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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我們能夠利用現有的先進科學和發達的工業來改進和發展落後地區，我們必須著手擬定一項新的大膽的計劃。全世界半數以上的人口正瀕臨悲慘境地。他們食不果腹、疾病纏身。他們的經濟生活是落後的、停滯不前的。他們的貧困對他們自己和比較繁榮的地區來說，都是一種障礙和威脅。
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掌握了能夠解除這些人痛苦的知識和技術……。只有幫助最不幸的成員自力更生，人類的大家庭才能過上相當富裕和心滿意足的生活，而這正是各國人民的權利。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動力，鼓舞世界各國人民成功地行動起來，不僅去反對人類的壓迫者，同時也去反對他們的古老敵人——飢餓、悲慘和絕望……。
因此，杜魯門總統請求國會批准一項計劃，這項計劃的目的是向“不發達地區”提供“技術、科學和管理知識”，並提供“產品和建立生產性企業所需的財政援助”。他最後說：“對於這些地區的各國人民來說，我們給了他們通過民主生活方式達到更光明前途的希望。我們迅速採取行動，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到這種前途的意義，這是至為重要的。”
一九四八年初，共產黨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九年夏，又傳來蘇聯爆炸一顆原子彈的消息，這些情況促使美國國會行動起來。“第四點計劃”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基礎，將援助行動擴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破壞的西歐盟國以外的國家。它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復興”和“救濟”的範疇，要在世界範圍內為那些最窮國家的人民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因此到一九六六年止的一千二百二十億美元的對外援助總額中，約有三分之二是用於歐洲以外的國家。為了加強受援國的軍事力量，美國有相當大一部分外援（確切數字沒有公布）是用於軍事目的。不過，向盟國和未來的盟國提供軍事援助已是早先就有的事。這種對外援助的新穎之處則是進一步努力，與世界邊遠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的人民有目的地分享美國的技術知識、美國的教育、美國的資源和美元，從而拯救世界，使之成為一個民主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馬歇爾計劃當然與美國以前的政策大相逕庭：從戰債心態一躍而為外援心態，從銀行家的語言一躍而為傳教士、慈善家和社會科學家的語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家們談論的是賠款和“老老實實的債務國”，是利率和各國還債的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們談論的卻是生活水平，他們把不同國家的衛生情況、繁榮和文化水平加以比較，研究個人自由的機會和各國政治制度的正確程度。馬歇爾計劃表明，美國官方對新舊世界之間關係的想法和感情發生了突然而深刻的變化，這不僅體現在吸引他們注意的不再是本金和利息，而是復興和繁榮，而且體現在呼籲各受援國採取主動，進行合作和規劃。它的注意力也不再集中於一個單獨的國家，而是集中於整個歐洲。
由於馬歇爾計劃是為戰時的盟國制訂的，因此它仍然帶有某種戰爭救濟的性質。如果它取得成功，就可以幫助那些以往生活水平很高的國家重整家園，但是對外援助這一巨大的新事業有一種勢頭，它就象原子研究和太空探索這些龐大的新事業一樣，也有一種由質量和速變混合而成的幾乎不可抗拒的加速度。當美國的援助計劃從戰爭救濟轉向那些語言、宗教、習慣和歷史都是美國人所熟悉的以前的盟國，並進而擴展到那些不僅以前不是美國的盟國，而且還是遙遠和不熟悉的國家時，美國終於在無邊無際的希望之海中啟程了。
除了傳教，美國以前從未進行過規模宏大的世界性對外援助計劃。不論傳教活動在精神上與此多麼相似，規模卻要小得多。不論是通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還是按照第四點計劃或其它計劃，對外援助都表明美國人相信自己的財富可以提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們認為，具有較高生活水平，也即接近美國生活水平的人民，更容易接受民主，因此也就更傾向於熱愛和平並對美國友好。另一個不言而喻、有補充作用的假設是，貧窮、困苦、工業落後會使任何國家的人民變得不那麼熱愛和平，不那麼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更傾向於成為美國的敵人。這一連串的推理意味著對歷史的某些大膽的歸納，然而卻井非總是直言不諱的。但不論是否明白講出來，它都是來自對民主制度的一種准宗教信仰，並表現出美國人對“應該如此”與“已經如此”這兩種概念是一貫混淆不清的。
二十世紀對外政策方面所出現的某些比較明顯而令人痛苦的事情本來是應該使美國人躊躇不前的。俄國的工業化程度提高了，為它的人民生產了更多的產品，但它並沒有因此變得對美國友好起來。俄國的工業化既不是民主的產物，也沒有在俄國產生更多的民主。俄國的強大並沒有使它變得熱愛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向俄國人提供了一百一十億美元的援助，但是在以後的冷戰時期，俄國政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敵視美國。蘇聯越強大就越好戰，在它炮製和支持的許多亞洲小型戰爭中，它找到了盟國，這些國家也曾是大筆美援的受惠國。
