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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潛水艦隊隸屬的航空兵後，鄧尼茨本來渴望這些飛行員能在船隊方面有所作為，想不到這竟然近乎是奢求。從德空軍來說，即使是續航能力大的堪德爾飛機，要協助U 艇在大西洋搜索到盟軍艦隻，其行動半徑也未免過小。況且飛行員又是首次執行海上任務，對方位與距離的判斷比較陌生，因此收效甚微。有時也能接到堪德爾機發現船隊的報告，然而，一俟U 艇前往該處時，竟然連船隊的蹤跡都看不見。
最後在2 月22 日，一架福克沃爾夫200 型飛機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它測到了OB288 護航運輸隊的位置，並把巡邏線上7 艘潛艇中的1 艘U —73 引向護航運輸隊所在的區域。經過多次攻擊，擊沉了10 艘船隻（共52870 噸），德國的潛艇和飛機無一損失。為了與福克沃爾夫200 型飛機作戰，英國海軍部開始把很多商船的前甲板上裝設了彈射器（叫做有彈射飛機的商船）和1 架“颶風”式戰鬥機。
設在利物浦德比大廈英國海軍的新指揮部子1941 年開始工作。在作戰室的牆上掛著一張非常大的北大西洋地圖，地圖上不斷標出所有護航運輸隊和護航大隊的位置以及可能影響它們安全或表明有德潛艇存在的所有情況。在對面牆壁的上方是負責下達命令的海軍和空軍軍官的辦公室，從這些辦公室向下可以看到作戰室地板上工作的參謀人員。
每天9 點多鐘，召開有關當天活動的戰略計劃會議。這個會議還包括一個有海軍部潛艇跟蹤室的羅傑·溫、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以及羅賽思和普利茅斯海防區司令部參加的保密電話會議。
會議要研究前一天發生的所有事件，傳送最重要的“超級”機密（這些機密從來不在圖上顯示），以及由羅傑·溫估計當天12 時前德潛艇的分布位置。根據這些討論和情報，海軍和空軍軍官利用牆上的地圖和關於形勢的報告採取必要的緊急戰略決定。
如改變護航運輸隊的航向、指揮支援大隊、向岸基飛機分配任務，以及使這些作戰活動與其鄰近海防區的作戰活動相協調。
毫不誇張他說，所有這些戰略決定完全是靠“超級”機密才能作出的。
為了保密，到作戰室的人員要受到嚴格限制。
能否有效地實施作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海上戰術指揮人員能否理解岸上戰略指揮人員的意圖；也取決於岸上指揮人員對其所指揮的艦艇和飛機的缺點能否有正確的了解。指揮部的另一個重要職責是當各個部門根據每次作戰後上交的“作戰活動記錄報告”提出今後要採取的行動時，應表示出接受、同意和反對的意見，根據這些報告，可以分析出德國潛艇的新戰術，並制訂出必要的對抗措施，包括申請可能需要的任何類型的新式武器，艦艇或飛機，以及對西部《海防區護航運輸隊指南》作必要的更改。
2 月17 日，西部海防區新的區域聯合指揮部在利物浦開始工作。指揮部新搬遷不久，諾布爾海軍上將便接替納史密斯海軍上將，擔任了西部海防區司令，3 月，德比大廈的大地圖上顯示出，德潛艇已經進一步深入到大西洋，護航運輸隊正被數量更多的潛艇所包圍。
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整個形摯非常令人擔心，由於技術不斷先進，原來比護衛艦處於優勢的U 艇現在漸漸轉入劣勢。
但是，英國新研製的無線電方位儀即“聲納”測定裝置，大大地降低了U 艇“狼群”戰術的效力，這種裝配在艦船上的收報機能捕捉U 艇發出的電波，並以此來判定U 艇的位置。
這麼一來，護衛艦即使不能擊沉U 艇也能牽制它們的行動。
其時，英國和美國的聲納都由三個基本部分組成：一個部分是裝在艦船龍骨下方水中的振盪器或換能器，它交替地與另兩個部分，即接收機或發射機相聯。
振盪器與發射機相聯時，能發射出很高頻率的聲響（15.25 千赫）。英國海軍把這種聲響叫做聲脈衝信號，因人耳一般不能聽到，所以在聲納裝置中有一個外差振盪器，能使高頻變為可聽頻率（所產生的拍頻是1 千赫）。
在探測潛艇時，振盪器通常與發射機聯接很短的時間（大約為1/10 秒）。
然後，潛艇探測員能聽到一種混響，就偈在洞口拍手聽到的聲音一樣。這些聲響是振盪器的聲音從波浪下方、淺海海底、海水申懸垂的小物體，以及旋渦或雜質所反射回來的。
這些混響隨著反射距離的增大而消失。如果發射出的聲音遇到一個大的反射面，如沉船、潛艇、海底的水下懸崖、鯨魚、密集的小魚群、船的航跡或激波，潛艇探測員就可能聽到一個回聲。
根據反射面是朝向或背離聲納所在的位置運動，回波的強度也隨這增大或減小（如同消防車上的警笛聲音，是隨著接近人群或駛離人群而增大或減小一樣）。這種回聲不同於靜止物體的回聲。這種現象叫做多卜勒效應，對於探測潛艇非常重要。
由於已知聲音在水中的速度約為4820 英尺/ 秒，因此回聲的距離便可根據發射聲波後得到回聲的時間來計算，但是，聲波在水中的速度取決於溫度和鹽度；在炎熱無風的天氣里；或者在有水下海流（如直布羅陀海峽，在將近300 英尺處有兩個方向完全相反的海流；部分墨西哥灣流；還有大河流的河口等）時，不同水層的溫度和鹽度可能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