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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孤立主義者敦促美國在歐洲衝突中保持“中立”的主張，促使美國政府開始對美國人的對外慈善事業進行法律監督。許多美國人害怕向西班牙等內戰中的國家提供大規模賑濟有可能使美國捲入歐洲的戰爭。在這些人施加的壓力下，國務院開始對海外救濟工作實行官方監督。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來自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傑拉爾德·奈伊領導的參議院軍需品調查委員會舉行了多次大肆渲染的聽證會，似乎要表明，美國完全是受了貪婪的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的誘騙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跟著，出現了一系列“中立的”行動，旨在限制美國的貸款，監督美國的捐款，以防止美國捲入另一場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聯邦政府已有監督和審查美國對交戰國各種形式的援助的法定責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通過的《中立法》只允許以“現購自運”的方式輸出武器和軍需品。甚至在遲至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通過《租借法案》時，美國人仍試圖保持其一貫的區別對待的做法，即將公民出於慈善或意識形態上的動機而進行的自願捐贈與政府在國際金融和外交政策方面所採取的行動分開。美國對外援助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副產品。它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慈善、財政、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的動機交織在一起，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對外援助也偶然會把和平時期的技術、態度和制度與戰時的技術、態度和制度混在一起，這促使美國對外關係中出現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美國人民既不處於戰爭中也不處於和平狀態。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敵對行動在一九四五年就結束了，但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美國尚未批准與日本或德國的最後和約。同時，杜魯門總統在兩黨的共同支持下，創立了一種新的外交，它或許是第一個具有美國特色的、與遙遠國家打交道的模式。它之所以具有美國特色，是由於它並非一種新的外交哲學的產物，而是一系列為眼前需要而精心安排的計劃。它第一次企圖把美國人的才智，事業心、技術知識和財富用於解決全世界的問題。一九四三年，戰爭尚未結束，就成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來幫助剛得到解放的人民。雖然有四十四個國家加入救濟總署，但美國卻支付其活動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二。美國政府通過救濟總署提供了二十七億美元。但是由於美國正走向新的樂善好施的外交時代，即使這個數額也很快就變得極其渺小了。
杜魯門總統從來沒象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那樣對於與蘇俄長期合作抱樂觀的態度。一九四七年初春，他開始相信不能再等待了，必須馬上表明美國制止蘇聯統治世界的決心。一個又一個的跡象暴露出，史達林決心利用盟國的勝利來包圍和顛覆那些尚未由共產黨掌權的國家。蘇聯要求土耳其割讓領土，讓蘇聯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建立新的俄國海軍基地，以圖進一步在土耳其建立共產黨政權，尤能說明這一意圖，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贊喬治·凱南的話概括了美國的下一步對策，他了解俄國和俄國人的程度，是他之前的外交官所難以比擬的。他強調，美國和自由世界的生存有賴於“長期而有耐心地，但堅定並警惕地禁制俄國人的擴張傾向。”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在國會的一次聯席會議上就美國對世界的意向發表了一項極其重要的聲明。作為美國外交政策一個新起點的杜魯門主義，將與一個多世紀以前門羅總統的聲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威爾遜總統的講話齊名並列，而且從某種角度上說，杜魯門主義是把兩者的目標合為一體的。門羅主義是指美國不能容忍外國干涉新世界各國的內政，現在已將它擴展至全世界；美國的力量和美國的財富被拿出來保證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杜魯門總統宣稱：“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各國自由人民，抵抗一小撮武裝分子的征服或外來力量的壓制……我們的幫助基本上應該是通過經濟和財政援助來進行，那是經濟穩定和有秩序的政治運作所不可或缺的。”他要求撥款四億美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使它們有力量抵抗共產黨的接管。他的要求得到了國會的批准。
六月，國務卿喬治·馬歇爾要求歐洲各國政府制訂它們的重建計劃，並向美國提出它們所需要的援助數額。七月，歐洲非共產黨國家的代表在巴黎舉行會議，並於九月提出了一份關於歐洲夏興的長期計劃，要求美國提供二百二十四億美元的貸款和贈款。第二年春天，美國國會為這一新援助計劃的頭十二個月撥款五十三億美元。為支出如此龐大的“和平時期”計劃提供這樣廣泛的支持，是歷史上罕見的。這項稱為“馬歇爾計劃”的方案得到了兩黨的支持（當時共和黨的領袖是參議員阿瑟·范登堡），以及各農業集團、工會和全國廠商協會的支持。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在以後的三年裡，供馬歇爾計劃支配的美國資金共有二百二十億美元。人們普遍認為，西歐卓有成效的經濟復興和西歐國家對共產主義的抵抗，應該歸功於這個計劃。數字表明，到一九五○年，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
