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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著名漫畫家齊夫，大概是把達揚概括得最好的一個人，他總是把達揚刻畫成哈姆雷特式的疑慮重重、優柔寡斷的人物。他的超凡的魅力往往掩蓋了他性格上的許多基本弱點，並幫助他渡過了其他能力稍差的人根本無法渡過的艱難局勢。
戰後，達揚不遺餘力地讚揚梅厄夫人，他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梅厄夫人的堅強性格和在最困難時期保持鎮靜的能力，才扭轉了達揚的悲觀失望和杞人憂天。梅厄夫人的治理方式形成了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允許政府各部門之間彼此掣肘扯皮。她處理問題和治理國家的方法既教條又死板，這是造成政府在戰前的過失的一個原因。她就象一個主管全家的母親，以鐵腕手段當家作主。她沒有照章辦事的概念，而喜歡同她的親信緊密合作，這就形成了以人所共知的“廚房內閣”為基礎的臨時政府體系。然而一旦戰爭爆發，事實證明這些特點卻是一種財富。她堅強不屈，使得這個國家在戰時和戰後的政治談判中，具有所需要的強有力的領導。在許多場合下，她，一個年滿75歲的婦女，發現自己被逼無奈，必須在專家們提出的各種不同的軍事方案中作出決定。她作出了決定，並總是根據對她大有幫助的大量常識，作出了很好的決定。
戴維·埃拉扎爾象他的部長一樣，無疑要承擔判斷錯誤的責任。儘管他也如同他的部長一樣，並未掌握所有的情報，而且他們倆都上了軍事情報局所作的完全錯誤的判斷的當。總參謀部的其他人員固然都同意了駐守邊境部隊的兵力規模，但這一事實並不能減輕埃拉扎爾作為全軍總指揮的全部責任。然而，一旦明確要爆發戰爭時，他便果斷地採取了行動，要求立即進行總動員；由於在這個問題上，達揚與他有爭議而喪失了極其寶貴的五個小時。情況很清楚，總參謀部對於這一影響了全軍的拖延過程是不能脫離干係的。情報部門的失職，已廣為宣傳；西奈前線部隊的素質，部隊的戰備狀況，報到的紀律狀況，儲存在許多倉庫里的裝備的狀況等方面的問題，都推給了總參謀部的各個部門。儘管總參謀長應對總參謀部負責，但是戰後出現了這樣一種傾向，在對總參謀部的情況作了客觀的分析，揭露了許多錯誤和失職行為時，卻把過失全都歸咎於埃拉扎爾一個人。
一旦戰爭爆發，埃拉扎爾將軍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他能在最艱苦的情況下保持沉著堅定，從不急躁惶恐，並在整個部隊中維護了他的權威。他指揮戰爭的才能在于謹慎從事和深謀遠慮，並領導他的軍隊最終創造了有利局勢，使以色列能在比這場戰爭剛開始時所面臨的境況要好的條件下進行政治談判。埃拉扎爾決定於10月7日星期日早晨把佩萊德師調往北部，並且決定在早期階段便實施反擊，這是挽救北部前線的兩項重大決心。他因為熱衷於在戰爭爆發前夕的反擊計劃，而一直在受到批評；事實上他一直專心致志於發起這種反擊，並在戰時提前幾天就考慮到這點正是指引以軍走向勝利的一個因素。
戈南將軍是一個不幸的戰爭受害者。他的悲劇在於晚了一年到達南部軍區，戰爭爆發時，他還處於了解軍區情況的過程中。將級司令官(沙隆)和負責前線的師長(曼德勒)還有不到三個月就將去職，這一事實突出說明了以色列國防軍輪換政策的愚蠢。許多針對戈南的譴責看來都是事後諸葛亮。按照這些譴責，事實表明，在戰爭爆發前的關鍵幾周內，戈南的行動說明他已意識到蘇伊士運河一線情況發展的嚴重性。
然而，無論是他，還是武裝部隊的其他高級軍官，都不認為戰爭迫在眉睫。10月4日星期四，他出席了總參謀部專門解決部隊紀律問題的會議。星期五，他聽到的一個情報判斷認為，戰爭的可能性處於“低點中的最低點”。他的許多要求加強的建議都遭到拒絕，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總司令部是如何看待邊境的事態發展的。一個局外人通過考察戰時的事態發展，得到這樣的印象，戈南後來公開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根據他在戰前和戰時的作為，沒有理由僅針對他一人進行這種程度的批評。他象大部分其他高級指揮官一樣，承擔他應該承擔的一份判斷錯誤的責任，同時他也應該分享由於許多正確的決定和成功的作戰行動而創立的功勞。他是一個勇敢、頑強、能幹和內行的軍官，但命運不佳。如果戰爭提前三個月爆發，他大概會象以前歷次戰爭一樣，作為一個戴著桂冠的師長出現在眾人面前。
儘管沙隆將軍具備野戰指揮官的卓越能力，但是由於他公開破壞總參謀長及其私人代表巴列夫將軍、南部軍區司令和其他高級指揮官的威信，因此他對其他軍官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懷疑，並且更多地反映了他的偏見，而不是他所批評的人的錯誤。從分析他與上級的許多爭論來看，他是了解敵人的；但是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看，他有時很不現實，往往採取以色列力所不及的冒險行動。他的個人領導藝術，勇敢和堅定的性格，以及對士兵的鼓舞能力，顯示出他是一個傑出的野戰指揮官。但他對於同僚的態度，他的公開舉止以及他對別人的指責，使人們對他性格的評價又產生了疑問。