生活費，將書在樹叢雪堆里一埋，上了去東柏林圍牆邊，可以申請進去的那條地下火車。
柏林本來是一個大城，英美法蘇在二次大戰後瓜分了它。屬於蘇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個城變為天涯海角，不過一牆相隔便是雙城了。
我下車的那個車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個關卡，如果提出申請，限定當日來回，是可以過去的。而東柏林的居民卻不可以過來。
那個車站是在東柏林，接受申請表格的就是東德的文職軍人了。
我們的護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隊之後，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機內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個小房間內去問，問什麼我不明白。總之面露喜色的人出來，大半是准進東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著會痛，又不敢亂走，怕聽不見喊人的名字，那兒，有一個辦公室是玻璃大窗的，無論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繞圈子，總覺得有一雙眼睛，由窗內的辦公桌上直射出來，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給釘著。
有人在專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機叫出我的名字來時，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了。我快步跑進小房間，密封的那一間，沒有窗，裡面坐著一位不笑的軍官。請坐，他說。我在他對面坐了下來。軍官衣著很整齊，臉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將那本護照向桌上輕輕一丟，說：“你知道這本護照的意義嗎？”我說我知道。他聽了便說：“那你為何仍來申請？我們不承認你的，不但不承認，而且你們的政策跟南韓一樣。現在我正式拒絕你的申請。”我看了他一眼，站起來，取回了護照，對他笑了一笑，說謝謝。那時的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動人的——任他是誰。
已經走出了門，那位軍官是心動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說：“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塊美金，參加有導遊帶的旅行團，我給你一個條子，這種護照也可以過去的。”
我說，我是要去你們東德的外交部，導遊會放人單獨行動嗎？再說，十五塊美金太貴了，我有，可是捨不得。說完我沒有再對那個人笑，就出來了。
決定逃學，決定死也可以，那麼不給過去東柏林也不是什麼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時間，突然出現了一大段空檔，回宿舍，不甘願，去逛街，只看不買不如不去，於是哪兒也沒有去，就在那個車站裡晃來晃去看人的臉。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種好比是放射光線一樣的感應，由一個人的眼裡不斷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會兒了，他還在看我。
等我繞到投幣拍快照片的小亭子邊時，那種感應更強了。一回身，發覺背後站著一位就如電影“雷恩的女兒”里那麼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軍官——當然是東德的。
“哦！你來了，終於。”我說。他的臉，一下子浮上了一絲很複雜的表情，但是溫柔。“晃來晃去，為什麼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個密封的審人室，說：“他們不給我進東柏林。”我們又說了一些話，說的是想先進去拿過境簽證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覺這個軍官的職位和知識都比裡面那個審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燒的眼睛，這個人那裡見過的？
事情很快解決了，台灣護照東德不承認，給發了一張對摺的臨時證。上面要寫明身高、眼色、發色、特徵等等——在填寫特徵時，我寫：牙齒不整齊。那叫它通行證的東西是白色的。說要拍張快照，我身上沒有零錢，那位軍官很快掏出了錢。一下子拍出來三張，公事用了兩張，另外一張眼看他放入貼心內袋，我沒說一個字，心裡受到了小小的震動，將眼光垂了下來。
排隊的人很長，一個一個放，慢慢的。那位幫我的軍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邊，一步一步的移。我們沒有再說話，時光很慢，卻捨不得那個隊伍快快的動。好似兩個人都是同樣的心情，可是我們不再說話了。
等到我過關卡時，軍官也跟了過來。一瞬間，已站在東柏林這一邊了。淒涼的街上，殘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換了一個時光，衣著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樣了。“好，我走了。”我說。那個軍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說了一句英文，他說：“你真美！”聽了這句話，突然有些傷感，笑著向他點點頭，伸出手來，說：“五點鐘，我就回來。可以再見的。”他說：“不，你進入東柏林是由這裡進，出來時是由城的另外一邊關口出去。問問路人，他們會告訴你的。外交部不遠，可以走去。我們是在這一邊上班的人，你五點回來時，不在我這裡了。”
“那，那麼我也走了。”我說。
我們沒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著。他，很深的眼睛，不知為什麼那麼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無力和悲傷。
就那麼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問人，路上有圍著白圍巾的青年，一路跟著要換西柏林馬克或美金，隨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絕得難過。
都快下班了，才問到簽證的櫃檯，也不存希望給或不給，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個離別時叫人落水的眼睛裡。
是東德，在東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種夢境，很朦朧的倦和說不出的輕愁。那本護照——台灣的，就如此繳了上去。
看護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兩下，就向身後的同事叫嚷，說：“喂！來看這本護照呀！蔣介石那邊來的。”人都圍上來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雙眼睛裡。隨便人們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蔣——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