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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陸政策及其行動
一、擴張思潮
儘管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內治優先派”將西鄉隆盛等“征韓派”趕出明治政府，但他們並非反對日本向外擴張，只不過主張暫緩實施而已。“明治六年政變”的第二年，即1874年5月，日本政府藉口三年前琉球船民因風漂至台灣而被當地居民殺害的事件，派軍隊在台灣登陸，結果遭到抗擊，中國清政府也準備派軍隊前往參戰。進退兩難的日本被迫求和，大久保利通親自來華談判，並利用清政府急於求和的心態，以“撫恤”的名義得到50萬兩白銀的賠償，其結果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野心。1879年，明治政府派軍隊到琉球，強制性地將1872年設置的琉球藩改為沖繩縣，此舉遭到清朝的強烈抗議。
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日本不斷向朝鮮提出正式建交的要求，但均遭到朝鮮的拒絕，日本決定以武力相威脅。1875年9月，日本軍艦雲揚號闖入朝鮮西海岸的江華灣，並與朝鮮守軍發生衝突，雙方互有傷亡。1876年1月，日本政府派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為全權代表前往朝鮮，並在山口縣下關港集結軍隊伺機而動，迫使朝鮮與之簽定《日朝修好條規》，即“江華條約”。該條約規定朝鮮向日本開放港口，日本商人可自由在朝鮮從事貿易活動，日本在朝鮮境內具有領事裁判權，並可以任意測量朝鮮海岸等。這個不平等條約不僅使朝鮮開始陷入殖民地危機，也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最初體現。
年11月，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奠基者、當時的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將《鄰邦兵備略》一書呈奏天皇，以清朝兵多不強、受盡外侵之苦為例，強調日本必須把加強軍備放在首要位置，指出“兵強則民氣始可旺，始可語國民之自由，始可論國民之權利，始可保交往之對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國民之勞力始可積，國民之富貴始可守”。1882年7月，朝鮮發生動亂，具有反日情緒的士兵與市民襲擊了親日官員，殺死日本軍事教官，並焚燒了日本使館。山縣有朋下令召集軍隊，並進行全國規模的戰爭動員，迫使朝鮮賠償有關損失，承認日本在其京城擁有駐兵權。1884年12月，朝鮮再次發生政變，親日勢力建立新政權，清政府出兵將其驅逐。儘管日本控制朝鮮的企圖沒有得逞，但在1885年4月，日本誘迫中國與之簽訂了《天津條約》，由此獲得朝鮮發生重大事件時可派兵干預的權利，從而為日本向朝鮮半島侵略擴張創造了條件。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社會思潮也開始轉向對外擴張，其中最具煽動性的人物是福澤諭吉。這位著名的思想啟蒙家在1875年撰寫的《文明論概略》中認為，歐美各國已經進入文明階段，中國和日本仍處在半開化階段，而朝鮮是野蠻國家。另一方面，“國家的獨立也就是文明，沒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因此，必須通過學習西方達到實現日本獨立的目的。但在此後，福澤逐漸接受斯賓塞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文明國家應向野蠻國家推廣文明，而且其手段是強大的軍事力量。福澤諭吉在1881年出版的《時事小言》中認為日本已基本達到“文明”階段，因為日本“國內政治業已鞏固基礎，達到可賴安寧之階段，須將目光轉向海外，振興國權”。1885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名為《脫亞論》的文章，提出了“脫亞入歐論”。他強調指出，“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不僅如此，福澤還積極參與日本染指朝鮮的各種活動。