對外援助在歐洲取得的成功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任何其它地區，如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同樣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杜魯門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了一個專門用於非歐洲國家的補充計劃。後來，這個計劃被人們稱為“第四點計劃”，因為那是他的和平與自由計劃中的第四點，亦即“主要行動方針”：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來自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傑拉爾德·奈伊領導的參議院軍需品調查委員會舉行了多次大肆渲染的聽證會，似乎要表明，美國完全是受了貪婪的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的誘騙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跟著，出現了一系列“中立的”行動，旨在限制美國的貸款，監督美國的捐款，以防止美國捲入另一場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聯邦政府已有監督和審查美國對交戰國各種形式的援助的法定責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通過的《中立法》只允許以“現購自運”的方式輸出武器和軍需品。甚至在遲至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通過《租借法案》時，美國人仍試圖保持其一貫的區別對待的做法，即將公民出於慈善或意識形態上的動機而進行的自願捐贈與政府在國際金融和外交政策方面所採取的行動分開。美國對外援助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副產品。它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慈善、財政、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的動機交織在一起，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對外援助也偶然會把和平時期的技術、態度和制度與戰時的技術、態度和制度混在一起，這促使美國對外關係中出現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美國人民既不處於戰爭中也不處於和平狀態。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敵對行動在一九四五年就結束了，但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美國尚未批准與日本或德國的最後和約。同時，杜魯門總統在兩黨的共同支持下，創立了一種新的外交，它或許是第一個具有美國特色的、與遙遠國家打交道的模式。它之所以具有美國特色，是由於它並非一種新的外交哲學的產物，而是一系列為眼前需要而精心安排的計劃。它第一次企圖把美國人的才智，事業心、技術知識和財富用於解決全世界的問題。一九四三年，戰爭尚未結束，就成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來幫助剛得到解放的人民。雖然有四十四個國家加入救濟總署，但美國卻支付其活動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二。美國政府通過救濟總署提供了二十七億美元。但是由於美國正走向新的樂善好施的外交時代，即使這個數額也很快就變得極其渺小了。
杜魯門總統從來沒象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那樣對於與蘇俄長期合作抱樂觀的態度。一九四七年初春，他開始相信不能再等待了，必須馬上表明美國制止蘇聯統治世界的決心。一個又一個的跡象暴露出，史達林決心利用盟國的勝利來包圍和顛覆那些尚未由共產黨掌權的國家。蘇聯要求土耳其割讓領土，讓蘇聯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建立新的俄國海軍基地，以圖進一步在土耳其建立共產黨政權，尤能說明這一意圖，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贊喬治·凱南的話概括了美國的下一步對策，他了解俄國和俄國人的程度，是他之前的外交官所難以比擬的。他強調，美國和自由世界的生存有賴於“長期而有耐心地，但堅定並警惕地禁制俄國人的擴張傾向。”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在國會的一次聯席會議上就美國對世界的意向發表了一項極其重要的聲明。作為美國外交政策一個新起點的杜魯門主義，將與一個多世紀以前門羅總統的聲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威爾遜總統的講話齊名並列，而且從某種角度上說，杜魯門主義是把兩者的目標合為一體的。門羅主義是指美國不能容忍外國干涉新世界各國的內政，現在已將它擴展至全世界；美國的力量和美國的財富被拿出來保證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杜魯門總統宣稱：“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各國自由人民，抵抗一小撮武裝分子的征服或外來力量的壓制……我們的幫助基本上應該是通過經濟和財政援助來進行，那是經濟穩定和有秩序的政治運作所不可或缺的。”他要求撥款四億美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使它們有力量抵抗共產黨的接管。他的要求得到了國會的批准。
六月，國務卿喬治·馬歇爾要求歐洲各國政府制訂它們的重建計劃，並向美國提出它們所需要的援助數額。七月，歐洲非共產黨國家的代表在巴黎舉行會議，並於九月提出了一份關於歐洲夏興的長期計劃，要求美國提供二百二十四億美元的貸款和贈款。第二年春天，美國國會為這一新援助計劃的頭十二個月撥款五十三億美元。為支出如此龐大的“和平時期”計劃提供這樣廣泛的支持，是歷史上罕見的。這項稱為“馬歇爾計劃”的方案得到了兩黨的支持（當時共和黨的領袖是參議員阿瑟·范登堡），以及各農業集團、工會和全國廠商協會的支持。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在以後的三年裡，供馬歇爾計劃支配的美國資金共有二百二十億美元。人們普遍認為，西歐卓有成效的經濟復興和西歐國家對共產主義的抵抗，應該歸功於這個計劃。數字表明，到一九五○年，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
對外援助在歐洲取得的成功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任何其它地區，如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同樣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杜魯門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了一個專門用於非歐洲國家的補充計劃。後來，這個計劃被人們稱為“第四點計劃”，因為那是他的和平與自由計劃中的第四點，亦即“主要行動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