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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社會黨人退黨後，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社會黨的純潔性，使該黨更為積極地領導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安保”鬥爭。儘管這一鬥爭未能阻止國會審議通過《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但社會黨在國民中的聲望繼續呈上升狀態。在1960年11月舉行的大選中，社會黨增加了23個議席，而民社黨卻從眾議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另外，在1960年底社會黨在總結反“安保”鬥爭和三池煤礦勞資糾紛的經驗教訓時，黨的書記長江田三郎等人提出了“結構改革”的觀點，試圖減弱社會黨的意識形態色彩。江田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一方面要通過議會鬥爭和群眾運動使國家的政策有利於勞動人民，另一方面也要通過普通群眾參加各種決策機構，對經濟部門實行民主監督，部分地改變生產關係，以便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江田三郎還將“美國的生活水準、蘇聯的社會保障、英國的議會民主、日本的和平憲法”作為社會主義政黨的奮鬥目標。但該觀點受到社會黨主流派的嚴厲批判，為統一黨內的思想，彌補右派退出社會黨後“55年統一綱領”的局限性，社會黨在1966年制定了更為激進的綱領性文件。
社會黨在1966年第27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題為《日本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綱領性文件。該文件將社會黨規定為“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性群眾政黨，並強調指出“現在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雖然戰後日本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得到空前迅速的發展，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開始激化，出現了“繁榮中的貧困”現象；福利國家“不過是一種延緩資本主義壽命的政策”，“社會主義制度日益顯示出其優越性”；在工人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初期，“必須實行某種形式的階級統治”等。
儘管反“安保”鬥爭之後，池田內閣實施的“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將國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經濟問題上，群眾運動開始轉入低潮，但社會黨仍然保持著戰鬥姿態，並利用國會這一政治舞台，與執政的自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甚至達到只要是自民黨提出的法案就要反對的地步。因此，在整個60年代，自民黨與社會黨的激烈對抗成為國會活動的主要內容。在某些涉及到兩黨基本政策方針的法案上，更是常常因為自民黨的強行表決以及社會黨的頑強抵抗而引起混亂，正常的國會審議活動被迫中止。例如1961年第38屆通常國會的《政治暴力防止法案》、1963年第43屆通常國會的《失業對策修正法案》、1965年第48屆通常國會的《農地補償法案》、1965年第50屆臨時國會的《日韓基本條約法案》、1966年第51屆通常國會的《國民節慶日修正法案》以及1967年第56屆臨時國會的《健康保險特例法案》等等，都是引起兩黨激烈衝突的法案。據統計，在60年代的每一屆國會中，自民黨都要強行表決一到兩次。
自民黨與社會黨對抗最為激烈的是1968年12月開幕的第61屆通常國會。由於在該屆國會上提出的法案多為執政黨與在野黨對立的法案，因而在社會黨的拼命抵抗下，包括《提高國鐵運費法案》、《公務員總定員法案》、《大學臨時經營措施法案》、《防衛法修正案》等13項重要法案是被自民黨強行表決通過的。儘管該屆國會會期被自民黨單獨決定延長了72天，但仍然有50個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案因審議未了而成為廢案，致使該屆國會的法案通過率只有55．7％，為戰後最低數字。
三、佐藤長期政權
池田首相因病不得不在1964年10月辭職，並指定佐藤榮作為其繼任者。佐藤也是由吉田茂培養起來的官僚派政治家，儘管他批評池田內閣過分重視高速增長的經濟政策，但在其執政時期，日本經濟仍以較高速度發展。佐藤認為過快的技術革新、產業現代化、新產業城市建設等不僅引起社會的激烈變動，而且也引起環境污染等公害問題。因此，佐藤提出“社會開發”的口號，即將社會摩擦減少到最低程度，經濟高速增長轉為穩定增長，並與國民福利直接聯繫起來。為此，1965年設置了厚生大臣的諮詢機構——公害審議會，並根據該審議會提出的諮詢報告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1970年對該法進行了修正，1971年設置了新的政府部門——環境廳。
年上半年，日本經濟出現蕭條局面，其主要原因是過度設備投資引起勞動力及開工率的不足，企業利潤大幅度減少。特別是山陽特殊鋼材公司的破產以及山一證券公司的經營危機，迫使日本銀行採取降低利率、放寬金融緊縮的政策，另外政府也採取了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財政融資以及擴大公共事業的投資規模、減少稅收、發行國債等。經濟迅速轉為景氣，從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現了長達57個月的經濟繁榮，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11.6%，被稱為“伊奘諾景氣”。支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除政府政策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較高的國民儲蓄率保證了社會資本的充實；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勞動力的素質並推動了技術革新的實施；廉價石油能源的廣泛利用；國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農民收入的顯著增加，引起了以小汽車、空調、彩色電視機為中心的新消費革命，並在此基礎上有力地擴大了國內市場；固定匯率制有利於日本以低成本擴大出口等。1965年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排在美國、聯邦德國、英國、法國之後，居資本主義世界的第5位，但到1968年，日本已超過聯邦德國，僅次於美國。1970年，大阪舉辦了萬國博覽會，有77個國家參加和6400萬人次參觀。
