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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下野的征韓派成員卻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鄉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對新政權，結果身敗名裂。最初江藤參加了要求開設民選議院的“愛國公黨”，但在1874年2月率領萬餘名佐賀縣士族舉兵叛亂，結果兵敗後被處以死刑；下野後返回故鄉鹿兒島的西鄉隆盛，自費建立“私學校”，招集士族子弟入學。“私學校”後來發展到百餘所分校，學員多達三萬餘名，實際上具有軍隊的性質。在西鄉的影響下，鹿兒島縣拒不執行包括俸祿處分及地稅改革在內的中央政府政策。為防不測，政府在1877年1月命令將鹿兒島彈藥庫中的彈藥運出該地，但“私學校”的學員聞訊後搶先襲擊了彈藥庫，並將之搶走。同年2月15日，西鄉率兵從鹿兒島向北出發，同時向政府發出“質問”，被稱之為“西南戰爭”的內戰由此爆發。政府先後共出動六萬多軍隊前往九州地區作戰，西鄉軍隊最多時也達到四萬餘人，其規模甚至超過“戊辰戰爭”。長達八個月的西南戰爭以西鄉兵敗自殺而告結束，但其影響極為深遠，即士族武裝被由平民徵集的軍隊打敗，由此證明了徵兵制的效果。從此，士族不再以武力反對政府，而是通過言論或其他方式。
與西鄉隆盛同時辭去政府官職的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在1874年初組成了“愛國公黨”，提倡“天賦人權”，要求設立民選議院。在隨後向政府提出的《設立民選議院建議書》中，他們批判以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為中心的政權是“有司專制”，將使國家趨於瓦解，只有設立民選議院，給人民以選舉權、租稅共議權，才是拯救國家之道。儘管這個“愛國公黨”僅存在兩個月，但不久板垣退助與片岡健吉等人在其故鄉高知縣組成“立志社”，依然大力提倡“天賦人權”，主張“人民盡皆平等，無貴賤尊卑之別”。同時，他們呼籲為伸張人民的權利，必須建立民選議會。在“立志社”的影響下，日本全國各地出現了許多類似的政治團體。1875年2月，以“立志社”為中心，各地的政治團體在大阪舉行集會，並建成“愛國社”。該團體積極主張“各伸張其自主之權利，盡人類本分之義務，小則保全一身一家，大則維持天下國家”，以“增進天皇陛下之尊榮福利，使我帝國和歐美各國對峙屹立”。
針對上述自由民權運動驟然興起的局面，明治政府一方面進行部分政治改革，在天皇發布逐漸建立立憲政體詔書的同時，廢除左右兩院，設置元老院和大審院；另一方面，勸誘自由民權派的中心人物板垣退助再度入閣，以達到瓦解運動的目的。儘管板垣重新擔任政府參議，愛國社也因此在1875年4月解散，但在社會各階層的推動下，自由民權運動卻持續發展。
二、運動高潮
概括地說，自由民權運動持續發展具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即沒落士族與農民對政府的不滿，以及西方自由民權思想的傳播。首先因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封建俸祿、實行徵兵制等措施，士族階級受到沉重打擊，絕大多數士族不僅淪為被統治階級，而且生活困難。他們對政府心懷不滿，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樣，一部分士族甚至以武力對抗政府。即使那些已經轉化為土地所有者、手工工場主的中小士族也同一般地主資產階級一樣，反對政府的官僚專制統治。如同板垣退助等人那樣在派系鬥爭失敗後下野的原士族出身政府官僚，更是以自由平等為旗幟，試圖改革政府體制，以便獲取更多的權力。
明治政府實施的土地制度和地稅改革並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而且強制推行義務教育以及徵兵制又使農民背上新的沉重負擔，因而農民不斷以暴動的形式進行反抗。據統計，在1873年到1881年的九年裡，共發生了305次農民暴動。其中在1873年最為集中，而且以同年在福岡縣發生的農民暴動規模最大，有30多萬人參加。暴動的農民衝擊政府部門和郵電局，搗毀富豪的住宅以及高利貸者的錢莊，要求免除三年地稅和停止建立學校，反對投機商人，反對徵兵制。面對如火如荼的農民暴動，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7年1月將地稅下降到地價的2.5%，並規定村稅不得超過地稅的五分之一。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口號是“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所謂“文明開化”，就是在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向西方學習，因而翻譯出版了許多有關西方思想及文化方面的著作。其內容廣泛，既有英國的功利主義，也有法國的天賦人權等自由民主思想。在介紹西方思想文化的過程中，也產生了許多宣傳西方文明的社會活動家和啟蒙思想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出身下級武士家庭，年輕時即開始學習西方文化，曾隨幕府使節團多次訪問歐美各國，痛感日本開國進取之必要。明治維新後福澤諭吉創辦慶應義塾，並著書立說，力倡文明開化。其《勸學篇》中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平等觀一時成為人人皆知的名言。除福澤諭吉外，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啟蒙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主張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思想，對自由民權運動起到很大影響。
