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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一戰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朝野均認為這是“對日本國運發展乃至大正年代之天佑”，紛紛主張趁此機會“確立日本對東洋之權利”，結果日本政府不僅迅速向德國提出最後通牒並宣戰，然後迅速出兵中國山東省，接管了德國在該地區的所有權益，同時向中國的袁世凱政府提出了體現其“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實際上是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其內容包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延長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租借權或所有權，漢冶萍公司由中日合辦，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他國，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財政、軍事顧問等。如果“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全部得到實現，那麼中國必將處在日本的霸權統治之下，將成為第二個朝鮮。儘管在全中國人民的壓力下，袁世凱政府沒有答應日本政府提出的全面要求，但還是使日本的侵略勢力在滿蒙和山東地區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在華中和華南地區也有所伸展。
日本不僅積極擴大在中國大陸的侵略勢力，而且對俄國領土也具有較大的野心。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沙皇俄國的崩潰為日本向北方擴張提供了可乘之機。1918年1月，日本藉口“保護僑民”派兩艘軍艦駛入俄國的海參崴港口，並趁西方國家相邀之機在同年 8月出兵西伯利亞，派兵數額逐年增加，最高時兵力達到七萬三千人。“貝爾加湖以東所有村鎮都有日軍。從海參崴到赤塔，不論是西伯利亞鐵路，也不論是中東鐵路，各個車站都掛上了日本國旗”。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因為此時歐洲大多數國家均捲入戰爭，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亞洲市場，該地大批的軍需訂貨及生活用品使日本產品出口總額得到迅速增加。正如日本銀行調查局所編撰的資料所顯示的那樣，“大正4年以來，以協約國俄、英、法等國開始向日本定購武器、軍需品、食品等為開端，日本貨還大量湧進中國、印度、南洋等世界各地，取代了這些地區的傳統商品——歐洲貨。另外，隨著美國經濟繁榮，生絲以及各種商品的銷路旺盛起來，以至出口貿易取得迅速發展。”從數字上看，1914年日本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不足12億日元，而1919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43億日元，其中1915～1918年的貿易順差達到14億日元；黃金儲備在1912年時僅為3．5億日元，到1919年底則超過20億日元；戰前日本負有外債12億日元，戰後一舉變成擁有28億日元的債權國。
戰爭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資本主義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並使其從農業國迅速轉為工業國。例如1914年時，農業在各部門生產額中所占比例為45．1％，工業為44．5％（水產業約占5．1％，礦業約占5．1％），而1918年工業上升到56．8％，農業則下降到35．1％（其他礦業4．3％，水產業3．8％）。在此基礎上，資產階級的隊伍不斷擴大，其力量也在逐漸增強。例如，擁有資金10萬日元以上、僱工5人以上的資本家階級在1914年時不到20萬人，到1920年則超過了30萬人；到20年代末，進一步增加到40萬，遠遠超過地主階級的總人數。其中大資本家人數由1914年的2664人增加到1920年的4764人，第一次超過了大地主階級的4249人。中小資產階級的發展同樣迅速，從1914年的 330多萬增加到1925年的 410多萬，其中工商業領域的自營者尤為突出，如果以戶計算，則從1914年的63．9萬戶增加到1925年的111．8萬戶，幾乎增加了一倍。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結構的變化為大正民主運動以及政黨政治的出現奠定了階級基礎。
三、民主運動
隨著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主宰地位的形成以及其力量的逐漸壯大，他們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對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把持政權的藩閥政治以及積極干預政權的軍部勢力進行清算。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典型地代表了他們的意願。
美濃部達吉為憲法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他利用“國家法人說”的理論解釋明治憲法，認為日本的統治權屬於國家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行使統治權。美濃部明確指出：“天皇大權非屬於天皇個人之私權，乃天皇作為國家元首而行使之權能”。按照這種“天皇機關說”，天皇權力並非神授，而是國家法律所授，從而將明治憲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釋。
年，吉野作造以東京帝國大學副教授的身份在《中央公論》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系統論述“民本主義”的論文——《論憲政本義及其完全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徑》。吉野作造明確指出，“所謂民本主義，就是對主權在法律理論上屬於何人姑且不論，只主張當行使主權時，主權者必須尊重一般民眾的福利與願望，以此為方針的主義，就是民本主義”。為實現此目的，需要完善代議制度，以達到使人民能夠監督國會議員以及議會能夠監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同時，吉野認為使代議政治付諸實際行動的只有政黨，而且為使政黨真正地擔負起責任，就必須做到：第一，徹底地純潔選舉道德，並實現思想、言論自由和普選；第二，實現基於責任內閣主義而建立的政黨內閣；第三，對限制下院和政黨內閣活動的上院和元老的種種超法律權力給予應有的抑制，儘可能減少樞密院、貴族院、軍部等非立憲主義勢力的政治介入，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內等。