在當時的情況下，很少有指揮官能象他那樣，以慣有的魄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堅持橫渡蘇伊士運河，並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戰後，達揚不遺餘力地讚揚梅厄夫人，他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梅厄夫人的堅強性格和在最困難時期保持鎮靜的能力，才扭轉了達揚的悲觀失望和杞人憂天。梅厄夫人的治理方式形成了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不允許政府各部門之間彼此掣肘扯皮。她處理問題和治理國家的方法既教條又死板，這是造成政府在戰前的過失的一個原因。她就象一個主管全家的母親，以鐵腕手段當家作主。她沒有照章辦事的概念，而喜歡同她的親信緊密合作，這就形成了以人所共知的“廚房內閣”為基礎的臨時政府體系。然而一旦戰爭爆發，事實證明這些特點卻是一種財富。她堅強不屈，使得這個國家在戰時和戰後的政治談判中，具有所需要的強有力的領導。在許多場合下，她，一個年滿75歲的婦女，發現自己被逼無奈，必須在專家們提出的各種不同的軍事方案中作出決定。她作出了決定，並總是根據對她大有幫助的大量常識，作出了很好的決定。
戴維·埃拉扎爾象他的部長一樣，無疑要承擔判斷錯誤的責任。儘管他也如同他的部長一樣，並未掌握所有的情報，而且他們倆都上了軍事情報局所作的完全錯誤的判斷的當。總參謀部的其他人員固然都同意了駐守邊境部隊的兵力規模，但這一事實並不能減輕埃拉扎爾作為全軍總指揮的全部責任。然而，一旦明確要爆發戰爭時，他便果斷地採取了行動，要求立即進行總動員；由於在這個問題上，達揚與他有爭議而喪失了極其寶貴的五個小時。情況很清楚，總參謀部對於這一影響了全軍的拖延過程是不能脫離干係的。情報部門的失職，已廣為宣傳；西奈前線部隊的素質，部隊的戰備狀況，報到的紀律狀況，儲存在許多倉庫里的裝備的狀況等方面的問題，都推給了總參謀部的各個部門。儘管總參謀長應對總參謀部負責，但是戰後出現了這樣一種傾向，在對總參謀部的情況作了客觀的分析，揭露了許多錯誤和失職行為時，卻把過失全都歸咎於埃拉扎爾一個人。
一旦戰爭爆發，埃拉扎爾將軍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他能在最艱苦的情況下保持沉著堅定，從不急躁惶恐，並在整個部隊中維護了他的權威。他指揮戰爭的才能在于謹慎從事和深謀遠慮，並領導他的軍隊最終創造了有利局勢，使以色列能在比這場戰爭剛開始時所面臨的境況要好的條件下進行政治談判。埃拉扎爾決定於10月7日星期日早晨把佩萊德師調往北部，並且決定在早期階段便實施反擊，這是挽救北部前線的兩項重大決心。他因為熱衷於在戰爭爆發前夕的反擊計劃，而一直在受到批評；事實上他一直專心致志於發起這種反擊，並在戰時提前幾天就考慮到這點正是指引以軍走向勝利的一個因素。
戈南將軍是一個不幸的戰爭受害者。他的悲劇在於晚了一年到達南部軍區，戰爭爆發時，他還處於了解軍區情況的過程中。將級司令官(沙隆)和負責前線的師長(曼德勒)還有不到三個月就將去職，這一事實突出說明了以色列國防軍輪換政策的愚蠢。許多針對戈南的譴責看來都是事後諸葛亮。按照這些譴責，事實表明，在戰爭爆發前的關鍵幾周內，戈南的行動說明他已意識到蘇伊士運河一線情況發展的嚴重性。
然而，無論是他，還是武裝部隊的其他高級軍官，都不認為戰爭迫在眉睫。10月4日星期四，他出席了總參謀部專門解決部隊紀律問題的會議。星期五，他聽到的一個情報判斷認為，戰爭的可能性處於“低點中的最低點”。他的許多要求加強的建議都遭到拒絕，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總司令部是如何看待邊境的事態發展的。一個局外人通過考察戰時的事態發展，得到這樣的印象，戈南後來公開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根據他在戰前和戰時的作為，沒有理由僅針對他一人進行這種程度的批評。他象大部分其他高級指揮官一樣，承擔他應該承擔的一份判斷錯誤的責任，同時他也應該分享由於許多正確的決定和成功的作戰行動而創立的功勞。他是一個勇敢、頑強、能幹和內行的軍官，但命運不佳。如果戰爭提前三個月爆發，他大概會象以前歷次戰爭一樣，作為一個戴著桂冠的師長出現在眾人面前。
儘管沙隆將軍具備野戰指揮官的卓越能力，但是由於他公開破壞總參謀長及其私人代表巴列夫將軍、南部軍區司令和其他高級指揮官的威信，因此他對其他軍官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懷疑，並且更多地反映了他的偏見，而不是他所批評的人的錯誤。從分析他與上級的許多爭論來看，他是了解敵人的；但是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看，他有時很不現實，往往採取以色列力所不及的冒險行動。他的個人領導藝術，勇敢和堅定的性格，以及對士兵的鼓舞能力，顯示出他是一個傑出的野戰指揮官。但他對於同僚的態度，他的公開舉止以及他對別人的指責，使人們對他性格的評價又產生了疑問。在當時的情況下，很少有指揮官能象他那樣，以慣有的魄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堅持橫渡蘇伊士運河，並獲得了極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