與西鄉隆盛同時辭去政府官職的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在1874年初組成了“愛國公黨”，提倡“天賦人權”，要求設立民選議院。在隨後向政府提出的《設立民選議院建議書》中，他們批判以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為中心的政權是“有司專制”，將使國家趨於瓦解，只有設立民選議院，給人民以選舉權、租稅共議權，才是拯救國家之道。儘管這個“愛國公黨”僅存在兩個月，但不久板垣退助與片岡健吉等人在其故鄉高知縣組成“立志社”，依然大力提倡“天賦人權”，主張“人民盡皆平等，無貴賤尊卑之別”。同時，他們呼籲為伸張人民的權利，必須建立民選議會。在“立志社”的影響下，日本全國各地出現了許多類似的政治團體。1875年2月，以“立志社”為中心，各地的政治團體在大阪舉行集會，並建成“愛國社”。該團體積極主張“各伸張其自主之權利，盡人類本分之義務，小則保全一身一家，大則維持天下國家”，以“增進天皇陛下之尊榮福利，使我帝國和歐美各國對峙屹立”。
針對上述自由民權運動驟然興起的局面，明治政府一方面進行部分政治改革，在天皇發布逐漸建立立憲政體詔書的同時，廢除左右兩院，設置元老院和大審院；另一方面，勸誘自由民權派的中心人物板垣退助再度入閣，以達到瓦解運動的目的。儘管板垣重新擔任政府參議，愛國社也因此在1875年4月解散，但在社會各階層的推動下，自由民權運動卻持續發展。
二、運動高潮
概括地說，自由民權運動持續發展具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即沒落士族與農民對政府的不滿，以及西方自由民權思想的傳播。首先因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封建俸祿、實行徵兵制等措施，士族階級受到沉重打擊，絕大多數士族不僅淪為被統治階級，而且生活困難。他們對政府心懷不滿，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樣，一部分士族甚至以武力對抗政府。即使那些已經轉化為土地所有者、手工工場主的中小士族也同一般地主資產階級一樣，反對政府的官僚專制統治。如同板垣退助等人那樣在派系鬥爭失敗後下野的原士族出身政府官僚，更是以自由平等為旗幟，試圖改革政府體制，以便獲取更多的權力。
明治政府實施的土地制度和地稅改革並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而且強制推行義務教育以及徵兵制又使農民背上新的沉重負擔，因而農民不斷以暴動的形式進行反抗。據統計，在1873年到1881年的九年裡，共發生了305次農民暴動。其中在1873年最為集中，而且以同年在福岡縣發生的農民暴動規模最大，有30多萬人參加。暴動的農民衝擊政府部門和郵電局，搗毀富豪的住宅以及高利貸者的錢莊，要求免除三年地稅和停止建立學校，反對投機商人，反對徵兵制。面對如火如荼的農民暴動，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7年1月將地稅下降到地價的2.5%，並規定村稅不得超過地稅的五分之一。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口號是“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所謂“文明開化”，就是在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向西方學習，因而翻譯出版了許多有關西方思想及文化方面的著作。其內容廣泛，既有英國的功利主義，也有法國的天賦人權等自由民主思想。在介紹西方思想文化的過程中，也產生了許多宣傳西方文明的社會活動家和啟蒙思想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出身下級武士家庭，年輕時即開始學習西方文化，曾隨幕府使節團多次訪問歐美各國，痛感日本開國進取之必要。明治維新後福澤諭吉創辦慶應義塾，並著書立說，力倡文明開化。其《勸學篇》中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平等觀一時成為人人皆知的名言。除福澤諭吉外，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啟蒙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主張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思想，對自由民權運動起到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