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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佐藤政權也取得較好業績。首先在1965年,日本與韓國簽訂《日韓基本條約》,結束了兩國間自1952年開始的長期談判,恢復邦交正常化。另外在沖繩回歸日本問題上,佐藤政權也採取了積極的姿態。占領結束以後,沖繩作為美軍的重要基地,依然處在美國政府的控制之下。佐藤上台之前曾表示解決沖繩問題,1965年1月訪問美國時提出歸還衝繩的要求,美國表示理解。同年8月,佐藤作為戰後首次訪問沖繩的首相,體會到當地居民要求回歸祖國的心情,表示“只要衝繩尚未回歸祖國,戰後就沒有結束。”1969年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後,為換取日本自動限制向美國出口紡織產品,而在沖繩回歸日本問題上出現鬆動,發表了三年後歸還的日美共同聲明,1971年兩國正式簽署了沖繩行政權歸還日本的協定。
作為19世紀80年代內閣制度形成後任期最長的首相,佐藤執政長達7年零8個月。其原因除內政外交的成就外,還得益於自民黨內黨人派勢力的減弱以及在野黨的多黨化。戰後初期吉田茂執政時期,因戰前政治家多被剝奪公職,大批資深官僚進入政界,因而在自民黨內形成了官僚派,並與政治家出身的黨人派展開爭鬥。但到佐藤執政時期,以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為中心的著名黨人派政治家相繼去世,再加上佐藤善於利用人事平衡黨內派系,因而鞏固了佐藤在黨內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革新政黨社會黨受到“總評”工會的控制,其擴大社會基礎的目標難以得到實現,沒有將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城市新增加人口納入自己的動員體系,遂為其他政黨的出現或發展留有較大的餘地。因此,從社會黨分裂出去的民社黨在眾議院的席位從1960年的17席增加到1969年的32席,日本共產黨的席位也從1963年5席增加到1969年14席,1964年成立的公明黨在1967年的大選中獲得25個席位,在1969年進一步增加到47席。儘管自民黨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的得票率也有所下降,但在野黨的多黨化及其相互之間的矛盾減輕了自民黨的外部壓力,因而增強了佐藤的執政基礎。
但是,佐藤政權也存在許多問題,為實現沖繩的回歸,過分追求與美國的關係,支持美國的越南戰爭,對中國實施封鎖政策。上台後不斷阻撓中日兩國的民間交流及貿易往來,相繼發表敵視中國的言行,拼命抵制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等,結果引起中國以及日本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以大氣污染、水質污染、噪音污染、地盤下沉為代表的公害問題,急速的城市化帶來的交通與住宅問題,高等教育迅速發展帶來的學費上漲與教學質量下降問題等,引發了60年代學生運動的不斷高漲以及地方居民爭取更好生活環境的市民運動,因而在東京、橫濱、京都、大阪等大城市,出現了社會黨、共產黨擔任行政長官的革新自治體。
第四節 政治大國的動向
一、70年代的動盪
進入70年代以後,國際局勢發生較大變化。越南戰爭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其國際收支惡化,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的固定匯率難以為繼,而且日本和德國因其經濟實力迅速增加帶來的巨額貿易順差也引起美國的不滿,特別是佐藤內閣未能在纖維貿易問題上及時向美國作出讓步,並長時間地拖延該問題的解決,致使美國政府在事先並未通告日本的情況下,於1971年7月突然宣布尼克森總統訪華,接著尼克森總統在8月發表了“新經濟政策”的聲明,其主要內容為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並對進口商品一律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此舉迫使日元升值17%,堅持了22年的固定匯率制隨之瓦解。內外交困的佐藤首相不得不在1972年6月宣布辭去自民黨總裁和政府首相的職務。
繼佐藤榮作之後任政府首相的是既無大學學歷、亦並非出身名門望族的田中角榮,平民出身且年輕有為的田中受到厭倦佐藤長期政權的國民的普遍歡迎,其內閣支持率創歷史最高。田中首相在9月25日訪問了北京,並同中國政府共同發表了聯合聲明,宣布兩國關係正常化。儘管田中內閣實現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歡迎和支持,但在同年12月舉行的大選中,自民黨慘遭失敗,比選舉前減少28個議席,只得到271個,是建黨以來的最低數字。相反,社會黨和共產黨分別增加31個和24個議席。自民黨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革新勢力的繼續增長、“列島改造論”(新建一批中小城市以調整產業布局,解決人口過於集中特定大城市問題)引發的物價上漲以及黨內的矛盾。此後田中內閣為推動列島改造計劃而制定了大規模的1973年度政府預算方案。一般會計的預算總額比上一年度的最初預算總額增加了25%,增長率是戰後最高的,公共事業費比上一年度增加32%,結果進一步刺激了通貨膨脹。另外,1973年10月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導致石油價格上漲,日本國內物價如脫韁之馬飛速上漲,並引發搶購風潮。田中內閣的支持率從成立之初的62%下降到1973年11月的22%。1974年10月,《文藝春秋》雜誌刊登了評論家立花隆的文章,揭露了田中經營的企業內幕及其收集、分配政治資金的不正當手段。社會輿論對田中的批判驟然增加,其內閣支持率進一步下降到12%,不支持率上升為69%,田中在萬般無奈的狀況下不得不宣布辭職。