年1月，山縣有朋提出《軍事意見書》，強調日本必須在俄國西伯利亞鐵路修成之前完成侵略朝鮮的準備；1890年，山縣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論》和《第一次帝國議會上的施政方針演說》中，反覆鼓吹所謂“主權線”和“利益線”的侵略擴張理論。在他看來，“主權線”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線”是指其近鄰地區，“要維持一國之獨立，僅僅守衛主權線是決然不夠的，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而“保衛利益線”就必須侵犯鄰國主權。另外，山縣有朋明確提出，當時“利益線的焦點”就是朝鮮半島。至此，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初具雛形。
二、甲午戰爭
為準備對朝鮮和中國的戰爭，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積極擴軍備戰。不僅加快充實海軍艦艇的步伐，而且大大擴充了陸軍編制，並建立了以戰時大本營為主的戰爭體制。90年代初，日本出現了最早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農業連續兩年歉收，工人與農民的鬥爭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也引起統治階級內部的對立，1893年下半年召開的第五屆議會因條約修正問題，政府遭到議會內六黨派的強烈反對，並對伊藤博文內閣提出不信任案。雖然議會遭到解散，但政局仍處於極不穩定狀態。福澤諭吉在1894年 1月26日的《時事新報》上撰文勸說政府，“以吾人之見，如政府一變其方向而大力推進東洋政略，以使國內的人心外轉，或許是眼下適當的方案”。
年春，朝鮮南部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其口號為“消滅權貴”，“逐倭滅洋”。朝鮮政府無力鎮壓農民起義，決定請求清政府出兵“代為征討”。得知清朝出兵後，日本援引《天津條約》，也派出了大批軍隊到朝鮮首都京城，名為“警衛使館”。但此時朝鮮局勢已經基本穩定，於是，清政府駐朝鮮代表袁世凱與日本駐朝公使達成口頭協議，停止增兵，並逐步撤出各自的軍隊。日本政府卻蓄意挑起戰端，不斷增加在朝鮮的兵力，同時指示其公使“促成日中衝突，為今日只急務。為斷行此事，可採取任何手段”。6月，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朝鮮內政方案，遭到拒絕後又向清政府連續提出兩次“絕交書”。7月23日，日本軍隊占領朝鮮王宮，扶持傀儡政權，迫令其“請求”日本軍隊驅逐在朝鮮的清朝軍隊。
一、擴張思潮
儘管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內治優先派”將西鄉隆盛等“征韓派”趕出明治政府，但他們並非反對日本向外擴張，只不過主張暫緩實施而已。“明治六年政變”的第二年，即1874年5月，日本政府藉口三年前琉球船民因風漂至台灣而被當地居民殺害的事件，派軍隊在台灣登陸，結果遭到抗擊，中國清政府也準備派軍隊前往參戰。進退兩難的日本被迫求和，大久保利通親自來華談判，並利用清政府急於求和的心態，以“撫恤”的名義得到50萬兩白銀的賠償，其結果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野心。1879年，明治政府派軍隊到琉球，強制性地將1872年設置的琉球藩改為沖繩縣，此舉遭到清朝的強烈抗議。
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日本不斷向朝鮮提出正式建交的要求，但均遭到朝鮮的拒絕，日本決定以武力相威脅。1875年9月，日本軍艦雲揚號闖入朝鮮西海岸的江華灣，並與朝鮮守軍發生衝突，雙方互有傷亡。1876年1月，日本政府派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為全權代表前往朝鮮，並在山口縣下關港集結軍隊伺機而動，迫使朝鮮與之簽定《日朝修好條規》，即“江華條約”。該條約規定朝鮮向日本開放港口，日本商人可自由在朝鮮從事貿易活動，日本在朝鮮境內具有領事裁判權，並可以任意測量朝鮮海岸等。這個不平等條約不僅使朝鮮開始陷入殖民地危機，也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最初體現。
