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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資產階級運動及其理論的推動下，1919年出現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屆真正的政黨內閣——原敬內閣。雖然原敬上台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為不擁有爵位的平民宰相，依靠立憲政友會議會多數黨的地位，不僅成功地保持了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將殖民地總督武官制改為文武官並用制，而且在降低選舉權財產資格擴大選民人數的同時，將大選區制改為小選區制，進一步增加了執政黨在議會中的席位。儘管原敬內閣拒絕了實施普選的要求，但降低選舉權財產資格的措施卻推動了各界群眾要求普選運動的高漲，而且其開創的政黨政治終於打破了藩閥專權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選舉的（眾議院與政黨內閣）政府與不用選舉的（元老、樞密院、軍部）政府相互對峙的“雙重政治結構”。
雖然1921年11月原敬被右翼暗殺，但工農群眾運動和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運動持續高漲。一方面，在工農群眾運動的基礎上，日本共產黨、社會民眾黨及日本勞農黨等左翼政黨在20年代紛紛出現；另一方面，在資產階級強烈要求民主化的呼聲下，以加藤高明為首的“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三個資產階級政黨提出“打倒特權內閣”、“實行普選”、“改革貴族院和樞密院”等政治綱領，自稱“護憲三派”並將其活動稱為“第二次護憲運動”。1924年5月，“護憲三派”在大選中獲勝，由加藤高明組閣。該屆內閣不僅在1925年通過了成年男子均有選舉權的法案，而且也使眾議院第一大黨首腦組閣的政黨政治形成慣例，直到1932年法西斯勢力控制政權為止。
第五節 法西斯與全面戰爭
一、 經濟危機
年 7月上台的濱口雄幸內閣為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始終處在慢性蕭條狀態的日本經濟，採取了實行產業合理化、整頓稅制、改善金融關係、減少財政開支、恢復金本位制等緊縮經濟政策，但這些政策開始啟動不久，10月24日，紐約股票價格猛跌，經濟危機迅速席捲美國，擴及世界，延續四年。持續蕭條的日本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推動下，遭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緊縮財政使社會需求更加減少，產業合理化使失業隊伍更加龐大，恢復金本位制後匯率上升帶來的物價下降使危機時期已經出現暴跌的物價更加低落。
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中小企業因無法維持生產紛紛解散、倒閉，結果進一步推動了失業工人的增加。到1930年中期，破產的企業達到 830家，減資企業 311家，解散和減產的資本總額達到 58200萬日元。據官方統計，1931年失業工人達到31萬餘人，到1932年增加到近49萬人，連同半失業者，共達到 300萬人，很多人掙扎在飢餓線上。
儘管1930年日本農業空前大豐收，但在全國範圍內卻出現了“豐收饑饉”的怪現象，當時農業的兩大支柱生絲和稻米的價格都暴跌到生產費用以下，1931年的農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工礦業生產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業者最多時則增加了70%；1931年與危機前的1929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減少了18%，出口減少47%，個人消費支出減少17%，設備投資減少31%，民營工廠工人減少18%，工人實際工資下降13%；製造業純利潤從1929年上半年的 5%下降到1930年的 1%；股票價格指數從1926年 6月的90.5下降到1930年10月的44.6；1931年的農林水產業純生產額下降到1929年的57%。
年和1931年日本對外貿易總額與1929年相比，分別減少了31%和45%，其貿易的減退率超過以往最嚴重的1921年，成為近代日本資本主義歷史上破記錄的一次。其中日美貿易下降最為嚴重，僅在1929年到1930年間，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就減少了40%以上，而且由於美國在1930年將日本進口商品關稅提高了23%，結果使美國進口日本商品的數量急劇下降。1930年美國進口日本商品總額近28億美元，1931年下降到兩億多，1932年下降到13400萬，1933年進一步降到12800萬美元。
在日美貿易中受衝擊最大的商品是生絲。1934年，生絲在日本出口總額所占比例從危機前的42%下降到18%，導致生絲價格暴跌。1929年 9月，每60公斤生絲的價格為1330日元，到1930年10月便下降到 540日元。生絲需求量的銳減以及絲價的暴跌又引起原料繭價格的暴跌，1932年春繭的價格還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1931年的蠶繭總產值僅相當於1929年的42%，使占全國農戶40%的養蠶農戶生計發生嚴重困難。1929年，全國農家負債總額約46億日元，1932年增加到55億日元，相當於農產品生產總額的2.7倍到3.25倍，差不多每戶農家平均負債達 900日元左右。養蠶縣的農家就更為悲慘，例如福島縣的調查統計表明，1931年平均每戶農家負債1437日元，高於平均數。如果對照一下正常年景平均每戶農家的結餘也不過 200日元左右，那麼可以想像在經濟危機時期農民的這種巨額負債對日本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來說是一個多麼沉重的負擔。
