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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都是樹——”我也不敢嚇她，可是怕大火來燒屋子。
黃昏時分的火光在暮色里衝出來了，村莊下的一口鐘這才、的敲得緊急。空氣里，滿天落塵飄下來，我們退到屋子裡去。關上了門窗，將巴洛瑪安頓好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看見出來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還算中年。夏依米的膝蓋在兩年前開過刀，裡面有鋼釘的，又胖，去了也沒有什麼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鏟子和鋤頭，覺得這些工具對待大火實在太弱了。就算去擋，只得二十幾個人。
我嗆著煙塵跑回去看巴洛瑪，她一個人把睡房的門鎖了躺在床上。“看見南和西撒沒有？”我問她。“沒有！好一會不見了！”巴洛瑪開始摸她的毛線披肩，急著要掙紮下來。“我去換球鞋，你留著，我跑——。”我脫掉了靴子，叫了一聲：“把門關好、當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見直升機在轉，也看見鄰近山區的人三三兩兩的低頭往火光處跑。寒冷的夜裡，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燒到泥巴路那個小橋邊來了。
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著，才看見原來有開山機一樣的大機器在壓樹林，大約兩百多個人用各種方法鋸火巷。那些人的身邊，不時落下燃燒著的小火枝。火光里，每個人都被襯成黑紙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動著。
“南——，西——撒——”我放開喉嚨向人群里喊。煙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嗆，鋸一回樹就奔到路上來喘氣。恨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來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來，不敢入火林去。
一個不認識的人給我一根大棍子，說：“你守路這邊，有小火種飛過來，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樹枝著火，那些頂端的不可能夠得到，路邊的小火也來不及打。女人們也來了，我們在這邊打大，男人深入那邊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總沒有回音。火，帶著一種恐怖的聲音，急惶惶的吞過來。
“林務局是死人呀！怎麼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麼沒有，十幾處在一起燒，他們來不及！”
一面罵一面打火，等到燒得最劇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對燒過去，那條火巷才隔出來了。
夜深了，村裡的女人，對著自己燒焦的樹林，嚎啕大哭起來。
想到巴洛瑪一個人在家，丟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來了，已經深夜兩點多，孩子沒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瑪也不哭，就這麼一句。說時兩張烏黑的臉就那麼進門來了。我走上去，捉過來就打，頭上身上給亂打，打完這個追來那個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頭蹲著。
那個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閣樓上的南，悄悄問我：“ＥＣＨＯ，你什麼時候走？”我說過幾天。他又說：“如果巴洛瑪死了，你來不來帶我和西撒一起去台灣？”我跑過去，將他連毯子一起抱在懷裡，下巴頂住他的頭，不說什麼。旁邊睡著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煙味。
“接是快樂的，送人沒有意思，我坐火車走。”我說。
巴洛瑪不講話，那天她一直沒有講話，把一條沙漠毯子摸出來，要我帶走。又寫了生辰八字，說平日不通信，這回到中國，一定要給算個命用西班牙文寫來。
講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車站趕火車去馬德里。然後我飛瑞士，回台灣了。
那個晚上，其實沒睡。將孩子的衣服、褲子都修補了一下，給廚房悄悄打掃乾淨，浴室也輕輕擦了一遍。回房數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餘的都簽好字放入一個信封里合上了。
這些，南都看我在燈下做，他很專注的盯住我看。我們不說話。
清晨六點二十的火車，出門時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裝上車，巴洛瑪用爬的爬到院子裡來。我跑過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臉，說：“親愛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會叫人餓死的。”她點點頭，在輕微的發抖，身上一件單睡袍。我親親她，問她看得見早晨的山林嗎，她說看不見。“我走了。”我輕聲說。她揮手叫我去，一隻手將身體掛在籬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霧裡，巴洛瑪的眼睛張著，沒有表情，好似在看著一片空茫的未來。
車門砰一下關了起來，我們開出小路，還看見巴洛瑪呆掛在那個門邊上，動也沒動。
強尼守在自家門口，也只得一個寡母和他相依為命，強尼看見車經過，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來。他的母親，包著永遠也不解下來的黑頭巾，出來拉兒子，白痴、瘋子的罵，也打得驚天動地。我們的車就這樣跑了。
