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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葉，飛機把美國這個兩洋環抱之國同世界聯成一體。這時，美國已形成了一種與世界各國打交道的新型美國外交方式。這種美國外交方式也象美國其它政治體制一樣，顯然是美國具體環境的產物，它不僅植根於那種有助於立國並繼續鼓舞大量美國人的傳教傳統，而且也植根於把美國疆土從一個大洋擴展到另一個大洋的過程中美國政府所起的某些特殊作用。十九世紀時，許多美國人希望政府是一個服務性機構。產生這種美國式觀點的根源是北美的富足：這裡有如此之多未開墾的處女地，又有如此之多的處女地由於政府的贈與而變為公共財產，每個人都認為他有權得到自己的一份，而且政府既有權贈與就有義務使其有用及具有生產力。十九世紀時，移民、想分地定居的人、農場主、牧場主、修建運河和鐵路的人的期望，到二十世紀時就成為卡車運輸業者、公路修建者、航空公司創辦者這類人的期望。蕭條和危機使美國人的信念很容易就從認為政府必須提供有利可圖的土地，發展到認為政府有義務將整個經濟搞活並使其繁榮。
如果說，美國已經創建了一種基於金錢的民主制度，那麼為什麼不能產生一種基於金錢的外交呢？在外交事務中，二十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新方針也是新世界神話般的財富和人所共知的樂觀主義的產物。
“對外援助”表達了一種信念，即認為美國政府在國外也是一個服務性機構，它能使外國人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的土地和資源。這種觀點儘管在外交界十分罕見，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它來源於傳教士的那種希望，即希望美國的生活標準能夠（用傳教士領袖卡彭的話來說）“使異教徒的世界變為基督教的世界”。到本世紀中，一種新的傳教精神開始主宰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美國政府的海外支出預算，“對外援助”（foreign aid）一詞帶著新的特殊意義，於四十年代後期進入美國的詞彙，它很快就被人們簡稱為“外援”，而且很快就在美國語言詞典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美國人傾向於把這一卓越的新行動視為單純的“外交政策”事項，根本沒有注意到它在方針方面的創新有多麼巨大，在精神方面與傳統的聯繫有多麼緊密，也沒有注意到它的意義有多麼重要。
從古代起，各國之間的政治關係就受到某些大家都熟悉的習尚和慣例的支配，如戰爭、結盟、邦聯、條約和秘密協議等。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包括進出口貿易，受到關稅、贈金、信貸和貸款的影響與控制。當一個強國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弱國時，那強國就要敲詐勒索或要求弱國進貢（包括金錢、物品或特權）。當然，偶而也會出現國與國間的善舉：為了救濟災民，治療瘟疫，減輕火災、地震、火山爆發或其它災害所引起的苦難，一國人民向另一國人民贈送錢糧、藥品或衣物。一八六四年，日內瓦公約規定亨利·迪南的紅十字會協會在戰時享有國際豁免權，因而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是慈善性的饋贈只是偶然的，數量也不大，它們在國際政治和世界貿易中的作用是無足輕重的。
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期間，一個個世界性帝國的興起使這種關係和範疇變得混亂起來。殖民主義使相距甚遠的不同地區人民之間的關係帶有某些國內關係的特徵。法律取代了條約，“國際”貿易變成了帝國內部的貿易。十九世紀英國政府用於印度的資金，確切地說，既非進口，也非出口，更不是慈善行為，同時也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帝國和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前途與福祉，都與工業進步、開發、發展和慈善行為的強大力量交織在一起。對外援助（即由政府撥款以解除外國人民的困苦、救濟災荒、增進他們的福利）在十九世紀時並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實際上，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把資金用於這一目的，是不符合憲法的。有許多次國會遇到要求這種撥款的壓力時，反對意見總是占上風，認為憲法禁止這種支出。例如一八四七年，有人就撥款救濟愛爾蘭饑民一事向國會施加壓力。前已提及，一八四五年及以後幾年的馬鈴薯饑饉使愛爾蘭飢鴻遍野，餓殍滿道。美國人，特別是那些愛爾蘭後裔，閱讀了目擊者描寫這一場使百萬愛爾蘭男女老少喪生的大饑荒的文章後，惻隱之心油然而起。這場災難使美國全國為之震驚，掀起了第一次在全美範圍內對海外援助的慈善運動。國會收到如雪片般飛來的請願書，要求聯邦政府撥款救濟愛爾蘭饑民，國會議員中很少有人需要別人提醒此事所包含的巨大政治風險，因為它涉及人數日益增多的愛爾蘭裔的選票問題。
