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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時期美國與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表明，美國人本以為外援必然會宣傳民主或促進和平，但實際上純屬空想。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國國民黨接受了二十億美元的援助（還不包括戰爭物資），但是中國大陸卻成了共產黨入的天下，而美國在台灣的盟友蔣介石則一點兒也不民主。朝鮮多年來接受的美援最多，但也離民主的理想相去甚遠。亞洲另一個大量接受美援的國家（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是南越。
到一九六六年為止，對外援助計劃共支出了一千二百二十多億美元，其中歐洲占四百七十億美元，東亞二百七十六億美元，近東和南亞二百五十四億美元，拉丁美洲一百一十億美元，非洲三十六億美元。總數中約有三分之二的款額用於經濟援助而不是軍事援助；而在經濟援助中，又有三分之二的款額不是以貸款形式，而是以純粹的贈與形式提供的。
隨著對外援助計劃的擴大並成為美國外交政策和年度預算中的一個固定項目，它給一些傳統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和平與戰爭的古老分界帶來了新的混亂。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經說，戰爭只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的延續。現在，也可以同樣方式來說明對外援助的意義。新的對外援助的哲學是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傳教的場所，看作民主與反民主力量進行鬥爭的戰場。這種哲學使和平本身成了戰爭的另一種形式的延續。
六十一 新的趨勢：問題不在於能否做到而在於何時完成
本世紀中葉，美國政府支持進行的一些規模最大的全國性項目都帶有人們熟知的某種傳教特色。這些龐大的事業甚至使對外援助的開支也相形見繼。除用於軍事冒險外，整個國家把人力、物力、財力集中用於如此耗費巨大的壯舉還是首次。結果是產生了美國在技術上的兩次最輝煌的勝利。一是成功地分裂了不可分的物質：使原子裂變並產生自持核鏈式反應。二是成功地到達了不可達到的地方：征服星際空間和登上月球。這兩個勝利都表明美國人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這兩大成就比新世界文明的其它成就更為典型地象徵著一個熱愛民主的人為了他的成功作出何等重大的犧牲。因為，說來奇怪，整個國家的成功卻會使個人有一種新的感覺——感到自己軟弱無能。
美國人的這兩項壯舉表現出某些顯著的共同特徵。它們都是由國外的壓力引起的，並且由於這種壓力而提高了進行的速度。一是戰爭期間害怕納粹德國先獲得成功，一是“和平”時期害怕落後於蘇俄。促成這兩項壯舉的是移民的智慧、想像力和精力：一種是因納粹上台而流亡的難民；另一種是因納粹倒台而流亡的難民，兩項壯舉追求的目標都很明確，儘管這些目標以前從未實現過。同時，兩者都根據事先制定好的固定時間表進行。為了達到目的，這兩項意義深遠的工作都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美國民主的這兩大勝利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截然不同的特點：一個是在戰爭期間進行，另一是在“和平時期”進行。一個是在如此廣泛、雇員如此眾多的龐大事業中保密最好的項目；另一個是人類歷史上宣傳最廣泛、目擊者最多的事業。
不論這兩項事業有多少明顯的區別（探索原子內不可思議的微觀世界和探索外層空間不可思議的廣闊宇宙），它的效果都是加強了人的趨勢感，使他進一步感覺到那種無上權威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新的力量。甚至在美國歷史上也沒有與此類似的先例。在美國人取得的成就中，最能與此相比較的或許要算修建第一條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了。南北戰爭前，政論家們就把這條鐵路說成是“一件使全國人民歡欣若狂的藝術品，如同音樂、雕塑、繪畫在其各自鼎盛時期達到的效果一樣。”亨利·戴維·梭羅在《湖濱散記》（一八五四年）一書中警告人們：“我們並沒有駕馭鐵路，而是鐵路駕馭了我們。”
儘管這條橫貫大陸的鐵路本身只是在長度上不同凡響，但許多人對它所感到的敬畏和驚恐卻不下於四分之三世紀後對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反應。當中央太平洋鐵路和聯合太平洋鐵路即將接軌從而使北美大陸的鐵路線連成一體時，新英格蘭的鐵路大王小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曾經指出（本書開篇卷首就引用過他的話）：“從公元前的遠古時期到一八二九年，國內交通沒有發生過任何根本的變化。”現在卻“突然釋放出一種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發揮著社會、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種種影響力：並把一些需要立即解決的新問題驟然拋到我們身上；新事物尚未成熟，而舊事物已在廢棄；種族反感尚未消除，國家之間就出現了密切的聯繫：我們的歷史因而充滿了盛衰沉浮，也充滿了戲劇性的插曲。”他認為，鐵路很可能是“引起社會變革的最巨大、意義最深遠的火車頭，這種變革會給人類帶來福利或禍患。”當時，鐵路大王對北美大陸的征服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區無法比擬的奇績。直到一八九一年，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才開始修建；而柏林一巴格達鐵路也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路就象二十世紀美國科技取得的最驚人成就一樣，都是在規定時間內成功地達到一定目標的。