橋頭邊等著的是貝尼，我下車，笑著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沒有別人。我們很自然的親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頰，我對他說：“好兄弟，我走了。”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聖像牌來送給我，說得很輕，說：“唉！親愛的妹妹，哪年再來啊？”不知哪年再來了，拍他一下，說：“走了！做個好牧人呀！”在小城幾乎無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來踱去的散步。他反反覆覆的講，希望過不久能有一個差事做，我啊啊的應著。天那麼涼，鐵軌看上去冰冷的。這不過是一個夏季的結束，到了冬天，這裡會是什麼樣子？
車來了，我將行李放上去。跳下來，跟夏依米緊緊的抱了一下，把那個前晚預備好的支票信封順手塞進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濕，就沒再講什麼，他的眼眶，也慢慢繞上了一圈淡紅。
“謝謝！”我說。他追了幾步，火車開了，我撲在車窗上向他揮手，直到那個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葉。
上面過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瑪的家人，在馬德里的，沒人接電話，打了數十次，電信局說那已是空號了。發電報也沒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國，寫信去小村莊，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說在小城的一個旅館終於找到了櫃檯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維持生活，不必再匯錢去。留下了旅館的電話號碼，叫我打去。
立即撥了長途電話，那邊接話的是一位小姐，問起夏依米，她叫了起來，喊著：“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ＥＣＨＯ，夏依米天天在掛念你。”我問：“那他人呢？為什麼沒有上班？”她說：“哎！很可憐的，旅館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員裁掉了。
巴洛瑪又突然發病，送去醫院，說是昨天送去了馬德里——”
傾城
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學”學生宿舍村裡面的一個獨立房間。所謂學生村，是由十數幢三層的小樓房，錯落的建築在一個近湖的小樹林中。
是以馬德里大學文哲學院的結業證書申請進入西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就讀的。在與學校當局面談之後，一切都似可通過了，只有語文一項的條件是零。學校要求我快速的去進“歌德語文學院”，如果在一年內能夠層層考上去，拿到高級德文班畢業證明書，便可進入自由大學開始念哲學。而宿舍，是先分配給我了。
“歌德學院”在德國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種性質，大半以文化交流為主，當然也可學習德文。在德國境內的“歌德”，不但學費極為昂貴，同時教學也採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課五六小時之外，回家的功課與背誦，在別的同學要花多少時間並不曉得，起碼我個人大約得釘在書桌前十小時。一天上課加夜讀的時間大約在十六、七個鐘點以上。當然，是極為用功的那種。別的同學念語文目的不及我來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親伏案工作來讀書的孩子。在這種壓力之下，心裡急著一個交代，而且，內心也是好強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課和作業一定要得滿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讀三個月之後，學校老師將我叫去錄音，留下了一份學校的光榮紀錄；一個三個月前連德語早安都不會講的青年，在三個月的教道訓練之後，請聽聽語調、文法和發音的精華。那一次，我的老師非常欣慰，初級班成績結業單上寫的是——最優生。
拿著那張成績單，飛奔去郵局掛號寄給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氣里，寄完了那封信。我快樂得流下了眼淚，就是想大哭的那種說不出來的成就感。當然這裡又包含了自己幾乎沒有一點歡樂，沒有一點點物質享受，也沒有一點時間去過一個年輕女孩該過的日子，而感到的無可奈何與辛酸。那三個月，大半吃餅乾過日的，不然是黑麵包泡湯。
也不是完全沒有男朋友，當時，我的男友是位德國學生，他在苦寫論文，一心將來要進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變的，這是後話，在此不說了。
在德國，我的朋友自律很嚴，連睡眠時枕下都放著小錄音機，播放白日念過的書籍。他說，雖然肉體是睡了，潛意識中聽著書本去睡，也是會有幫助的。他不肯將任何一分鐘分給愛情的花前月下，我們見面，也是一同念書。有時我已經將一日的功課完全弄通會背，而且每一個音節和語調都正確，朋友就拿經濟政治類的報紙欄來叫我看。總而言之，約會也是念書，不許講一句閒話更不可以笑的。
約會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雖然同住一個學生村，要等朋友將他的檯燈移到窗口，便是信號——你可以過來一同讀書。而他的檯燈是夾在書桌上的那種，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訊號。在那種張望又張望的夜裡，埋頭苦讀，窗外總也大雪紛飛，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我沒有親人，那種心情，除了悽苦孤單之外，還加上了學業無繼，經濟拮据的壓力。總是想到父親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塊塊麵包吃下去，等於是喝父親的心血，如何捨得再去吃肉買衣？總是什麼物質的欲望都減到只是維持生存而已了。
因為初級班通過的同學只有四個，而其他十一個同學都不許升班，老師便問我想不想休息三個月。他也看見我過度的透支和努力，說休息一陣，消化一下硬學的語文，然後再繼續念中級班是比較合理的。
聽見老師叫我休息，我的眼淚馬上衝出來了。哪裡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費有限，不念書，也得開銷，對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對父母又如何去說？於是我不肯休息，立即進了中級德文班。
