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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哈姆林籌辦並在初期由羅伯特提供資金的羅伯特學院，遵照哈姆林改造奧托曼帝國的預言性方針：“和平、時間、教育”的方針，為整個中東培養了領袖人才。當哈姆林回到美國要求富裕的美國人為該校捐款時，他收到很多每筆為一百美元或數目更少的小額捐款，卻未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大筆贈款。他寫道：“他們（富人）不喜歡解除負擔。他們很富裕，但要他們慷慨解囊，就好象是搶劫他們一樣。一個每年收入四萬美元的人，由於習慣為生活花四萬五千美元，又怎能指望他拿出錢來呢？他已經在生活費用中節約了五千美元啊。”
美國人還在各大洲建立了其它各種傳教機構——中小學校、高等院校、醫院、教堂。用當時委婉的說法來講，許多施主“之所以聞名，並非由於他們為取得財富所做的工作，而是鑑於他們的財富分配方式。”南北戰爭之前，紐約一位商人為五十名去中國的傳教士提供路費，然後又捐獻一艘船運輸一萬八千卷基督教文獻，以供他們分發。一位身為教友會教徒的企業家，死後為在賴比瑞亞的一個聖公會傳教團留下一萬美元。一位前南部邦聯的牧師因印刷主日學校的課本而發財，他捐獻了十幾萬美元用於宗教活動，包括在墨西哥的科阿韋拉州建立一所女子學校。紐約巨富道奇家族捐錢在貝魯特建立了美國大學。新倫敦一位銀行家一八八九年捐了一大筆錢在日本京都的同治社大學建立了理科研究生部。這樣做的人還有不少。
一九一○年，美國海外傳教士理事會成立一百周年，當時的理事會主席塞繆爾·比林斯·卡彭本人就代表了美國新的傳教精神。卡彭出生于波士頓一個貧苦家庭，最初他在一家地毯公司做勤雜工，年工資只有七十五美元。後來他終於成了這家公司的合伙人，發了大財。他本人雖然沒上過大學，卻十分熱心於教育，並努力把“經營企業”的方法引進教育和慈善事業。他把公理會的主日學校出版公司搞成一個贏利率很高的企業。他在波士頓學校委員會任職（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三年）期間開辦了手工課，幫助整頓了管理，提出了建築計劃，並成為韋爾斯利女子學院校董會的主席。卡彭鼓吹：完善的企業管理方法和堅定的宗教信仰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兩者取得成功的首要條件都是“忠誠”——“有了這種良心，就可以做好任何微不足道的工作；有了這種誠意就會去清掃地毯下和角落裡的灰塵；也會在波士頓郊外十英里的地方鋪低級地毯，其工作的認真象在貝肯街的住宅鋪高級地毯一樣；也會銷售用於地窖里的油布，其工作的熱誠象銷售用於鋪主樓地板的地毯一樣。”卡彭認為，威脅美國文明的是物質主義。“到處有商業交易在進行，但是不信基督的商業交易卻是一種禍害。那意味著武器買賣、奴隸貿易和銷售朗姆酒。”他指出，美國出口一百多萬加侖朗姆酒，價值一百五十萬美元。這些酒幾乎全部出口到非洲。
但是卡彭說，成功的基督教傳教活動並不是商業的敵人，它不可避免地會為商品帶來主顧。“我們的傳教士於一八二○年到達夏威夷時，那裡的土著不過剛剛脫離原始狀態。在傳教士的教導下和在基督教精神的影響下，他們的發展非常之快，以致二十年後，他們與美國的貿易就象我最近在波士頓商會研究的那些表格所表明的那樣：進口額為二十二萬七千美元；出口額為六萬七千美元；與夏威夷群島的總貿易額為二十九萬四千美元。”他指出，土耳其的一個地區買了十台軋棉機，另一個地區買了一百台揚谷機。他還講了一個故事：有一位牧師無法說服他那個教區的居民——一位製造鐵犁的富商支持海外傳教活動。後來，這位富商訪問了一個遙遠的國家，那裡的傳教士為基督教同時也為鐵犁開闢了市場。這位富商大賺其錢，於是決定為四個傳教士提供經費。然而，鐵犁的市場是如此之大，這些傳教士的工資與他所多賺的利潤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一九一○年，卡彭對美國海外傳教士理事會說：
企業界是站在我們一邊的。他們越來越認識到這個世界向基督教開放後他們所能得到的好處。當一個異教徒轉變為上帝的信徒時，他的內心發生了變化，同時他就會要求相應地改變他的外部生活和周圍的環境。他希望穿上基督教徒的服裝，住上基督教徒式的房屋，用上基督教徒的犁和其它一切使基督教文明與異教徒的狹隘和低級的生活有所區別的東西。做生意的人了解到基督教的進展怎樣促進了世界的貿易，他還了解到，隨著基督福音的進一步傳播，貿易將會得到更大的發展。