到一九六六年為止，對外援助計劃共支出了一千二百二十多億美元，其中歐洲占四百七十億美元，東亞二百七十六億美元，近東和南亞二百五十四億美元，拉丁美洲一百一十億美元，非洲三十六億美元。總數中約有三分之二的款額用於經濟援助而不是軍事援助；而在經濟援助中，又有三分之二的款額不是以貸款形式，而是以純粹的贈與形式提供的。
隨著對外援助計劃的擴大並成為美國外交政策和年度預算中的一個固定項目，它給一些傳統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和平與戰爭的古老分界帶來了新的混亂。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經說，戰爭只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的延續。現在，也可以同樣方式來說明對外援助的意義。新的對外援助的哲學是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傳教的場所，看作民主與反民主力量進行鬥爭的戰場。這種哲學使和平本身成了戰爭的另一種形式的延續。
六十一 新的趨勢：問題不在於能否做到而在於何時完成
本世紀中葉，美國政府支持進行的一些規模最大的全國性項目都帶有人們熟知的某種傳教特色。這些龐大的事業甚至使對外援助的開支也相形見繼。除用於軍事冒險外，整個國家把人力、物力、財力集中用於如此耗費巨大的壯舉還是首次。結果是產生了美國在技術上的兩次最輝煌的勝利。一是成功地分裂了不可分的物質：使原子裂變並產生自持核鏈式反應。二是成功地到達了不可達到的地方：征服星際空間和登上月球。這兩個勝利都表明美國人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這兩大成就比新世界文明的其它成就更為典型地象徵著一個熱愛民主的人為了他的成功作出何等重大的犧牲。因為，說來奇怪，整個國家的成功卻會使個人有一種新的感覺——感到自己軟弱無能。
美國人的這兩項壯舉表現出某些顯著的共同特徵。它們都是由國外的壓力引起的，並且由於這種壓力而提高了進行的速度。一是戰爭期間害怕納粹德國先獲得成功，一是“和平”時期害怕落後於蘇俄。促成這兩項壯舉的是移民的智慧、想像力和精力：一種是因納粹上台而流亡的難民；另一種是因納粹倒台而流亡的難民，兩項壯舉追求的目標都很明確，儘管這些目標以前從未實現過。同時，兩者都根據事先制定好的固定時間表進行。為了達到目的，這兩項意義深遠的工作都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美國民主的這兩大勝利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截然不同的特點：一個是在戰爭期間進行，另一是在“和平時期”進行。一個是在如此廣泛、雇員如此眾多的龐大事業中保密最好的項目；另一個是人類歷史上宣傳最廣泛、目擊者最多的事業。
不論這兩項事業有多少明顯的區別（探索原子內不可思議的微觀世界和探索外層空間不可思議的廣闊宇宙），它的效果都是加強了人的趨勢感，使他進一步感覺到那種無上權威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新的力量。甚至在美國歷史上也沒有與此類似的先例。在美國人取得的成就中，最能與此相比較的或許要算修建第一條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了。南北戰爭前，政論家們就把這條鐵路說成是“一件使全國人民歡欣若狂的藝術品，如同音樂、雕塑、繪畫在其各自鼎盛時期達到的效果一樣。”亨利·戴維·梭羅在《湖濱散記》（一八五四年）一書中警告人們：“我們並沒有駕馭鐵路，而是鐵路駕馭了我們。”
儘管這條橫貫大陸的鐵路本身只是在長度上不同凡響，但許多人對它所感到的敬畏和驚恐卻不下於四分之三世紀後對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反應。當中央太平洋鐵路和聯合太平洋鐵路即將接軌從而使北美大陸的鐵路線連成一體時，新英格蘭的鐵路大王小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曾經指出（本書開篇卷首就引用過他的話）：“從公元前的遠古時期到一八二九年，國內交通沒有發生過任何根本的變化。”現在卻“突然釋放出一種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發揮著社會、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種種影響力：並把一些需要立即解決的新問題驟然拋到我們身上；新事物尚未成熟，而舊事物已在廢棄；種族反感尚未消除，國家之間就出現了密切的聯繫：我們的歷史因而充滿了盛衰沉浮，也充滿了戲劇性的插曲。”他認為，鐵路很可能是“引起社會變革的最巨大、意義最深遠的火車頭，這種變革會給人類帶來福利或禍患。”當時，鐵路大王對北美大陸的征服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區無法比擬的奇績。直到一八九一年，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才開始修建；而柏林一巴格達鐵路也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路就象二十世紀美國科技取得的最驚人成就一樣，都是在規定時間內成功地達到一定目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