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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岸信介的最大目標是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因為1952年生效的這個條約具有不平等的色彩，例如沒有明文規定美國保衛日本的義務、沒有明確條約的期限、美國可以介入日本的內亂等。為此，岸信介提倡“日美新時代”，從1958年10月開始與美國協商修改事宜，以期改變條約帶來的對美從屬性。
為防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引起較大的混亂，岸信介內閣在1958年10月向國會提交了《警察官職務執行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以維護公共秩序為藉口，擴大警察鎮壓群眾運動的權限，結果引起社會黨及眾多社會團體的強烈反對。以社會黨和總評工會為中心，65個團體組成“反對修改警職法國民會議”，共同在全國開展集會、遊行、罷工等活動。社會黨國會議員拒絕出席國會會議，社會輿論界也強烈譴責自民黨為通過該法案而強行延長國會會期。在這種形勢下，自民黨內也出現不同聲音，迫使岸內閣收回該法案。
儘管如此，岸內閣仍然按計劃與美國政府進行談判，並在1960年1月正式簽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即“新安保條約”。其內容包括明確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轄區域內保衛美國的義務、日本承擔增加軍備的義務、美軍利用在日設施及軍事行動的事先協商制度、雙方政治及經濟合作關係、刪除美軍鎮壓日本內亂條款、新條約有效期為10年等。同時，新條約第六條規定駐紮在日本的美國軍隊亦有為維護遠東地區和平與安全的義務。這些規定不僅使條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而且也有可能將日本捲入因遠東地區糾紛而且引起的戰爭。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條約遭到廣大國民的強烈反對。
早在1959年3月，社會黨與總評工會就組織了由134個團體的“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並不斷開展大規模的反對運動。特別是在1960年2月《新日美安保條約》提交國會審議後，社會黨所屬國會議員在國會內進行激烈的抵抗，各界群眾組成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隊伍包圍了國會，並與警察發生衝突，出現人員傷亡。儘管自民黨在國會中強行通過了新日美安保條約，但岸信介內閣面對聲勢浩大的國民反對浪潮不得不在條約通過後立即宣布總辭職。
三、經濟恢復增長
儘管韓戰結束以後，“特需景氣”消失，日本經濟再次出現停滯狀態，但了有利於其高速增長的國內外環境逐漸形成。首先，國會在1952年3月正式通過了《產業合理化促進法》，以法律的形式推動企業採用最新技術以提高效率，由此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同年7月，廢除了占領時期主要實施統制經濟政策的經濟安定總部，隨後成立了以自由經濟為前提制定長期經濟發展計劃的經濟審議廳。當時編制的經濟計劃多以經濟自立為目標，例如1953年2月的《1957年度經濟表》、12月的《關於我國經濟自立》、1954年9月的《綜合開發構想》、1954年12月的《綜合經濟六年計劃》、1955年7月經濟審議廳改組為經濟企劃廳後編制的《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等。所謂經濟自立是指在不依靠美援和特需前提下的國際收支平衡與擴大，以及充分吸收迅速擴大的適齡勞動人口。
另一方面，日本在50年代上半期陸續加入以西方陣營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1952年8月，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1955年6月，日本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組織。這些經濟組織以自由、平等、多國間談判為原則，不僅起到穩定世界貿易的作用，也促進了特定國家在固定匯率制下的設備投資，因而推動了日本經濟迅速走向高速增長之路。
從1954年底開始，日本經濟出現高速增長勢頭。在進口物價穩定、企業合理化措施取得實效、出口急劇增長、農業豐收、民間設備投資旺盛等因素的支持下，主要經濟指標均超過戰前的最高水平，國際收支出現五億美元的順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無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自立的目標。政府編寫出版的1956年度《經濟白皮書》寫道：“現在已經不是戰後，我們正面臨著和過去不同的新情況。經濟恢復期已經結束，今後是以現代化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時期。”
從1954年底開始的經濟景氣一直持續到1957年5月，長達31個月，新聞界以歷史上第一位天皇加以命名，稱之為“神武景氣”。在這一過程中，造船、鋼鐵、電氣機械、石油化工等領域的過度設備投資很快遭到生產能力不足的限制，從1956年秋天開始，鋼鐵等原材料價格飛速上漲，進口急劇增加導致外匯儲備銳減，政府被迫採取金融緊縮政策，因而終止了神武景氣。儘管如此，正如著名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55年7月發表的暢銷小說《太陽的季節》那樣，50年代中期出現的追求物質生活社會意識以及由此導致的消費革命，再次將日本經濟推向高速增長。
