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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年逾古稀的福田赳夫終於登上自民黨總裁與政府首相的寶座，由於自民黨在眾參兩院剛過半數，而且經濟尚未恢復，福田不得不在“協調與合作”的口號下慘澹經營其政權，因得到大平正芳派的支持，避免了1977年7月參議院選舉後保革議席逆轉的局面。但福田與大平的合作關係很快因下一屆總裁選舉而演變成對抗關係，在田中派的大力支持下，大平在首次實施的自民黨總裁預選中勝出，福田再次敗在田中手下。大平政權仍不穩定，因計劃導入消費稅及政府特殊法人建設公團謊報差旅費等問題，使自民黨在1979年10月的大選中再次慘遭失敗，黨內矛盾驟然激化，選舉後40天竟然向國會提出福田和大平兩名首相候選人。儘管最終大平獲得再次組閣的權力，但半年後自民黨反主流派配合在野黨的行動，在國會中通過對大平內閣的不信任案，迫使後者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只因大平在競選活動中突然發病去世而獲得選民的同情，自民黨在眾參兩院均獲得穩定多數議席。其後的鈴木善幸內閣為推動行政、財政改革而成立了“第二次臨時行政調查會”，但在實際行動上沒有大的進展，而且在日美同盟問題上有所失言，執政兩年後自動交出政權，中曾根康弘脫穎而出。
整個70年代內外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同時也因內部矛盾，自民黨在國會中的席位經常在半數上下波動，這種“朝野伯仲”的局面刺激了在野黨的執政取向，因而多次提出排除自民黨的聯合政權構想，但因各自的意識形態以及內部矛盾等原因未能獲得成功。同時，隨著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黨的國民迅速增加，受其影響最大的是革新政黨。因此，從70年代末開始，地方革新自治體急劇減少。
在外交方面，除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加強日美關係仍然是70年代各屆內閣的主要外交活動。1974年福特作為第一位訪問日本的美國總統到達東京，1975年日本天皇也進行了有史以來的首次訪美，但日美貿易摩擦卻愈演愈烈。1974年1月，田中角榮首相訪問東南亞各國，因日本商品和資本大舉進入該地區引起的摩擦使當時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日浪潮。為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訪問東南亞六國時，在馬尼拉發表了被稱為“福田主義”的演說，即日本不做軍事大國、建立相互信賴關係、加強合作以促進地區和平與繁榮等。另外，在雙邊經貿關係穩步發展的基礎上，1978年中國與日本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二、戰後政治總決算
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使日本經濟遭到戰後最嚴重的打擊，生產過剩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造成1974年度經濟增長率為負的1.3%。從1973年11月到1975年3月，工礦業生產指數從最高點下降20.6%，私人企業設備投資減少27.2%，商品庫存增長47.8%，股票價格下跌29.7%，倒閉的企業達11681家，官方公布的失業人數達到112萬人。為克服經濟危機，政府實施了諸多產業政策，例如調整長期蕭條產業、調整國際間的貿易摩擦、以節能和開發石油替代能源的綜合能源對策、資助尖端技術領域的技術開發並扶植有關產業、限制公害和中小企業對策等。與此同時，面向出口的大製造業企業多依靠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經濟危機及其後經濟低速增長下的生產與銷售困境。這些努力包括通過實現節少能源與節省勞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全面貫徹質量管理、適應多樣化需求改進產品與開發新產品、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並向經營多樣化和向尖端技術領域發展、擴大旨在實現上述目的的研究開發投資等。正因如此，日本經濟很快從危機中擺脫出來，並順利地渡過1979年開始出現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不僅產業結構上升到以汽車、電氣機械、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高技術產業為中心，而且穩定增長的速度也超過西方其他發達國家。198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及外匯儲備均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
年12月中曾根上台後立即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用中曾根本人的話講，“我說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就是對過去的檢查與修正，從占領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應該修正軌道的一面。”實際上，中曾根所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的最終目標是使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為此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軍事等領域均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力圖建立與政治大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
首先在行政機構方面，將原行政管理廳和總理府的大部分機構合併成新的總務廳，加強編制和人事方面的綜合協調能力。同時修改了《國家行政組織法》，把原來需根據法律設置各種審議會和各省廳的機構，改為由內閣政令設置，既方便對省廳內部機構的改組，又加強了首相的權力。此外，還對中央政府的地方派出機構進行了精簡；其次在國營企業民營化方面，對國營鐵路公司、電信電話公司和專賣公司進行分割股份化，並加以出售，以達到民營化的目的。在減少政府財政負擔的同時，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另外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實行養老金制度一元化，並通過提高繳納數額、減少領取數額以及提高領取年齡的方式減少政府負擔。與此同時，還廢除老人醫療免費制度，提高健康保險制度中的個人負擔率，減輕國庫負擔；在改革行政業務手續方面，通過廢除和簡化審批手續等形式，放鬆對企業和居民經濟活動的限制。其中廢除和簡化審批手續約390項，委託轉讓權限260項，移交和簡化機關委任事務約120項；在教育方面，除加強重視個性、培養創造力之外，還提出教育的開放及國際化，並計劃到2000年接納10萬外國留學生。但是，中曾根政權的改革是不徹底的，不僅未對立法機構存在的國會審議活動形式化、政黨活動非制度化等弊病進行必要的變革，即使在行政財政改革方面也未獲得真正的成功。國債發行餘額從1982年中曾根上台時的90萬億日元增加到1987年其下台時的150萬億日元，政府所擁有的審批權限也從1985年12月的10054項限制增加到1989年3月的10278項。