當然，有人攻擊卡彭是庸俗的物質主義者。但是大多數傳教士卻和他一起對如此有利可圖的上帝大唱讚歌。卡彭認為，從長遠觀點看，基督教會是物質主義唯一真正有效的解毒劑，因為唯有基督教能夠保持物質繁榮的道德性。“發展對外貿易不是傳教士的工作，他對推銷現代化機器並不感覺興趣，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幫助人和拯救人。但是，他使人們皈依基督教、教育人和建立基督徒家庭的工作，也產生了其它效果，就象太陽出來濃霧就會消散一樣不可避免。”卡彭回顧說，在一個世紀的傳教活動中，美國人為此獻出了四千多萬美元，而僅在前一年內，在外國皈依的當地基督教徒就捐了相當於三百萬美元的資金。
美國人還在各大洲建立了其它各種傳教機構——中小學校、高等院校、醫院、教堂。用當時委婉的說法來講，許多施主“之所以聞名，並非由於他們為取得財富所做的工作，而是鑑於他們的財富分配方式。”南北戰爭之前，紐約一位商人為五十名去中國的傳教士提供路費，然後又捐獻一艘船運輸一萬八千卷基督教文獻，以供他們分發。一位身為教友會教徒的企業家，死後為在賴比瑞亞的一個聖公會傳教團留下一萬美元。一位前南部邦聯的牧師因印刷主日學校的課本而發財，他捐獻了十幾萬美元用於宗教活動，包括在墨西哥的科阿韋拉州建立一所女子學校。紐約巨富道奇家族捐錢在貝魯特建立了美國大學。新倫敦一位銀行家一八八九年捐了一大筆錢在日本京都的同治社大學建立了理科研究生部。這樣做的人還有不少。
一九一○年，美國海外傳教士理事會成立一百周年，當時的理事會主席塞繆爾·比林斯·卡彭本人就代表了美國新的傳教精神。卡彭出生于波士頓一個貧苦家庭，最初他在一家地毯公司做勤雜工，年工資只有七十五美元。後來他終於成了這家公司的合伙人，發了大財。他本人雖然沒上過大學，卻十分熱心於教育，並努力把“經營企業”的方法引進教育和慈善事業。他把公理會的主日學校出版公司搞成一個贏利率很高的企業。他在波士頓學校委員會任職（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三年）期間開辦了手工課，幫助整頓了管理，提出了建築計劃，並成為韋爾斯利女子學院校董會的主席。卡彭鼓吹：完善的企業管理方法和堅定的宗教信仰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兩者取得成功的首要條件都是“忠誠”——“有了這種良心，就可以做好任何微不足道的工作；有了這種誠意就會去清掃地毯下和角落裡的灰塵；也會在波士頓郊外十英里的地方鋪低級地毯，其工作的認真象在貝肯街的住宅鋪高級地毯一樣；也會銷售用於地窖里的油布，其工作的熱誠象銷售用於鋪主樓地板的地毯一樣。”卡彭認為，威脅美國文明的是物質主義。“到處有商業交易在進行，但是不信基督的商業交易卻是一種禍害。那意味著武器買賣、奴隸貿易和銷售朗姆酒。”他指出，美國出口一百多萬加侖朗姆酒，價值一百五十萬美元。這些酒幾乎全部出口到非洲。
但是卡彭說，成功的基督教傳教活動並不是商業的敵人，它不可避免地會為商品帶來主顧。“我們的傳教士於一八二○年到達夏威夷時，那裡的土著不過剛剛脫離原始狀態。在傳教士的教導下和在基督教精神的影響下，他們的發展非常之快，以致二十年後，他們與美國的貿易就象我最近在波士頓商會研究的那些表格所表明的那樣：進口額為二十二萬七千美元；出口額為六萬七千美元；與夏威夷群島的總貿易額為二十九萬四千美元。”他指出，土耳其的一個地區買了十台軋棉機，另一個地區買了一百台揚谷機。他還講了一個故事：有一位牧師無法說服他那個教區的居民——一位製造鐵犁的富商支持海外傳教活動。後來，這位富商訪問了一個遙遠的國家，那裡的傳教士為基督教同時也為鐵犁開闢了市場。這位富商大賺其錢，於是決定為四個傳教士提供經費。然而，鐵犁的市場是如此之大，這些傳教士的工資與他所多賺的利潤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一九一○年，卡彭對美國海外傳教士理事會說：
企業界是站在我們一邊的。他們越來越認識到這個世界向基督教開放後他們所能得到的好處。當一個異教徒轉變為上帝的信徒時，他的內心發生了變化，同時他就會要求相應地改變他的外部生活和周圍的環境。他希望穿上基督教徒的服裝，住上基督教徒式的房屋，用上基督教徒的犁和其它一切使基督教文明與異教徒的狹隘和低級的生活有所區別的東西。做生意的人了解到基督教的進展怎樣促進了世界的貿易，他還了解到，隨著基督福音的進一步傳播，貿易將會得到更大的發展。
當然，有人攻擊卡彭是庸俗的物質主義者。但是大多數傳教士卻和他一起對如此有利可圖的上帝大唱讚歌。卡彭認為，從長遠觀點看，基督教會是物質主義唯一真正有效的解毒劑，因為唯有基督教能夠保持物質繁榮的道德性。“發展對外貿易不是傳教士的工作，他對推銷現代化機器並不感覺興趣，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幫助人和拯救人。但是，他使人們皈依基督教、教育人和建立基督徒家庭的工作，也產生了其它效果，就象太陽出來濃霧就會消散一樣不可避免。”卡彭回顧說，在一個世紀的傳教活動中，美國人為此獻出了四千多萬美元，而僅在前一年內，在外國皈依的當地基督教徒就捐了相當於三百萬美元的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