此時，美國由民主黨的詹姆斯·波爾克總統執政，正在進行不得人心的墨西哥戰爭。輝格黨反戰派主要人物之一的霍勒斯·格里利尖刻地指出，美國政府有權派兵屠殺墨西哥兒童，卻無權救濟災民。但是，即使他本人也不肯在一份請求國會為這種“違反憲法”的目的撥款的請願書上簽名。親民主黨的華盛頓《聯合日報》贊同他的觀點說：“我們同情她（愛爾蘭）那些偉大的、受難的人民，但我們不應因此而違背我們的憲法。”有一位國會議員是這樣解釋他的顧慮的：這裡所建議的撥款實際上是“為了向那些貪婪的黨棍提供食糧，而不是向愛爾蘭饑民提供麵包。”波爾克總統本人則向他的內閣宣布，即使國會通過這一撥款，他也會予以否決，因為憲法不允許把公款用於慈善活動。他補充說，當然，他本人對於愛爾蘭人的痛苦不乏同情，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個人將向救濟基金捐款五十美元。
如果說，美國已經創建了一種基於金錢的民主制度，那麼為什麼不能產生一種基於金錢的外交呢？在外交事務中，二十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新方針也是新世界神話般的財富和人所共知的樂觀主義的產物。
“對外援助”表達了一種信念，即認為美國政府在國外也是一個服務性機構，它能使外國人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的土地和資源。這種觀點儘管在外交界十分罕見，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它來源於傳教士的那種希望，即希望美國的生活標準能夠（用傳教士領袖卡彭的話來說）“使異教徒的世界變為基督教的世界”。到本世紀中，一種新的傳教精神開始主宰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美國政府的海外支出預算，“對外援助”（foreign aid）一詞帶著新的特殊意義，於四十年代後期進入美國的詞彙，它很快就被人們簡稱為“外援”，而且很快就在美國語言詞典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美國人傾向於把這一卓越的新行動視為單純的“外交政策”事項，根本沒有注意到它在方針方面的創新有多麼巨大，在精神方面與傳統的聯繫有多麼緊密，也沒有注意到它的意義有多麼重要。
從古代起，各國之間的政治關係就受到某些大家都熟悉的習尚和慣例的支配，如戰爭、結盟、邦聯、條約和秘密協議等。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包括進出口貿易，受到關稅、贈金、信貸和貸款的影響與控制。當一個強國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弱國時，那強國就要敲詐勒索或要求弱國進貢（包括金錢、物品或特權）。當然，偶而也會出現國與國間的善舉：為了救濟災民，治療瘟疫，減輕火災、地震、火山爆發或其它災害所引起的苦難，一國人民向另一國人民贈送錢糧、藥品或衣物。一八六四年，日內瓦公約規定亨利·迪南的紅十字會協會在戰時享有國際豁免權，因而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是慈善性的饋贈只是偶然的，數量也不大，它們在國際政治和世界貿易中的作用是無足輕重的。
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期間，一個個世界性帝國的興起使這種關係和範疇變得混亂起來。殖民主義使相距甚遠的不同地區人民之間的關係帶有某些國內關係的特徵。法律取代了條約，“國際”貿易變成了帝國內部的貿易。十九世紀英國政府用於印度的資金，確切地說，既非進口，也非出口，更不是慈善行為，同時也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帝國和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前途與福祉，都與工業進步、開發、發展和慈善行為的強大力量交織在一起。對外援助（即由政府撥款以解除外國人民的困苦、救濟災荒、增進他們的福利）在十九世紀時並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實際上，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把資金用於這一目的，是不符合憲法的。有許多次國會遇到要求這種撥款的壓力時，反對意見總是占上風，認為憲法禁止這種支出。例如一八四七年，有人就撥款救濟愛爾蘭饑民一事向國會施加壓力。前已提及，一八四五年及以後幾年的馬鈴薯饑饉使愛爾蘭飢鴻遍野，餓殍滿道。美國人，特別是那些愛爾蘭後裔，閱讀了目擊者描寫這一場使百萬愛爾蘭男女老少喪生的大饑荒的文章後，惻隱之心油然而起。這場災難使美國全國為之震驚，掀起了第一次在全美範圍內對海外援助的慈善運動。國會收到如雪片般飛來的請願書，要求聯邦政府撥款救濟愛爾蘭饑民，國會議員中很少有人需要別人提醒此事所包含的巨大政治風險，因為它涉及人數日益增多的愛爾蘭裔的選票問題。
此時，美國由民主黨的詹姆斯·波爾克總統執政，正在進行不得人心的墨西哥戰爭。輝格黨反戰派主要人物之一的霍勒斯·格里利尖刻地指出，美國政府有權派兵屠殺墨西哥兒童，卻無權救濟災民。但是，即使他本人也不肯在一份請求國會為這種“違反憲法”的目的撥款的請願書上簽名。親民主黨的華盛頓《聯合日報》贊同他的觀點說：“我們同情她（愛爾蘭）那些偉大的、受難的人民，但我們不應因此而違背我們的憲法。”有一位國會議員是這樣解釋他的顧慮的：這裡所建議的撥款實際上是“為了向那些貪婪的黨棍提供食糧，而不是向愛爾蘭饑民提供麵包。”波爾克總統本人則向他的內閣宣布，即使國會通過這一撥款，他也會予以否決，因為憲法不允許把公款用於慈善活動。他補充說，當然，他本人對於愛爾蘭人的痛苦不乏同情，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個人將向救濟基金捐款五十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