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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錯誤，起因於他們認為阿拉伯人不能或是不願發動進攻這一基本觀念。對每一件新的事態發展的情報判斷，都用這一觀念去套，而不去作出獨立的判斷。結果是錯誤地判斷了阿拉伯人的戰備活動。但必須記住，作為一種額外的保證，以色列參與制定決策的人都有一種安全感，認為前線的正規軍加上數量充足的坦克，就具有對付任何意外事件的能力，空軍也具有給敵人以沉重打擊的能力。可是，這種“保證”是建立在錯誤地估計了技術的發展和錯誤地判斷了阿拉伯人在計劃要發動的進攻中所投入的人力和裝備的數量的基礎上的。雖然以色列統帥部從數字上是了解敵方的人力和裝備的，但沒有從作戰的角度理解它們。以軍的作戰思想，也表明他們完全不了解阿拉伯軍隊新的反坦克能力。
這兩大失誤，致使以色列在戰爭中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以軍作好了在72-96小時內有條不紊地進行戰爭動員的準備。這次臨時緊急動員，雖然很出色。可歌可泣並拯救了國家，但其本身的性質決定了部隊只能是一小批一小批地投入戰鬥。這就使人們產生了一種動員不充分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是毫無道理的；以色列動員制度的真正力量，恰恰是在這次動員所處的形勢中顯示出來了。
與此同時，還暴露了許多弱點。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滋長了鬆懈情緒。在局勢非常嚴重，有理由進入最高戰備狀態時，卻讓訓練不足的後備隊員留駐蘇伊士運河前線。軍隊還缺乏紀律性，這一點長期表現在死亡率非常高的交通事故和訓練事故當中(每年死亡達數百人)。近幾年來軍隊高級指揮部有一种放松紀律的傾向，寧願接受無紀律狀態，而不願強制性地去貫徹它的意志。部隊的軍容差，引起人身死亡的事故比率高，營房和車輛的保養情況不良，所有這些都預示著武裝部隊內部存在著嚴重問題。作者曾呼籲公眾注意這一不詳之兆，然而孤掌難鳴，幾乎或根本沒有引起反應。至今，這類問題在那些負責監督武裝部隊的政府機構中也幾乎毫無印象。戰鬥紀律過去和現在一直都很出色，但行政紀律一貫鬆弛，導致死亡率不斷提高這一事實，並未在以色列引起議論或反應。
極為重要的是，就以色列最高統帥部而言，似乎把快速輪換高級軍官的工作，當成了本身的目的。為了加速武裝部隊內部高級軍官的輪換，經受過充分考驗、經驗豐富的軍官正當處於發揮他們才能的頂峰時卻被替換掉了。結果到戰時，一些具有潛在能力但是缺乏經驗的軍官突然發現他們自己處於還不能完全勝任的職位，而經驗豐富的軍官卻成了旁觀者。
以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長希米爾·阿格拉納特為首的政府調查委員會，花了數月時間來追究戰爭責任。由於該委員會可以接觸所有的軍官和文件，所以任何人都不想與之對抗。然而儘管阿格拉納特委員會開脫了國防部長對戰爭爆發前所犯失誤應負的一切責任，但對西方讀者來說，一位國防部長，不管他如何能幹，如何卓越和如何有力量，對發生的事情要想逃避部長的責任，看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達揚是一個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他喜歡集中精力於工作的某些方面而不顧其他。另一方面，他又願意同各部門官員分擔責任，突出表現在他習慣於在總參謀長和情報局長的陪同下參加內閣會議，這樣，他可以有條件說：“這話是他們說的，我可沒說。”他進一步完善了他感興趣的以色列在占領區實施的卓有成效的政策。他直接關注前線發生的每一件事和軍隊的行動計劃與作戰活動。但是作為部長，他幾乎不關心軍隊的日常生活，對全國唯一最大機構的管理工作方面的詳情細節感到不耐煩。有關日常事務、紀律訓練、營房管理和一般行政工作都使他厭煩。他明顯感興趣的是現有的坦克數量，而不是坦克的狀況。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人員外，他完全依賴於總參謀長和總參謀部。他不明白，在議會民主制度下，他也應對這些事情負責。同樣，他還在軍事準備和情報判斷的各個方面向總理和內閣負責。