神武景氣結束後的鍋底蕭條持續的時間不長，從1958年6月開始，日本經濟又一次進入高速增長期，其持續時間長達42個月，被稱為“岩戶景氣”。以洗衣機、電冰箱、黑白電視機“三件神器”為代表的消費革命有力地支持了該次經濟繁榮，同時，旺盛的設備投資更是其主要原因。一個行業推動另一個行業的“投資引起投資”特徵不僅使從1958年6月到1961年12月的日本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而且也形成了以鋼鐵、機械、石油化工為中心的重化學工業產業結構。另一方面，不僅實現了充分就業，而且也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狀況，由此導致的工資上漲幅度超過物價上漲幅度進一步引發了消費革命的急速擴展，反過來又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為防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引起較大的混亂，岸信介內閣在1958年10月向國會提交了《警察官職務執行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以維護公共秩序為藉口，擴大警察鎮壓群眾運動的權限，結果引起社會黨及眾多社會團體的強烈反對。以社會黨和總評工會為中心，65個團體組成“反對修改警職法國民會議”，共同在全國開展集會、遊行、罷工等活動。社會黨國會議員拒絕出席國會會議，社會輿論界也強烈譴責自民黨為通過該法案而強行延長國會會期。在這種形勢下，自民黨內也出現不同聲音，迫使岸內閣收回該法案。
儘管如此，岸內閣仍然按計劃與美國政府進行談判，並在1960年1月正式簽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即“新安保條約”。其內容包括明確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轄區域內保衛美國的義務、日本承擔增加軍備的義務、美軍利用在日設施及軍事行動的事先協商制度、雙方政治及經濟合作關係、刪除美軍鎮壓日本內亂條款、新條約有效期為10年等。同時，新條約第六條規定駐紮在日本的美國軍隊亦有為維護遠東地區和平與安全的義務。這些規定不僅使條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而且也有可能將日本捲入因遠東地區糾紛而且引起的戰爭。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條約遭到廣大國民的強烈反對。
早在1959年3月，社會黨與總評工會就組織了由134個團體的“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並不斷開展大規模的反對運動。特別是在1960年2月《新日美安保條約》提交國會審議後，社會黨所屬國會議員在國會內進行激烈的抵抗，各界群眾組成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隊伍包圍了國會，並與警察發生衝突，出現人員傷亡。儘管自民黨在國會中強行通過了新日美安保條約，但岸信介內閣面對聲勢浩大的國民反對浪潮不得不在條約通過後立即宣布總辭職。
三、經濟恢復增長
儘管韓戰結束以後，“特需景氣”消失，日本經濟再次出現停滯狀態，但了有利於其高速增長的國內外環境逐漸形成。首先，國會在1952年3月正式通過了《產業合理化促進法》，以法律的形式推動企業採用最新技術以提高效率，由此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同年7月，廢除了占領時期主要實施統制經濟政策的經濟安定總部，隨後成立了以自由經濟為前提制定長期經濟發展計劃的經濟審議廳。當時編制的經濟計劃多以經濟自立為目標，例如1953年2月的《1957年度經濟表》、12月的《關於我國經濟自立》、1954年9月的《綜合開發構想》、1954年12月的《綜合經濟六年計劃》、1955年7月經濟審議廳改組為經濟企劃廳後編制的《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等。所謂經濟自立是指在不依靠美援和特需前提下的國際收支平衡與擴大，以及充分吸收迅速擴大的適齡勞動人口。
另一方面，日本在50年代上半期陸續加入以西方陣營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1952年8月，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1955年6月，日本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組織。這些經濟組織以自由、平等、多國間談判為原則，不僅起到穩定世界貿易的作用，也促進了特定國家在固定匯率制下的設備投資，因而推動了日本經濟迅速走向高速增長之路。
從1954年底開始，日本經濟出現高速增長勢頭。在進口物價穩定、企業合理化措施取得實效、出口急劇增長、農業豐收、民間設備投資旺盛等因素的支持下，主要經濟指標均超過戰前的最高水平，國際收支出現五億美元的順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無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自立的目標。政府編寫出版的1956年度《經濟白皮書》寫道：“現在已經不是戰後，我們正面臨著和過去不同的新情況。經濟恢復期已經結束，今後是以現代化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時期。”
從1954年底開始的經濟景氣一直持續到1957年5月，長達31個月，新聞界以歷史上第一位天皇加以命名，稱之為“神武景氣”。在這一過程中，造船、鋼鐵、電氣機械、石油化工等領域的過度設備投資很快遭到生產能力不足的限制，從1956年秋天開始，鋼鐵等原材料價格飛速上漲，進口急劇增加導致外匯儲備銳減，政府被迫採取金融緊縮政策，因而終止了神武景氣。儘管如此，正如著名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55年7月發表的暢銷小說《太陽的季節》那樣，50年代中期出現的追求物質生活社會意識以及由此導致的消費革命，再次將日本經濟推向高速增長。
神武景氣結束後的鍋底蕭條持續的時間不長，從1958年6月開始，日本經濟又一次進入高速增長期，其持續時間長達42個月，被稱為“岩戶景氣”。以洗衣機、電冰箱、黑白電視機“三件神器”為代表的消費革命有力地支持了該次經濟繁榮，同時，旺盛的設備投資更是其主要原因。一個行業推動另一個行業的“投資引起投資”特徵不僅使從1958年6月到1961年12月的日本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而且也形成了以鋼鐵、機械、石油化工為中心的重化學工業產業結構。另一方面，不僅實現了充分就業，而且也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狀況，由此導致的工資上漲幅度超過物價上漲幅度進一步引發了消費革命的急速擴展，反過來又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