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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一年，俄國發生饑荒，國會再次受到提供援助的壓力。而以憲法為理由（以及其它理由）的反對意見再次占了上風，甚至要求撥款十萬美元把捐贈的糧食由海路運到俄國的提案也未獲通過。在有關援助俄國的辯論中，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國會議員康斯坦丁·基爾戈回憶說，幾年前德克薩斯州遭受嚴重旱災時，他呼籲國會撥款一萬美元購買種子，總統卻以缺乏憲法權力為理由而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當時，克利夫蘭總統否決了這一“放縱慈善感情”的措施，克利夫蘭解釋說，原因是他“無法在憲法中找到進行這一撥款的授權”。來自內布拉斯加州的國會議員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回憶說，一八九○年夏，內布拉斯加州遭受旱災，人們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也同樣因“不符合憲法”而遭到拒絕。相信這些先例都被援引來反對向俄國人提供國會撥款的慈善行動。
十九世紀期間，在禁止提供政府援助的總趨勢中，卻也有少數例外，但這種例外情況很罕見，牽涉的款額也很少，而且每一次都能舉出獨特的政治壓力來作解釋。一八一二年三月委內瑞拉發生地震，當時正值拉丁美洲革命得到美國人民廣泛同情之時，在國會議員約翰·卡爾洪的強烈敦促下，國會終為救濟災民撥了五萬美元。一八八○年，愛爾蘭又發生饑荒，國會通過了一項聯合決議，雖然沒有撥款，但授權海軍部長使用海軍艦隻把自願捐贈的救濟品運往愛爾蘭。但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及以後的歲月中，凡是就對外慈善援助的要求進行辯論時，人們總是認為委內瑞拉的事例並不適用，而愛爾蘭的事例，則被普遍視作是為了爭取愛爾蘭裔美國人的選票而對憲法進行的令人遺憾的濫用。
因此，在整個十九世紀，美國對處於危難中的外國人民的援助一般都採取由公民私人及其組織自願贈與的形式。政府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甚至這種作用是否合法也受到廣泛的懷疑。美國人對外國災民提供的慈善捐贈數額很難計算，因為募集這些財物的組織很多，運送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僅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到一八四七年七月中旬這一段時間，單是給愛爾蘭人的私人捐款大概就有一百萬美元。僅一八九二年一艘船載運給俄國饑民的穀物、玉米和麵粉就達二十萬美元。由於美國人的祖籍遍及全球，因此幾乎沒有一筆捐款不受到美國國內某一民族集團的反對。英裔美國人說，援助愛爾蘭人實際上是對英國人的一種侮辱；許多美籍猶太人對俄國人集體屠殺猶太人感到驚駭，因此把一八九○年對俄國人的捐贈看作是對反猶主義的一種認可。然而到二十世紀初，全世界各國處於危難中的人民都得到數量可觀的美國私人捐贈。衣物運往希臘，麵包運往愛爾蘭，資金送到蘭開夏郡貧苦紡織工人手中，衣物和救濟品送給逃離土耳其人壓迫的克里特難民，糧食和衣服送給亞美尼亞人和近東其他民族，小麥運往加爾各答和孟買，糧食運往古巴和中國。美國人在世界上扮演了一個樂善好施的角色。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人們仍然竭力把慈善事業和政府的政策分開。一九一四年，德國人占領比利時後，美國給比利時的援助都是由私人捐贈的。當時負責這個工作的是比利時救濟署的赫伯特·胡佛。一位德國官員疑惑不解地問他：“你們美國人能夠從中得到什麼好處呢？”胡佛反駁說：“你們德國人絕對不可能理解，有些人是出於純粹博愛、無私的動機來辦事的。所以我根本不屑於向你們解釋這個問題。”
一九二一年，俄國在戰爭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結束後發生饑荒，而不久之前，美國司法部長A·米切爾·帕爾默卻曾大肆逮捕及驅逐共產黨員和嫌疑共產黨員，美國當時採取的行動進一步表明將慈善事業與政府政策分開的做法。赫伯特·胡佛再次出馬領導救濟工作。這次國會一反遵守憲法的傳統，撥出價值四百萬美元的美軍剩餘藥品，送給紅十字會救濟俄國。但是，總數達八千萬美元救濟中的大部分還是來自私人捐贈。一九二二年，胡佛發揮其組織能力，將藥品、食物和衣服運至一萬八千個救濟站，分發給一千零五十萬赤貧的俄國人。胡佛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才能，例如說服俄國人改變飲食習慣，以便食用玉米等他們不熟悉的美國糧食。他完成了當時史無前例的、最廣大的美國慈善工作。當時流亡國外的馬克西姆·高爾基在一九二二年寫信給胡佛說：“在人類極需仁愛與憐憫之時，美國人民的慷慨解囊復甦了人與人之間的博愛的理想。”在莫斯科的一次官方宴會上，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千百萬得救人民的名義”，向胡佛贈送致謝捲軸。當時美國尚未承認蘇聯政府。