自民黨推出三木武夫作為田中之後的政府首相,是希望藉助其“清廉”、“誠實”的形象恢復該黨在國民中的威信。儘管三木上台後對《政治資金限制法》和《公職選舉法》進行修改,以便消除“金權政治”,但這位曾參加過社會黨政權的資本主義修正者希望通過修改《禁止壟斷法》限制大企業不正當經濟活動以及利用追究“洛克希德事件”(美國飛機製造商向日本政界人士進行賄賂以推銷其飛機)打擊田中派勢力的做法引起“財界”和自民黨內的強烈反對,而且三木拒絕給予國營企業工人罷工權以及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遭到在野黨和普通國民的不滿,於是在一片“倒三木”的呼聲中下台。
作為19世紀80年代內閣制度形成後任期最長的首相,佐藤執政長達7年零8個月。其原因除內政外交的成就外,還得益於自民黨內黨人派勢力的減弱以及在野黨的多黨化。戰後初期吉田茂執政時期,因戰前政治家多被剝奪公職,大批資深官僚進入政界,因而在自民黨內形成了官僚派,並與政治家出身的黨人派展開爭鬥。但到佐藤執政時期,以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為中心的著名黨人派政治家相繼去世,再加上佐藤善於利用人事平衡黨內派系,因而鞏固了佐藤在黨內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革新政黨社會黨受到“總評”工會的控制,其擴大社會基礎的目標難以得到實現,沒有將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城市新增加人口納入自己的動員體系,遂為其他政黨的出現或發展留有較大的餘地。因此,從社會黨分裂出去的民社黨在眾議院的席位從1960年的17席增加到1969年的32席,日本共產黨的席位也從1963年5席增加到1969年14席,1964年成立的公明黨在1967年的大選中獲得25個席位,在1969年進一步增加到47席。儘管自民黨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的得票率也有所下降,但在野黨的多黨化及其相互之間的矛盾減輕了自民黨的外部壓力,因而增強了佐藤的執政基礎。
但是,佐藤政權也存在許多問題,為實現沖繩的回歸,過分追求與美國的關係,支持美國的越南戰爭,對中國實施封鎖政策。上台後不斷阻撓中日兩國的民間交流及貿易往來,相繼發表敵視中國的言行,拼命抵制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等,結果引起中國以及日本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以大氣污染、水質污染、噪音污染、地盤下沉為代表的公害問題,急速的城市化帶來的交通與住宅問題,高等教育迅速發展帶來的學費上漲與教學質量下降問題等,引發了60年代學生運動的不斷高漲以及地方居民爭取更好生活環境的市民運動,因而在東京、橫濱、京都、大阪等大城市,出現了社會黨、共產黨擔任行政長官的革新自治體。
第四節 政治大國的動向
一、70年代的動盪
進入70年代以後,國際局勢發生較大變化。越南戰爭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其國際收支惡化,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的固定匯率難以為繼,而且日本和德國因其經濟實力迅速增加帶來的巨額貿易順差也引起美國的不滿,特別是佐藤內閣未能在纖維貿易問題上及時向美國作出讓步,並長時間地拖延該問題的解決,致使美國政府在事先並未通告日本的情況下,於1971年7月突然宣布尼克森總統訪華,接著尼克森總統在8月發表了“新經濟政策”的聲明,其主要內容為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並對進口商品一律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此舉迫使日元升值17%,堅持了22年的固定匯率制隨之瓦解。內外交困的佐藤首相不得不在1972年6月宣布辭去自民黨總裁和政府首相的職務。
繼佐藤榮作之後任政府首相的是既無大學學歷、亦並非出身名門望族的田中角榮,平民出身且年輕有為的田中受到厭倦佐藤長期政權的國民的普遍歡迎,其內閣支持率創歷史最高。田中首相在9月25日訪問了北京,並同中國政府共同發表了聯合聲明,宣布兩國關係正常化。儘管田中內閣實現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歡迎和支持,但在同年12月舉行的大選中,自民黨慘遭失敗,比選舉前減少28個議席,只得到271個,是建黨以來的最低數字。相反,社會黨和共產黨分別增加31個和24個議席。自民黨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革新勢力的繼續增長、“列島改造論”(新建一批中小城市以調整產業布局,解決人口過於集中特定大城市問題)引發的物價上漲以及黨內的矛盾。此後田中內閣為推動列島改造計劃而制定了大規模的1973年度政府預算方案。一般會計的預算總額比上一年度的最初預算總額增加了25%,增長率是戰後最高的,公共事業費比上一年度增加32%,結果進一步刺激了通貨膨脹。另外,1973年10月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導致石油價格上漲,日本國內物價如脫韁之馬飛速上漲,並引發搶購風潮。田中內閣的支持率從成立之初的62%下降到1973年11月的22%。1974年10月,《文藝春秋》雜誌刊登了評論家立花隆的文章,揭露了田中經營的企業內幕及其收集、分配政治資金的不正當手段。社會輿論對田中的批判驟然增加,其內閣支持率進一步下降到12%,不支持率上升為69%,田中在萬般無奈的狀況下不得不宣布辭職。
自民黨推出三木武夫作為田中之後的政府首相,是希望藉助其“清廉”、“誠實”的形象恢復該黨在國民中的威信。儘管三木上台後對《政治資金限制法》和《公職選舉法》進行修改,以便消除“金權政治”,但這位曾參加過社會黨政權的資本主義修正者希望通過修改《禁止壟斷法》限制大企業不正當經濟活動以及利用追究“洛克希德事件”(美國飛機製造商向日本政界人士進行賄賂以推銷其飛機)打擊田中派勢力的做法引起“財界”和自民黨內的強烈反對,而且三木拒絕給予國營企業工人罷工權以及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遭到在野黨和普通國民的不滿,於是在一片“倒三木”的呼聲中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