戰爭造成的震動使達揚感到有什麼東西在揪他的心。阿拉伯人初期的猛攻和成功使他感到悲觀，影響了他對整個戰爭的判斷。他用大量時間呆在遠離指揮中樞的前線，常常在自己周圍製造悲觀氣氛和提出意見。要是當時採納了他的意見，那麼戰爭的進程就會改變。以色列人就不會有那些在停戰談判中被證明為很有價值的王牌。很難猜透達揚思想的邏輯性。他在5月發出指示，要求為1973年晚些時候發生戰爭作好準備，以後，他又根據10月份第一個星期和贖罪日上午獲得的所有情報，反對總參謀長的總動員要求，因而失去了數小時的寶貴的動員時間。達揚一再優柔寡斷。贖罪日上午他告訴梅厄夫人，說他“反對總動員，但不會辭職”；對於是否在10月10日星期三進攻敘利亞，他留給梅厄夫人去作決定；他宣稱他“不會發動運動”來反對以色列部隊渡過蘇伊士運河，儘管他不贊成這樣做。要是接受了他第一天提出的撤到西奈山隘一線的建議，爾後的以軍橫渡運河就不可能實施。他錯誤地判斷了政治的發展，在整個戰爭中他始終認為根本不會停火。
應該為達揚說幾句好話，他是有政治頭腦的將軍，關心國際形勢，尤其是蘇聯的形勢。但是在軍事上，他卻在一天之內由極度相信前線部隊的兵力比例足以對付阿拉伯的進攻，轉變為情緒極為沮喪，對同樣的兵力喪失了信心。他那種謹小慎微的性格，在急難之際是經受不住殘酷現實的挑戰的。對於前線部隊錯誤的兵力比例和戰前準備不充分，達揚也許在形式上不負責任；但事實上，他認為自己是最高參謀長，在許多場合他都象最高指揮官一樣行動和發號施令。當霍菲將軍為北部局勢發愁時，達揚便同參謀長一道乘飛機飛往前線視察，並決定派第7旅增援該地區；他對蘇伊士運河一線的關注和參與的活動也不算少。在許多情況下他對軍隊指揮官的任命和對軍隊的其他發展的決定都是正確的。但非常奇怪，與大家的想法相反，他對實現自己的意願卻猶豫不決。他性格上的這一巨大弱點，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時，都一再地表現出來。
這兩大失誤，致使以色列在戰爭中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以軍作好了在72-96小時內有條不紊地進行戰爭動員的準備。這次臨時緊急動員，雖然很出色。可歌可泣並拯救了國家，但其本身的性質決定了部隊只能是一小批一小批地投入戰鬥。這就使人們產生了一種動員不充分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是毫無道理的；以色列動員制度的真正力量，恰恰是在這次動員所處的形勢中顯示出來了。
與此同時，還暴露了許多弱點。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滋長了鬆懈情緒。在局勢非常嚴重，有理由進入最高戰備狀態時，卻讓訓練不足的後備隊員留駐蘇伊士運河前線。軍隊還缺乏紀律性，這一點長期表現在死亡率非常高的交通事故和訓練事故當中(每年死亡達數百人)。近幾年來軍隊高級指揮部有一种放松紀律的傾向，寧願接受無紀律狀態，而不願強制性地去貫徹它的意志。部隊的軍容差，引起人身死亡的事故比率高，營房和車輛的保養情況不良，所有這些都預示著武裝部隊內部存在著嚴重問題。作者曾呼籲公眾注意這一不詳之兆，然而孤掌難鳴，幾乎或根本沒有引起反應。至今，這類問題在那些負責監督武裝部隊的政府機構中也幾乎毫無印象。戰鬥紀律過去和現在一直都很出色，但行政紀律一貫鬆弛，導致死亡率不斷提高這一事實，並未在以色列引起議論或反應。