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與在海外進行私人救濟的那種非政治性慷慨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後，關於“賠款”和“戰爭債務”的著名論戰，支配了美國就國際經濟關係進行的辯論達十幾年之久。戰後，盟國及議和後新建國家欠美國的戰爭貸款和救濟貸款總共超過一百億美元。哈定總統和柯立芝總統領導的兩屆美國政府堅持把這些債務作為嚴格的金錢交易。柯立芝總統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簡練口頭語：“他們欠了錢，對不對？”這句話概括了美國政府的立場。美國不願取消或減少盟國債務的態度主宰了美國與歐洲的經濟關係，防礙了更現實地處理德國賠款問題，因為盟國就是指望用德國人的賠款來償還欠美國的債務。在國內，這個問題迷惑了美國的政治，加劇了戰後美國人退出歐洲和世界的願望。這場論戰表明，當時美國人的思想離對外援助的時代還很遠。
十九世紀期間，在禁止提供政府援助的總趨勢中，卻也有少數例外，但這種例外情況很罕見，牽涉的款額也很少，而且每一次都能舉出獨特的政治壓力來作解釋。一八一二年三月委內瑞拉發生地震，當時正值拉丁美洲革命得到美國人民廣泛同情之時，在國會議員約翰·卡爾洪的強烈敦促下，國會終為救濟災民撥了五萬美元。一八八○年，愛爾蘭又發生饑荒，國會通過了一項聯合決議，雖然沒有撥款，但授權海軍部長使用海軍艦隻把自願捐贈的救濟品運往愛爾蘭。但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及以後的歲月中，凡是就對外慈善援助的要求進行辯論時，人們總是認為委內瑞拉的事例並不適用，而愛爾蘭的事例，則被普遍視作是為了爭取愛爾蘭裔美國人的選票而對憲法進行的令人遺憾的濫用。
因此，在整個十九世紀，美國對處於危難中的外國人民的援助一般都採取由公民私人及其組織自願贈與的形式。政府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甚至這種作用是否合法也受到廣泛的懷疑。美國人對外國災民提供的慈善捐贈數額很難計算，因為募集這些財物的組織很多，運送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僅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到一八四七年七月中旬這一段時間，單是給愛爾蘭人的私人捐款大概就有一百萬美元。僅一八九二年一艘船載運給俄國饑民的穀物、玉米和麵粉就達二十萬美元。由於美國人的祖籍遍及全球，因此幾乎沒有一筆捐款不受到美國國內某一民族集團的反對。英裔美國人說，援助愛爾蘭人實際上是對英國人的一種侮辱；許多美籍猶太人對俄國人集體屠殺猶太人感到驚駭，因此把一八九○年對俄國人的捐贈看作是對反猶主義的一種認可。然而到二十世紀初，全世界各國處於危難中的人民都得到數量可觀的美國私人捐贈。衣物運往希臘，麵包運往愛爾蘭，資金送到蘭開夏郡貧苦紡織工人手中，衣物和救濟品送給逃離土耳其人壓迫的克里特難民，糧食和衣服送給亞美尼亞人和近東其他民族，小麥運往加爾各答和孟買，糧食運往古巴和中國。美國人在世界上扮演了一個樂善好施的角色。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人們仍然竭力把慈善事業和政府的政策分開。一九一四年，德國人占領比利時後，美國給比利時的援助都是由私人捐贈的。當時負責這個工作的是比利時救濟署的赫伯特·胡佛。一位德國官員疑惑不解地問他：“你們美國人能夠從中得到什麼好處呢？”胡佛反駁說：“你們德國人絕對不可能理解，有些人是出於純粹博愛、無私的動機來辦事的。所以我根本不屑於向你們解釋這個問題。”
一九二一年，俄國在戰爭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結束後發生饑荒，而不久之前，美國司法部長A·米切爾·帕爾默卻曾大肆逮捕及驅逐共產黨員和嫌疑共產黨員，美國當時採取的行動進一步表明將慈善事業與政府政策分開的做法。赫伯特·胡佛再次出馬領導救濟工作。這次國會一反遵守憲法的傳統，撥出價值四百萬美元的美軍剩餘藥品，送給紅十字會救濟俄國。但是，總數達八千萬美元救濟中的大部分還是來自私人捐贈。一九二二年，胡佛發揮其組織能力，將藥品、食物和衣服運至一萬八千個救濟站，分發給一千零五十萬赤貧的俄國人。胡佛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才能，例如說服俄國人改變飲食習慣，以便食用玉米等他們不熟悉的美國糧食。他完成了當時史無前例的、最廣大的美國慈善工作。當時流亡國外的馬克西姆·高爾基在一九二二年寫信給胡佛說：“在人類極需仁愛與憐憫之時，美國人民的慷慨解囊復甦了人與人之間的博愛的理想。”在莫斯科的一次官方宴會上，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千百萬得救人民的名義”，向胡佛贈送致謝捲軸。當時美國尚未承認蘇聯政府。
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與在海外進行私人救濟的那種非政治性慷慨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後，關於“賠款”和“戰爭債務”的著名論戰，支配了美國就國際經濟關係進行的辯論達十幾年之久。戰後，盟國及議和後新建國家欠美國的戰爭貸款和救濟貸款總共超過一百億美元。哈定總統和柯立芝總統領導的兩屆美國政府堅持把這些債務作為嚴格的金錢交易。柯立芝總統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簡練口頭語：“他們欠了錢，對不對？”這句話概括了美國政府的立場。美國不願取消或減少盟國債務的態度主宰了美國與歐洲的經濟關係，防礙了更現實地處理德國賠款問題，因為盟國就是指望用德國人的賠款來償還欠美國的債務。在國內，這個問題迷惑了美國的政治，加劇了戰後美國人退出歐洲和世界的願望。這場論戰表明，當時美國人的思想離對外援助的時代還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