社會黨在1966年第27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題為《日本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綱領性文件。該文件將社會黨規定為“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性群眾政黨，並強調指出“現在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雖然戰後日本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得到空前迅速的發展，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開始激化，出現了“繁榮中的貧困”現象；福利國家“不過是一種延緩資本主義壽命的政策”，“社會主義制度日益顯示出其優越性”；在工人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初期，“必須實行某種形式的階級統治”等。
儘管反“安保”鬥爭之後，池田內閣實施的“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將國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經濟問題上，群眾運動開始轉入低潮，但社會黨仍然保持著戰鬥姿態，並利用國會這一政治舞台，與執政的自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甚至達到只要是自民黨提出的法案就要反對的地步。因此，在整個60年代，自民黨與社會黨的激烈對抗成為國會活動的主要內容。在某些涉及到兩黨基本政策方針的法案上，更是常常因為自民黨的強行表決以及社會黨的頑強抵抗而引起混亂，正常的國會審議活動被迫中止。例如1961年第38屆通常國會的《政治暴力防止法案》、1963年第43屆通常國會的《失業對策修正法案》、1965年第48屆通常國會的《農地補償法案》、1965年第50屆臨時國會的《日韓基本條約法案》、1966年第51屆通常國會的《國民節慶日修正法案》以及1967年第56屆臨時國會的《健康保險特例法案》等等，都是引起兩黨激烈衝突的法案。據統計，在60年代的每一屆國會中，自民黨都要強行表決一到兩次。
自民黨與社會黨對抗最為激烈的是1968年12月開幕的第61屆通常國會。由於在該屆國會上提出的法案多為執政黨與在野黨對立的法案，因而在社會黨的拼命抵抗下，包括《提高國鐵運費法案》、《公務員總定員法案》、《大學臨時經營措施法案》、《防衛法修正案》等13項重要法案是被自民黨強行表決通過的。儘管該屆國會會期被自民黨單獨決定延長了72天，但仍然有50個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案因審議未了而成為廢案，致使該屆國會的法案通過率只有55．7％，為戰後最低數字。
三、佐藤長期政權
池田首相因病不得不在1964年10月辭職，並指定佐藤榮作為其繼任者。佐藤也是由吉田茂培養起來的官僚派政治家，儘管他批評池田內閣過分重視高速增長的經濟政策，但在其執政時期，日本經濟仍以較高速度發展。佐藤認為過快的技術革新、產業現代化、新產業城市建設等不僅引起社會的激烈變動，而且也引起環境污染等公害問題。因此，佐藤提出“社會開發”的口號，即將社會摩擦減少到最低程度，經濟高速增長轉為穩定增長，並與國民福利直接聯繫起來。為此，1965年設置了厚生大臣的諮詢機構——公害審議會，並根據該審議會提出的諮詢報告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1970年對該法進行了修正，1971年設置了新的政府部門——環境廳。
年上半年，日本經濟出現蕭條局面，其主要原因是過度設備投資引起勞動力及開工率的不足，企業利潤大幅度減少。特別是山陽特殊鋼材公司的破產以及山一證券公司的經營危機，迫使日本銀行採取降低利率、放寬金融緊縮的政策，另外政府也採取了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財政融資以及擴大公共事業的投資規模、減少稅收、發行國債等。經濟迅速轉為景氣，從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現了長達57個月的經濟繁榮，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11.6%，被稱為“伊奘諾景氣”。支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除政府政策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較高的國民儲蓄率保證了社會資本的充實；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勞動力的素質並推動了技術革新的實施；廉價石油能源的廣泛利用；國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農民收入的顯著增加，引起了以小汽車、空調、彩色電視機為中心的新消費革命，並在此基礎上有力地擴大了國內市場；固定匯率制有利於日本以低成本擴大出口等。1965年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排在美國、聯邦德國、英國、法國之後，居資本主義世界的第5位，但到1968年，日本已超過聯邦德國，僅次於美國。1970年，大阪舉辦了萬國博覽會，有77個國家參加和6400萬人次參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