黃昏時分的火光在暮色里衝出來了，村莊下的一口鐘這才、的敲得緊急。空氣里，滿天落塵飄下來，我們退到屋子裡去。關上了門窗，將巴洛瑪安頓好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看見出來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還算中年。夏依米的膝蓋在兩年前開過刀，裡面有鋼釘的，又胖，去了也沒有什麼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鏟子和鋤頭，覺得這些工具對待大火實在太弱了。就算去擋，只得二十幾個人。
我嗆著煙塵跑回去看巴洛瑪，她一個人把睡房的門鎖了躺在床上。“看見南和西撒沒有？”我問她。“沒有！好一會不見了！”巴洛瑪開始摸她的毛線披肩，急著要掙紮下來。“我去換球鞋，你留著，我跑——。”我脫掉了靴子，叫了一聲：“把門關好、當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見直升機在轉，也看見鄰近山區的人三三兩兩的低頭往火光處跑。寒冷的夜裡，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燒到泥巴路那個小橋邊來了。
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著，才看見原來有開山機一樣的大機器在壓樹林，大約兩百多個人用各種方法鋸火巷。那些人的身邊，不時落下燃燒著的小火枝。火光里，每個人都被襯成黑紙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動著。
“南——，西——撒——”我放開喉嚨向人群里喊。煙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嗆，鋸一回樹就奔到路上來喘氣。恨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來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來，不敢入火林去。
一個不認識的人給我一根大棍子，說：“你守路這邊，有小火種飛過來，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樹枝著火，那些頂端的不可能夠得到，路邊的小火也來不及打。女人們也來了，我們在這邊打大，男人深入那邊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總沒有回音。火，帶著一種恐怖的聲音，急惶惶的吞過來。
“林務局是死人呀！怎麼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麼沒有，十幾處在一起燒，他們來不及！”
一面罵一面打火，等到燒得最劇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對燒過去，那條火巷才隔出來了。
夜深了，村裡的女人，對著自己燒焦的樹林，嚎啕大哭起來。
想到巴洛瑪一個人在家，丟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來了，已經深夜兩點多，孩子沒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瑪也不哭，就這麼一句。說時兩張烏黑的臉就那麼進門來了。我走上去，捉過來就打，頭上身上給亂打，打完這個追來那個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頭蹲著。
那個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閣樓上的南，悄悄問我：“ＥＣＨＯ，你什麼時候走？”我說過幾天。他又說：“如果巴洛瑪死了，你來不來帶我和西撒一起去台灣？”我跑過去，將他連毯子一起抱在懷裡，下巴頂住他的頭，不說什麼。旁邊睡著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煙味。
“接是快樂的，送人沒有意思，我坐火車走。”我說。
巴洛瑪不講話，那天她一直沒有講話，把一條沙漠毯子摸出來，要我帶走。又寫了生辰八字，說平日不通信，這回到中國，一定要給算個命用西班牙文寫來。
講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車站趕火車去馬德里。然後我飛瑞士，回台灣了。
那個晚上，其實沒睡。將孩子的衣服、褲子都修補了一下，給廚房悄悄打掃乾淨，浴室也輕輕擦了一遍。回房數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餘的都簽好字放入一個信封里合上了。
這些，南都看我在燈下做，他很專注的盯住我看。我們不說話。
清晨六點二十的火車，出門時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裝上車，巴洛瑪用爬的爬到院子裡來。我跑過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臉，說：“親愛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會叫人餓死的。”她點點頭，在輕微的發抖，身上一件單睡袍。我親親她，問她看得見早晨的山林嗎，她說看不見。“我走了。”我輕聲說。她揮手叫我去，一隻手將身體掛在籬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霧裡，巴洛瑪的眼睛張著，沒有表情，好似在看著一片空茫的未來。
車門砰一下關了起來，我們開出小路，還看見巴洛瑪呆掛在那個門邊上，動也沒動。
強尼守在自家門口，也只得一個寡母和他相依為命，強尼看見車經過，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來。他的母親，包著永遠也不解下來的黑頭巾，出來拉兒子，白痴、瘋子的罵，也打得驚天動地。我們的車就這樣跑了。
橋頭邊等著的是貝尼，我下車，笑著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沒有別人。我們很自然的親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頰，我對他說：“好兄弟，我走了。”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聖像牌來送給我，說得很輕，說：“唉！親愛的妹妹，哪年再來啊？”不知哪年再來了，拍他一下，說：“走了！做個好牧人呀！”在小城幾乎無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來踱去的散步。他反反覆覆的講，希望過不久能有一個差事做，我啊啊的應著。天那麼涼，鐵軌看上去冰冷的。這不過是一個夏季的結束，到了冬天，這裡會是什麼樣子？