年11月，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奠基者、當時的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將《鄰邦兵備略》一書呈奏天皇，以清朝兵多不強、受盡外侵之苦為例，強調日本必須把加強軍備放在首要位置，指出“兵強則民氣始可旺，始可語國民之自由，始可論國民之權利，始可保交往之對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國民之勞力始可積，國民之富貴始可守”。1882年7月，朝鮮發生動亂，具有反日情緒的士兵與市民襲擊了親日官員，殺死日本軍事教官，並焚燒了日本使館。山縣有朋下令召集軍隊，並進行全國規模的戰爭動員，迫使朝鮮賠償有關損失，承認日本在其京城擁有駐兵權。1884年12月，朝鮮再次發生政變，親日勢力建立新政權，清政府出兵將其驅逐。儘管日本控制朝鮮的企圖沒有得逞，但在1885年4月，日本誘迫中國與之簽訂了《天津條約》，由此獲得朝鮮發生重大事件時可派兵干預的權利，從而為日本向朝鮮半島侵略擴張創造了條件。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社會思潮也開始轉向對外擴張，其中最具煽動性的人物是福澤諭吉。這位著名的思想啟蒙家在1875年撰寫的《文明論概略》中認為，歐美各國已經進入文明階段，中國和日本仍處在半開化階段，而朝鮮是野蠻國家。另一方面，“國家的獨立也就是文明，沒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因此，必須通過學習西方達到實現日本獨立的目的。但在此後，福澤逐漸接受斯賓塞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文明國家應向野蠻國家推廣文明，而且其手段是強大的軍事力量。福澤諭吉在1881年出版的《時事小言》中認為日本已基本達到“文明”階段，因為日本“國內政治業已鞏固基礎，達到可賴安寧之階段，須將目光轉向海外，振興國權”。1885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名為《脫亞論》的文章，提出了“脫亞入歐論”。他強調指出，“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不僅如此，福澤還積極參與日本染指朝鮮的各種活動。
年1月，山縣有朋提出《軍事意見書》，強調日本必須在俄國西伯利亞鐵路修成之前完成侵略朝鮮的準備；1890年，山縣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論》和《第一次帝國議會上的施政方針演說》中，反覆鼓吹所謂“主權線”和“利益線”的侵略擴張理論。在他看來，“主權線”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線”是指其近鄰地區，“要維持一國之獨立，僅僅守衛主權線是決然不夠的，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而“保衛利益線”就必須侵犯鄰國主權。另外，山縣有朋明確提出，當時“利益線的焦點”就是朝鮮半島。至此，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初具雛形。
二、甲午戰爭
為準備對朝鮮和中國的戰爭，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積極擴軍備戰。不僅加快充實海軍艦艇的步伐，而且大大擴充了陸軍編制，並建立了以戰時大本營為主的戰爭體制。90年代初，日本出現了最早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農業連續兩年歉收，工人與農民的鬥爭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也引起統治階級內部的對立，1893年下半年召開的第五屆議會因條約修正問題，政府遭到議會內六黨派的強烈反對，並對伊藤博文內閣提出不信任案。雖然議會遭到解散，但政局仍處於極不穩定狀態。福澤諭吉在1894年 1月26日的《時事新報》上撰文勸說政府，“以吾人之見，如政府一變其方向而大力推進東洋政略，以使國內的人心外轉，或許是眼下適當的方案”。
年春，朝鮮南部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其口號為“消滅權貴”，“逐倭滅洋”。朝鮮政府無力鎮壓農民起義，決定請求清政府出兵“代為征討”。得知清朝出兵後，日本援引《天津條約》，也派出了大批軍隊到朝鮮首都京城，名為“警衛使館”。但此時朝鮮局勢已經基本穩定，於是，清政府駐朝鮮代表袁世凱與日本駐朝公使達成口頭協議，停止增兵，並逐步撤出各自的軍隊。日本政府卻蓄意挑起戰端，不斷增加在朝鮮的兵力，同時指示其公使“促成日中衝突，為今日只急務。為斷行此事，可採取任何手段”。6月，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朝鮮內政方案，遭到拒絕後又向清政府連續提出兩次“絕交書”。7月23日，日本軍隊占領朝鮮王宮，扶持傀儡政權，迫令其“請求”日本軍隊驅逐在朝鮮的清朝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