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掌握了能夠解除這些人痛苦的知識和技術……。只有幫助最不幸的成員自力更生，人類的大家庭才能過上相當富裕和心滿意足的生活，而這正是各國人民的權利。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動力，鼓舞世界各國人民成功地行動起來，不僅去反對人類的壓迫者，同時也去反對他們的古老敵人——飢餓、悲慘和絕望……。
因此，杜魯門總統請求國會批准一項計劃，這項計劃的目的是向“不發達地區”提供“技術、科學和管理知識”，並提供“產品和建立生產性企業所需的財政援助”。他最後說：“對於這些地區的各國人民來說，我們給了他們通過民主生活方式達到更光明前途的希望。我們迅速採取行動，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到這種前途的意義，這是至為重要的。”
一九四八年初，共產黨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九年夏，又傳來蘇聯爆炸一顆原子彈的消息，這些情況促使美國國會行動起來。“第四點計劃”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基礎，將援助行動擴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破壞的西歐盟國以外的國家。它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復興”和“救濟”的範疇，要在世界範圍內為那些最窮國家的人民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因此到一九六六年止的一千二百二十億美元的對外援助總額中，約有三分之二是用於歐洲以外的國家。為了加強受援國的軍事力量，美國有相當大一部分外援（確切數字沒有公布）是用於軍事目的。不過，向盟國和未來的盟國提供軍事援助已是早先就有的事。這種對外援助的新穎之處則是進一步努力，與世界邊遠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的人民有目的地分享美國的技術知識、美國的教育、美國的資源和美元，從而拯救世界，使之成為一個民主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馬歇爾計劃當然與美國以前的政策大相逕庭：從戰債心態一躍而為外援心態，從銀行家的語言一躍而為傳教士、慈善家和社會科學家的語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家們談論的是賠款和“老老實實的債務國”，是利率和各國還債的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們談論的卻是生活水平，他們把不同國家的衛生情況、繁榮和文化水平加以比較，研究個人自由的機會和各國政治制度的正確程度。馬歇爾計劃表明，美國官方對新舊世界之間關係的想法和感情發生了突然而深刻的變化，這不僅體現在吸引他們注意的不再是本金和利息，而是復興和繁榮，而且體現在呼籲各受援國採取主動，進行合作和規劃。它的注意力也不再集中於一個單獨的國家，而是集中於整個歐洲。
由於馬歇爾計劃是為戰時的盟國制訂的，因此它仍然帶有某種戰爭救濟的性質。如果它取得成功，就可以幫助那些以往生活水平很高的國家重整家園，但是對外援助這一巨大的新事業有一種勢頭，它就象原子研究和太空探索這些龐大的新事業一樣，也有一種由質量和速變混合而成的幾乎不可抗拒的加速度。當美國的援助計劃從戰爭救濟轉向那些語言、宗教、習慣和歷史都是美國人所熟悉的以前的盟國，並進而擴展到那些不僅以前不是美國的盟國，而且還是遙遠和不熟悉的國家時，美國終於在無邊無際的希望之海中啟程了。
除了傳教，美國以前從未進行過規模宏大的世界性對外援助計劃。不論傳教活動在精神上與此多麼相似，規模卻要小得多。不論是通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還是按照第四點計劃或其它計劃，對外援助都表明美國人相信自己的財富可以提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們認為，具有較高生活水平，也即接近美國生活水平的人民，更容易接受民主，因此也就更傾向於熱愛和平並對美國友好。另一個不言而喻、有補充作用的假設是，貧窮、困苦、工業落後會使任何國家的人民變得不那麼熱愛和平，不那麼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更傾向於成為美國的敵人。這一連串的推理意味著對歷史的某些大膽的歸納，然而卻井非總是直言不諱的。但不論是否明白講出來，它都是來自對民主制度的一種准宗教信仰，並表現出美國人對“應該如此”與“已經如此”這兩種概念是一貫混淆不清的。
二十世紀對外政策方面所出現的某些比較明顯而令人痛苦的事情本來是應該使美國人躊躇不前的。俄國的工業化程度提高了，為它的人民生產了更多的產品，但它並沒有因此變得對美國友好起來。俄國的工業化既不是民主的產物，也沒有在俄國產生更多的民主。俄國的強大並沒有使它變得熱愛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向俄國人提供了一百一十億美元的援助，但是在以後的冷戰時期，俄國政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敵視美國。蘇聯越強大就越好戰，在它炮製和支持的許多亞洲小型戰爭中，它找到了盟國，這些國家也曾是大筆美援的受惠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