極為重要的是，就以色列最高統帥部而言，似乎把快速輪換高級軍官的工作，當成了本身的目的。為了加速武裝部隊內部高級軍官的輪換，經受過充分考驗、經驗豐富的軍官正當處於發揮他們才能的頂峰時卻被替換掉了。結果到戰時，一些具有潛在能力但是缺乏經驗的軍官突然發現他們自己處於還不能完全勝任的職位，而經驗豐富的軍官卻成了旁觀者。
以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長希米爾·阿格拉納特為首的政府調查委員會，花了數月時間來追究戰爭責任。由於該委員會可以接觸所有的軍官和文件，所以任何人都不想與之對抗。然而儘管阿格拉納特委員會開脫了國防部長對戰爭爆發前所犯失誤應負的一切責任，但對西方讀者來說，一位國防部長，不管他如何能幹，如何卓越和如何有力量，對發生的事情要想逃避部長的責任，看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達揚是一個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他喜歡集中精力於工作的某些方面而不顧其他。另一方面，他又願意同各部門官員分擔責任，突出表現在他習慣於在總參謀長和情報局長的陪同下參加內閣會議，這樣，他可以有條件說：“這話是他們說的，我可沒說。”他進一步完善了他感興趣的以色列在占領區實施的卓有成效的政策。他直接關注前線發生的每一件事和軍隊的行動計劃與作戰活動。但是作為部長，他幾乎不關心軍隊的日常生活，對全國唯一最大機構的管理工作方面的詳情細節感到不耐煩。有關日常事務、紀律訓練、營房管理和一般行政工作都使他厭煩。他明顯感興趣的是現有的坦克數量，而不是坦克的狀況。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人員外，他完全依賴於總參謀長和總參謀部。他不明白，在議會民主制度下，他也應對這些事情負責。同樣，他還在軍事準備和情報判斷的各個方面向總理和內閣負責。
戰爭造成的震動使達揚感到有什麼東西在揪他的心。阿拉伯人初期的猛攻和成功使他感到悲觀，影響了他對整個戰爭的判斷。他用大量時間呆在遠離指揮中樞的前線，常常在自己周圍製造悲觀氣氛和提出意見。要是當時採納了他的意見，那麼戰爭的進程就會改變。以色列人就不會有那些在停戰談判中被證明為很有價值的王牌。很難猜透達揚思想的邏輯性。他在5月發出指示，要求為1973年晚些時候發生戰爭作好準備，以後，他又根據10月份第一個星期和贖罪日上午獲得的所有情報，反對總參謀長的總動員要求，因而失去了數小時的寶貴的動員時間。達揚一再優柔寡斷。贖罪日上午他告訴梅厄夫人，說他“反對總動員，但不會辭職”；對於是否在10月10日星期三進攻敘利亞，他留給梅厄夫人去作決定；他宣稱他“不會發動運動”來反對以色列部隊渡過蘇伊士運河，儘管他不贊成這樣做。要是接受了他第一天提出的撤到西奈山隘一線的建議，爾後的以軍橫渡運河就不可能實施。他錯誤地判斷了政治的發展，在整個戰爭中他始終認為根本不會停火。
應該為達揚說幾句好話，他是有政治頭腦的將軍，關心國際形勢，尤其是蘇聯的形勢。但是在軍事上，他卻在一天之內由極度相信前線部隊的兵力比例足以對付阿拉伯的進攻，轉變為情緒極為沮喪，對同樣的兵力喪失了信心。他那種謹小慎微的性格，在急難之際是經受不住殘酷現實的挑戰的。對於前線部隊錯誤的兵力比例和戰前準備不充分，達揚也許在形式上不負責任；但事實上，他認為自己是最高參謀長，在許多場合他都象最高指揮官一樣行動和發號施令。當霍菲將軍為北部局勢發愁時，達揚便同參謀長一道乘飛機飛往前線視察，並決定派第7旅增援該地區；他對蘇伊士運河一線的關注和參與的活動也不算少。在許多情況下他對軍隊指揮官的任命和對軍隊的其他發展的決定都是正確的。但非常奇怪，與大家的想法相反，他對實現自己的意願卻猶豫不決。他性格上的這一巨大弱點，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時，都一再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