廣大農民迫於生計，只好逃荒或賣兒賣女。據山形縣一個村莊的統計，在 467名15到24歲的青年婦女中，有 110名被賣出，另外有 150名外出當女傭或女招待。危機時期，青年婦女的價格十分低廉，每人身價平均只有50日元到 100日元，青森地區只值 9日元。軍隊中來自農村的下級士官生們，面對城市達官貴人燈紅酒綠、荒淫無恥的生活，想起自己家鄉的悲慘情景，很容易被法西斯勢力的“反權門”、“反資本”、“救濟農村”的口號所吸引，因而積極要求實施“改造”乃至“革命”的“昭和維新”。
雖然1921年11月原敬被右翼暗殺，但工農群眾運動和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運動持續高漲。一方面，在工農群眾運動的基礎上，日本共產黨、社會民眾黨及日本勞農黨等左翼政黨在20年代紛紛出現；另一方面，在資產階級強烈要求民主化的呼聲下，以加藤高明為首的“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三個資產階級政黨提出“打倒特權內閣”、“實行普選”、“改革貴族院和樞密院”等政治綱領，自稱“護憲三派”並將其活動稱為“第二次護憲運動”。1924年5月，“護憲三派”在大選中獲勝，由加藤高明組閣。該屆內閣不僅在1925年通過了成年男子均有選舉權的法案，而且也使眾議院第一大黨首腦組閣的政黨政治形成慣例，直到1932年法西斯勢力控制政權為止。
第五節 法西斯與全面戰爭
一、 經濟危機
年 7月上台的濱口雄幸內閣為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始終處在慢性蕭條狀態的日本經濟，採取了實行產業合理化、整頓稅制、改善金融關係、減少財政開支、恢復金本位制等緊縮經濟政策，但這些政策開始啟動不久，10月24日，紐約股票價格猛跌，經濟危機迅速席捲美國，擴及世界，延續四年。持續蕭條的日本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推動下，遭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緊縮財政使社會需求更加減少，產業合理化使失業隊伍更加龐大，恢復金本位制後匯率上升帶來的物價下降使危機時期已經出現暴跌的物價更加低落。
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中小企業因無法維持生產紛紛解散、倒閉，結果進一步推動了失業工人的增加。到1930年中期，破產的企業達到 830家，減資企業 311家，解散和減產的資本總額達到 58200萬日元。據官方統計，1931年失業工人達到31萬餘人，到1932年增加到近49萬人，連同半失業者，共達到 300萬人，很多人掙扎在飢餓線上。
儘管1930年日本農業空前大豐收，但在全國範圍內卻出現了“豐收饑饉”的怪現象，當時農業的兩大支柱生絲和稻米的價格都暴跌到生產費用以下，1931年的農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工礦業生產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業者最多時則增加了70%；1931年與危機前的1929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減少了18%，出口減少47%，個人消費支出減少17%，設備投資減少31%，民營工廠工人減少18%，工人實際工資下降13%；製造業純利潤從1929年上半年的 5%下降到1930年的 1%；股票價格指數從1926年 6月的90.5下降到1930年10月的44.6；1931年的農林水產業純生產額下降到1929年的57%。
年和1931年日本對外貿易總額與1929年相比，分別減少了31%和45%，其貿易的減退率超過以往最嚴重的1921年，成為近代日本資本主義歷史上破記錄的一次。其中日美貿易下降最為嚴重，僅在1929年到1930年間，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就減少了40%以上，而且由於美國在1930年將日本進口商品關稅提高了23%，結果使美國進口日本商品的數量急劇下降。1930年美國進口日本商品總額近28億美元，1931年下降到兩億多，1932年下降到13400萬，1933年進一步降到12800萬美元。
在日美貿易中受衝擊最大的商品是生絲。1934年，生絲在日本出口總額所占比例從危機前的42%下降到18%，導致生絲價格暴跌。1929年 9月，每60公斤生絲的價格為1330日元，到1930年10月便下降到 540日元。生絲需求量的銳減以及絲價的暴跌又引起原料繭價格的暴跌，1932年春繭的價格還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1931年的蠶繭總產值僅相當於1929年的42%，使占全國農戶40%的養蠶農戶生計發生嚴重困難。1929年，全國農家負債總額約46億日元，1932年增加到55億日元，相當於農產品生產總額的2.7倍到3.25倍，差不多每戶農家平均負債達 900日元左右。養蠶縣的農家就更為悲慘，例如福島縣的調查統計表明，1931年平均每戶農家負債1437日元，高於平均數。如果對照一下正常年景平均每戶農家的結餘也不過 200日元左右，那麼可以想像在經濟危機時期農民的這種巨額負債對日本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來說是一個多麼沉重的負擔。
廣大農民迫於生計，只好逃荒或賣兒賣女。據山形縣一個村莊的統計，在 467名15到24歲的青年婦女中，有 110名被賣出，另外有 150名外出當女傭或女招待。危機時期，青年婦女的價格十分低廉，每人身價平均只有50日元到 100日元，青森地區只值 9日元。軍隊中來自農村的下級士官生們，面對城市達官貴人燈紅酒綠、荒淫無恥的生活，想起自己家鄉的悲慘情景，很容易被法西斯勢力的“反權門”、“反資本”、“救濟農村”的口號所吸引，因而積極要求實施“改造”乃至“革命”的“昭和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