整個70年代內外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同時也因內部矛盾，自民黨在國會中的席位經常在半數上下波動，這種“朝野伯仲”的局面刺激了在野黨的執政取向，因而多次提出排除自民黨的聯合政權構想，但因各自的意識形態以及內部矛盾等原因未能獲得成功。同時，隨著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黨的國民迅速增加，受其影響最大的是革新政黨。因此，從70年代末開始，地方革新自治體急劇減少。
在外交方面，除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加強日美關係仍然是70年代各屆內閣的主要外交活動。1974年福特作為第一位訪問日本的美國總統到達東京，1975年日本天皇也進行了有史以來的首次訪美，但日美貿易摩擦卻愈演愈烈。1974年1月，田中角榮首相訪問東南亞各國，因日本商品和資本大舉進入該地區引起的摩擦使當時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日浪潮。為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訪問東南亞六國時，在馬尼拉發表了被稱為“福田主義”的演說，即日本不做軍事大國、建立相互信賴關係、加強合作以促進地區和平與繁榮等。另外，在雙邊經貿關係穩步發展的基礎上，1978年中國與日本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二、戰後政治總決算
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使日本經濟遭到戰後最嚴重的打擊，生產過剩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造成1974年度經濟增長率為負的1.3%。從1973年11月到1975年3月，工礦業生產指數從最高點下降20.6%，私人企業設備投資減少27.2%，商品庫存增長47.8%，股票價格下跌29.7%，倒閉的企業達11681家，官方公布的失業人數達到112萬人。為克服經濟危機，政府實施了諸多產業政策，例如調整長期蕭條產業、調整國際間的貿易摩擦、以節能和開發石油替代能源的綜合能源對策、資助尖端技術領域的技術開發並扶植有關產業、限制公害和中小企業對策等。與此同時，面向出口的大製造業企業多依靠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經濟危機及其後經濟低速增長下的生產與銷售困境。這些努力包括通過實現節少能源與節省勞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全面貫徹質量管理、適應多樣化需求改進產品與開發新產品、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並向經營多樣化和向尖端技術領域發展、擴大旨在實現上述目的的研究開發投資等。正因如此，日本經濟很快從危機中擺脫出來，並順利地渡過1979年開始出現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不僅產業結構上升到以汽車、電氣機械、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高技術產業為中心，而且穩定增長的速度也超過西方其他發達國家。198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及外匯儲備均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
年12月中曾根上台後立即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用中曾根本人的話講，“我說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就是對過去的檢查與修正，從占領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應該修正軌道的一面。”實際上，中曾根所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的最終目標是使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為此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軍事等領域均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力圖建立與政治大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
首先在行政機構方面，將原行政管理廳和總理府的大部分機構合併成新的總務廳，加強編制和人事方面的綜合協調能力。同時修改了《國家行政組織法》，把原來需根據法律設置各種審議會和各省廳的機構，改為由內閣政令設置，既方便對省廳內部機構的改組，又加強了首相的權力。此外，還對中央政府的地方派出機構進行了精簡；其次在國營企業民營化方面，對國營鐵路公司、電信電話公司和專賣公司進行分割股份化，並加以出售，以達到民營化的目的。在減少政府財政負擔的同時，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另外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實行養老金制度一元化，並通過提高繳納數額、減少領取數額以及提高領取年齡的方式減少政府負擔。與此同時，還廢除老人醫療免費制度，提高健康保險制度中的個人負擔率，減輕國庫負擔；在改革行政業務手續方面，通過廢除和簡化審批手續等形式，放鬆對企業和居民經濟活動的限制。其中廢除和簡化審批手續約390項，委託轉讓權限260項，移交和簡化機關委任事務約120項；在教育方面，除加強重視個性、培養創造力之外，還提出教育的開放及國際化，並計劃到2000年接納10萬外國留學生。但是，中曾根政權的改革是不徹底的，不僅未對立法機構存在的國會審議活動形式化、政黨活動非制度化等弊病進行必要的變革，即使在行政財政改革方面也未獲得真正的成功。國債發行餘額從1982年中曾根上台時的90萬億日元增加到1987年其下台時的150萬億日元，政府所擁有的審批權限也從1985年12月的10054項限制增加到1989年3月的10278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