顯而易見，美濃部和吉野的這些主張為中小資產階級要求民主提供了的理論依據。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朝野均認為這是“對日本國運發展乃至大正年代之天佑”，紛紛主張趁此機會“確立日本對東洋之權利”，結果日本政府不僅迅速向德國提出最後通牒並宣戰，然後迅速出兵中國山東省，接管了德國在該地區的所有權益，同時向中國的袁世凱政府提出了體現其“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實際上是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其內容包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延長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租借權或所有權，漢冶萍公司由中日合辦，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他國，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財政、軍事顧問等。如果“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全部得到實現，那麼中國必將處在日本的霸權統治之下，將成為第二個朝鮮。儘管在全中國人民的壓力下，袁世凱政府沒有答應日本政府提出的全面要求，但還是使日本的侵略勢力在滿蒙和山東地區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在華中和華南地區也有所伸展。
日本不僅積極擴大在中國大陸的侵略勢力，而且對俄國領土也具有較大的野心。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沙皇俄國的崩潰為日本向北方擴張提供了可乘之機。1918年1月，日本藉口“保護僑民”派兩艘軍艦駛入俄國的海參崴港口，並趁西方國家相邀之機在同年 8月出兵西伯利亞，派兵數額逐年增加，最高時兵力達到七萬三千人。“貝爾加湖以東所有村鎮都有日軍。從海參崴到赤塔，不論是西伯利亞鐵路，也不論是中東鐵路，各個車站都掛上了日本國旗”。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因為此時歐洲大多數國家均捲入戰爭，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亞洲市場，該地大批的軍需訂貨及生活用品使日本產品出口總額得到迅速增加。正如日本銀行調查局所編撰的資料所顯示的那樣，“大正4年以來，以協約國俄、英、法等國開始向日本定購武器、軍需品、食品等為開端，日本貨還大量湧進中國、印度、南洋等世界各地，取代了這些地區的傳統商品——歐洲貨。另外，隨著美國經濟繁榮，生絲以及各種商品的銷路旺盛起來，以至出口貿易取得迅速發展。”從數字上看，1914年日本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不足12億日元，而1919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43億日元，其中1915～1918年的貿易順差達到14億日元；黃金儲備在1912年時僅為3．5億日元，到1919年底則超過20億日元；戰前日本負有外債12億日元，戰後一舉變成擁有28億日元的債權國。
戰爭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資本主義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並使其從農業國迅速轉為工業國。例如1914年時，農業在各部門生產額中所占比例為45．1％，工業為44．5％（水產業約占5．1％，礦業約占5．1％），而1918年工業上升到56．8％，農業則下降到35．1％（其他礦業4．3％，水產業3．8％）。在此基礎上，資產階級的隊伍不斷擴大，其力量也在逐漸增強。例如，擁有資金10萬日元以上、僱工5人以上的資本家階級在1914年時不到20萬人，到1920年則超過了30萬人；到20年代末，進一步增加到40萬，遠遠超過地主階級的總人數。其中大資本家人數由1914年的2664人增加到1920年的4764人，第一次超過了大地主階級的4249人。中小資產階級的發展同樣迅速，從1914年的 330多萬增加到1925年的 410多萬，其中工商業領域的自營者尤為突出，如果以戶計算，則從1914年的63．9萬戶增加到1925年的111．8萬戶，幾乎增加了一倍。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結構的變化為大正民主運動以及政黨政治的出現奠定了階級基礎。
三、民主運動
隨著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主宰地位的形成以及其力量的逐漸壯大，他們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對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把持政權的藩閥政治以及積極干預政權的軍部勢力進行清算。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典型地代表了他們的意願。
美濃部達吉為憲法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他利用“國家法人說”的理論解釋明治憲法，認為日本的統治權屬於國家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行使統治權。美濃部明確指出：“天皇大權非屬於天皇個人之私權，乃天皇作為國家元首而行使之權能”。按照這種“天皇機關說”，天皇權力並非神授，而是國家法律所授，從而將明治憲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釋。
年，吉野作造以東京帝國大學副教授的身份在《中央公論》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系統論述“民本主義”的論文——《論憲政本義及其完全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徑》。吉野作造明確指出，“所謂民本主義，就是對主權在法律理論上屬於何人姑且不論，只主張當行使主權時，主權者必須尊重一般民眾的福利與願望，以此為方針的主義，就是民本主義”。為實現此目的，需要完善代議制度，以達到使人民能夠監督國會議員以及議會能夠監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同時，吉野認為使代議政治付諸實際行動的只有政黨，而且為使政黨真正地擔負起責任，就必須做到：第一，徹底地純潔選舉道德，並實現思想、言論自由和普選；第二，實現基於責任內閣主義而建立的政黨內閣；第三，對限制下院和政黨內閣活動的上院和元老的種種超法律權力給予應有的抑制，儘可能減少樞密院、貴族院、軍部等非立憲主義勢力的政治介入，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內等。顯而易見，美濃部和吉野的這些主張為中小資產階級要求民主提供了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