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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在技術方面，尤其是在醫學方面的進步，傳教活動越來越多地採取了醫院和醫療傳教機構的形式。這一新的工作中湧現了許多英雄人物，從衛理公會傳教士瑪麗，里德到二十世紀中葉的“緬甸外科醫生”戈登·西格雷夫博士。瑪麗·里德一八八四年在印度染上麻風病，但她活了下來，並在喜馬拉雅山腳下開辦了一座麻風病院。西格雷夫醫生出生於美國一個浸禮會傳教士家庭。他開辦了一所“山地醫院”，在那裡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整個傳教事業部充滿了開拓進取的精神。
到了本世紀初，約翰·洛克菲勒成為美國海外傳教活動中捐款最多的捐助人。這位虔誠的浸札會教徒拿出大筆資金支助浸禮會的傳教活動，但是在一九○五年以前，他一直沒有幫助過其它教派。一九○五年初，公理會理事會秘書致信洛克菲勒，請求他捐助十六萬美元，支持他們的傳教活動。洛克菲勒捐了十萬美元。他按照慣例，決不公開宣布自己的捐款。但一九○五年三月，《公理會教友》雜誌報導了這件事，跟著就有三十名教會人員，多數是牧師，在波士頓集會，聯名簽署了一份正式抗議書，要求將這筆錢退還。他們說，“由於近來不斷有人對洛克菲勒提出有力的控告，指其運用在道德上不義及有害社會的手段聚斂財富”，接受他的捐款就會使理事會受到“置道德問題於不顧的指責”。公理會的牧師們競相斥責洛克菲勒，言辭最激烈的莫過於公理會全國委員會主席華盛頓·格拉登博士。三月二十六日，他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大肆攻擊洛克菲勒：“向我們教會理事會提供的這筆錢，來自一個龐大的財團，而這個財團又是以當代商業史上最殘酷的掠奪為基礎的。它的成功從開頭至今日主要是來自非法操縱鐵路票價。”他指洛克菲勒的捐款為“骯髒的錢”，這個詞後來值被人們沿用。
整個美國突然間充滿了衛道士。憤世嫉俗的人認為，洛克菲勒這筆捐款的不妥處是在數額太小，而不在其來源。贊成洛克菲勒的人說，因為一個人可能做了些錯事就貶低他的善行，是違反基督教精神的；況且按照格拉登博士及其同事們所大聲宣揚的美國信條，在尚未證明一個人有罪之前，應承認他是無辜的，而洛克菲勒還沒被任何法庭判定有罪。但是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和羅伯特·拉福萊特這些有影響的人都加入了格拉登的攻擊。拉福萊特在對肖托夸地方的聽眾演講時痛斥道：“洛克菲勒用兩隻手捐錢，卻用許多隻手搶劫。他即使活一千歲也無法贖回他所犯下的罪行。……他是當代最大的罪犯。”更能說明這種冠冤堂皇的教會道德的就是公理會理事會本身的行動。理事會發現自己請求洛克菲勒捐錢的行動不得人心後，開始一言不發，後來那位實際上勸說洛克菲勒捐錢的秘書詹姆斯·巴頓牧師想逃避責任，就對《紐約時報》說，洛克菲勒這筆錢是“自發、主動地捐獻的”。當洛克菲勒的代表弗雷德里克·蓋茨牧師威脅要向美聯社公布所有來往信件時，巴頓牧師才只得講出實情，並向公理會理事會取得一份聲明，承認這筆錢實際上是他們請求捐獻的。在這種競相虛偽的迷霧下，格拉登博士也改變了立場，理事會最終感激地接受了洛克菲勒的捐款。
六月二十八日，洛克菲勒向耶魯大學捐款一百萬美元，兩天後他又向普通教育委員會捐款一千萬美元。當這項宣布發表時，三個月前還稱洛克菲勒的十萬美元為”骯髒的錢”的一片抗議聲突然戲劇性地消失了。《紐約太陽報》說，“一千萬美元使它的臭味自動消失。”
六十 樂善好施的外交
在美國歷史上大部分時期，美國的外交都是令人不快的、笨拙的，而且總的來說還是失敗的。美國政治家在外交政策方面遇到的問題，更因美國國內政治的反覆無常而變得複雜無比。美國本身就是一個聯合國，國內眾多種族和民族集團的手中都擁有某種否決權。德裔美國人、愛爾蘭裔美國人、義大利裔美國人等各種人的好惡，曾使美國在有違本身意願的情況下捲入世界的各種問題之中。
然而，儘管美國這個移民國家的人口分布因素曾使美國捲入世界事務，但美國的地理位置卻又使它與世界保持一段距離。美國本土處於兩個大洋之間，鄰國或弱或持友好態度，所以美國沒有遭受外國侵略的危險。因而，美國的國際外交表現為一種參與和超脫相結合的奇特產物，這是與任何其它大國迥然不同的。
如果說美國人不善於辦理外交的話，他們卻對各國合作充滿了樂觀的看法和樂善好施的願望。幾乎其他所有民族部有一部分人在美國。美國本身就是殖民主義的產物，除某些明顯的例外，美國的外交政策並沒有表現出歐洲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白種人的負擔”的最壞特徵。美國從未擁有海外帝國，因此美國支持外國建立自治政府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伍德羅·威爾遜的理想是殖民時期美國人那種天真幼稚想法的繼續。如果威爾遜總統更熟悉現實世界，也就是勞合·喬治、克里門梭和奧蘭多生長的現實世界，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也許就會簽訂一個能夠更好地為美國利益服務的條約，而不是去創建一個國際聯盟了。從長遠觀點看，美國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從購買路易斯安那到建立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往往是美國人天真氣質和美國在地理位置上遠離世界其它地區的副產品。