車來了，我將行李放上去。跳下來，跟夏依米緊緊的抱了一下，把那個前晚預備好的支票信封順手塞進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濕，就沒再講什麼，他的眼眶，也慢慢繞上了一圈淡紅。
“謝謝！”我說。他追了幾步，火車開了，我撲在車窗上向他揮手，直到那個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葉。
上面過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瑪的家人，在馬德里的，沒人接電話，打了數十次，電信局說那已是空號了。發電報也沒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國，寫信去小村莊，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說在小城的一個旅館終於找到了櫃檯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維持生活，不必再匯錢去。留下了旅館的電話號碼，叫我打去。
立即撥了長途電話，那邊接話的是一位小姐，問起夏依米，她叫了起來，喊著：“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ＥＣＨＯ，夏依米天天在掛念你。”我問：“那他人呢？為什麼沒有上班？”她說：“哎！很可憐的，旅館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員裁掉了。
巴洛瑪又突然發病，送去醫院，說是昨天送去了馬德里——”
傾城
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學”學生宿舍村裡面的一個獨立房間。所謂學生村，是由十數幢三層的小樓房，錯落的建築在一個近湖的小樹林中。
是以馬德里大學文哲學院的結業證書申請進入西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就讀的。在與學校當局面談之後，一切都似可通過了，只有語文一項的條件是零。學校要求我快速的去進“歌德語文學院”，如果在一年內能夠層層考上去，拿到高級德文班畢業證明書，便可進入自由大學開始念哲學。而宿舍，是先分配給我了。
“歌德學院”在德國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種性質，大半以文化交流為主，當然也可學習德文。在德國境內的“歌德”，不但學費極為昂貴，同時教學也採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課五六小時之外，回家的功課與背誦，在別的同學要花多少時間並不曉得，起碼我個人大約得釘在書桌前十小時。一天上課加夜讀的時間大約在十六、七個鐘點以上。當然，是極為用功的那種。別的同學念語文目的不及我來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親伏案工作來讀書的孩子。在這種壓力之下，心裡急著一個交代，而且，內心也是好強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課和作業一定要得滿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讀三個月之後，學校老師將我叫去錄音，留下了一份學校的光榮紀錄；一個三個月前連德語早安都不會講的青年，在三個月的教道訓練之後，請聽聽語調、文法和發音的精華。那一次，我的老師非常欣慰，初級班成績結業單上寫的是——最優生。
拿著那張成績單，飛奔去郵局掛號寄給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氣里，寄完了那封信。我快樂得流下了眼淚，就是想大哭的那種說不出來的成就感。當然這裡又包含了自己幾乎沒有一點歡樂，沒有一點點物質享受，也沒有一點時間去過一個年輕女孩該過的日子，而感到的無可奈何與辛酸。那三個月，大半吃餅乾過日的，不然是黑麵包泡湯。
也不是完全沒有男朋友，當時，我的男友是位德國學生，他在苦寫論文，一心將來要進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變的，這是後話，在此不說了。
在德國，我的朋友自律很嚴，連睡眠時枕下都放著小錄音機，播放白日念過的書籍。他說，雖然肉體是睡了，潛意識中聽著書本去睡，也是會有幫助的。他不肯將任何一分鐘分給愛情的花前月下，我們見面，也是一同念書。有時我已經將一日的功課完全弄通會背，而且每一個音節和語調都正確，朋友就拿經濟政治類的報紙欄來叫我看。總而言之，約會也是念書，不許講一句閒話更不可以笑的。
約會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雖然同住一個學生村，要等朋友將他的檯燈移到窗口，便是信號——你可以過來一同讀書。而他的檯燈是夾在書桌上的那種，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訊號。在那種張望又張望的夜裡，埋頭苦讀，窗外總也大雪紛飛，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我沒有親人，那種心情，除了悽苦孤單之外，還加上了學業無繼，經濟拮据的壓力。總是想到父親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塊塊麵包吃下去，等於是喝父親的心血，如何捨得再去吃肉買衣？總是什麼物質的欲望都減到只是維持生存而已了。
因為初級班通過的同學只有四個，而其他十一個同學都不許升班，老師便問我想不想休息三個月。他也看見我過度的透支和努力，說休息一陣，消化一下硬學的語文，然後再繼續念中級班是比較合理的。
聽見老師叫我休息，我的眼淚馬上衝出來了。哪裡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費有限，不念書，也得開銷，對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對父母又如何去說？於是我不肯休息，立即進了中級德文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