到了本世紀初，約翰·洛克菲勒成為美國海外傳教活動中捐款最多的捐助人。這位虔誠的浸札會教徒拿出大筆資金支助浸禮會的傳教活動，但是在一九○五年以前，他一直沒有幫助過其它教派。一九○五年初，公理會理事會秘書致信洛克菲勒，請求他捐助十六萬美元，支持他們的傳教活動。洛克菲勒捐了十萬美元。他按照慣例，決不公開宣布自己的捐款。但一九○五年三月，《公理會教友》雜誌報導了這件事，跟著就有三十名教會人員，多數是牧師，在波士頓集會，聯名簽署了一份正式抗議書，要求將這筆錢退還。他們說，“由於近來不斷有人對洛克菲勒提出有力的控告，指其運用在道德上不義及有害社會的手段聚斂財富”，接受他的捐款就會使理事會受到“置道德問題於不顧的指責”。公理會的牧師們競相斥責洛克菲勒，言辭最激烈的莫過於公理會全國委員會主席華盛頓·格拉登博士。三月二十六日，他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大肆攻擊洛克菲勒：“向我們教會理事會提供的這筆錢，來自一個龐大的財團，而這個財團又是以當代商業史上最殘酷的掠奪為基礎的。它的成功從開頭至今日主要是來自非法操縱鐵路票價。”他指洛克菲勒的捐款為“骯髒的錢”，這個詞後來值被人們沿用。
整個美國突然間充滿了衛道士。憤世嫉俗的人認為，洛克菲勒這筆捐款的不妥處是在數額太小，而不在其來源。贊成洛克菲勒的人說，因為一個人可能做了些錯事就貶低他的善行，是違反基督教精神的；況且按照格拉登博士及其同事們所大聲宣揚的美國信條，在尚未證明一個人有罪之前，應承認他是無辜的，而洛克菲勒還沒被任何法庭判定有罪。但是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和羅伯特·拉福萊特這些有影響的人都加入了格拉登的攻擊。拉福萊特在對肖托夸地方的聽眾演講時痛斥道：“洛克菲勒用兩隻手捐錢，卻用許多隻手搶劫。他即使活一千歲也無法贖回他所犯下的罪行。……他是當代最大的罪犯。”更能說明這種冠冤堂皇的教會道德的就是公理會理事會本身的行動。理事會發現自己請求洛克菲勒捐錢的行動不得人心後，開始一言不發，後來那位實際上勸說洛克菲勒捐錢的秘書詹姆斯·巴頓牧師想逃避責任，就對《紐約時報》說，洛克菲勒這筆錢是“自發、主動地捐獻的”。當洛克菲勒的代表弗雷德里克·蓋茨牧師威脅要向美聯社公布所有來往信件時，巴頓牧師才只得講出實情，並向公理會理事會取得一份聲明，承認這筆錢實際上是他們請求捐獻的。在這種競相虛偽的迷霧下，格拉登博士也改變了立場，理事會最終感激地接受了洛克菲勒的捐款。
六月二十八日，洛克菲勒向耶魯大學捐款一百萬美元，兩天後他又向普通教育委員會捐款一千萬美元。當這項宣布發表時，三個月前還稱洛克菲勒的十萬美元為”骯髒的錢”的一片抗議聲突然戲劇性地消失了。《紐約太陽報》說，“一千萬美元使它的臭味自動消失。”
六十 樂善好施的外交
在美國歷史上大部分時期，美國的外交都是令人不快的、笨拙的，而且總的來說還是失敗的。美國政治家在外交政策方面遇到的問題，更因美國國內政治的反覆無常而變得複雜無比。美國本身就是一個聯合國，國內眾多種族和民族集團的手中都擁有某種否決權。德裔美國人、愛爾蘭裔美國人、義大利裔美國人等各種人的好惡，曾使美國在有違本身意願的情況下捲入世界的各種問題之中。
然而，儘管美國這個移民國家的人口分布因素曾使美國捲入世界事務，但美國的地理位置卻又使它與世界保持一段距離。美國本土處於兩個大洋之間，鄰國或弱或持友好態度，所以美國沒有遭受外國侵略的危險。因而，美國的國際外交表現為一種參與和超脫相結合的奇特產物，這是與任何其它大國迥然不同的。
如果說美國人不善於辦理外交的話，他們卻對各國合作充滿了樂觀的看法和樂善好施的願望。幾乎其他所有民族部有一部分人在美國。美國本身就是殖民主義的產物，除某些明顯的例外，美國的外交政策並沒有表現出歐洲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白種人的負擔”的最壞特徵。美國從未擁有海外帝國，因此美國支持外國建立自治政府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伍德羅·威爾遜的理想是殖民時期美國人那種天真幼稚想法的繼續。如果威爾遜總統更熟悉現實世界，也就是勞合·喬治、克里門梭和奧蘭多生長的現實世界，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也許就會簽訂一個能夠更好地為美國利益服務的條約，而不是去創建一個國際聯盟了。從長遠觀點看，美國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從購買路易斯安那到建立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往往是美國人天真氣質和美國在地理位置上遠離世界其它地區的副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