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頁
1973年，以色列的威懾原則被證明是失敗的。阿拉伯人分析了以色列防禦態勢中的威懾因素，並準備了對付這些因素的辦法。主要一條是採取戰略和戰術突然襲擊，然後，運用國際外交手腕，利用一切機會，使形勢朝著有利於己的方向發展。他們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們擬定的進攻樣式，是要保證以色列前線部隊在國際監督部隊展開之前，無法粉碎他們的進攻。戰後，以色列對於他們未能遏制埃及進攻的解釋是：從經濟上看，以色列不可能在前線保持一支作好充分動員準備的國防軍；統帥部的戰略，是建立在能得到可保證及時動員後備隊的警報的基礎上的。以色列國防部和軍隊領導人的那種“干就大幹，要麼不干”的態度，業已證明是一個嚴重的失誤。根據阿拉伯方面的事態發展，本來可以採取一些介乎兩者之間的解決辦法，例如，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的情況，例如阿方在邊界舉行演習，就可以進行局部動員。戰前以色列在這方面所採取的行動，反映出他們缺乏這種靈活性，這和1973年5月受到戰爭威脅時所採取的措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戰爭的激烈程度使軍需人員措手不及。彈藥消耗異常地快，飛機損失嚴重，毀壞的坦克數量驚人。很顯然，多年來作為儲備裝備和彈藥依據的軍需標準表，需要進行大修改。數星期後，達揚將軍不經考慮地公開承認，以色列部隊的某種彈藥已經用完，要不是美國的供應，國家就會處於非常嚴重的局勢。這段話所透露的表明軍隊缺乏預見性的情況，使公眾大為震驚。
阿拉伯人顯然預先就有計劃從蘇聯得到再補給，因為戰爭爆發後不幾天，蘇聯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空運。巨型“安東諾夫-22”運輸機一架緊接一架在大馬士革和開羅著落。它們從蘇聯起飛，在布達佩斯停留後，經南斯拉夫抵達開羅和大馬士革。蘇聯貨船裝載了成千上萬噸的裝備物資，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開往拉塔基亞和亞歷山大。
然而，以色列的補給品渠道卻沒有如此暢通。當以色列參謀人員明顯地感到物資補給告緊，特別是某些中型火炮和坦克彈藥嚴重缺乏時，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拼命地來回奔走於美國國務院、白宮和五角大樓之間，竭盡全力想對官僚作風快刀斬亂麻，使供應物資能夠源源不斷地運往以色列。直到10月13日星期六，第一批“銀河”C-5式運輸機才載著補給品飛往以色列。在10月14日到11月14日這一個月內，美國空軍出動了560多架次，運輸了2萬2千噸武器彈藥，其中包括坦克、火炮、直升機和其它許多裝備，同時還從海上運輸了大量的軍需物資。
顯然，在危急關頭進行的這次空運，對以色列在軍事上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在政治上或許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正如蘇聯和阿拉伯國家(他們並沒有察覺到華盛頓在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的整整一個星期內所採取的猶豫和拖延態度)所看到的，這次空運無疑在導致停火、使美國在戰後幾個月中成為中東舞台上的主角，起了很大作用。
分析贖罪日戰爭爆發之前的情況，可以看到有兩個主要錯誤。第一個是在情報估計上犯了致命的錯誤，統帥部和中央部一級，都沒有看出敘利亞和埃及兩個方向的事態平行發展的重大意義。就所能看到的或根據現有材料所能作出的判斷來看，這一時期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是，從上到下始終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把敘利亞在北部的增兵(國防部長接到霍菲將軍的報警後曾對此深為不安)，與埃及在南部的導常的活動和集結部隊聯繫起來看。看來，正是那種認定阿拉伯軍隊不能或不會發動戰爭的想法，導致人們在思想上一片漆黑。所有有關部門都不能逃避責任。儘管那些不直接參預情報判斷工作的人，如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等直覺更為聰敏，但是死抱一種觀念的固執態度，還是影響了所有有關的人。他們兩人在1973年的不同時間內，曾對埃及的備戰表示了不安，並談到了迫在眉睫的戰爭。然而當這種戰爭的跡象大量湧現時，他們卻由於在四、五月間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也許還因為在贖罪日期間進行全國動員會令人不快，所以僅把戰備限於現役軍隊。在這裡，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是，沒有人想到進行某種形式的臨時動員，在邊境線加強安全措施。這種做法，看來是來源於“干就大幹，要麼不干”的思想。同時也暴露出，在戰前的命運攸關的幾天裡，總參謀部的各級指揮官都沒有堅決主張進行動員。
造成以色列思想鬆懈的第二個重大錯誤，是在國防和軍事機構中有一種武斷設想，認為在邊境線上雖然敵眾我寡，但足以抵禦埃及或敘利亞的任何進攻。上述想法又出自對戰爭手段發展變化，特別是對空軍對付地對空飛彈系統的能力判斷失誤，以及沒有認識到各種新情況，例如在運河埃及一方修築高大沙堤的重大意義。修築高大的沙堤竟被認為是防禦措施，而實際上，沙堤在埃及的反坦克飛彈系統對付以色列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線的作戰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戈南將軍(曼德勒將軍顯然更早)曾對這一新情況提出過警告，並力主採取對抗措施，特別是沿第二道防線，但已為時太晚。
戰後，薩達特總統把加高運河一線的主要沙堤，說成是埃及準備渡河的第一個實際步驟。他說：“以色列嘲笑我們的築堤行動，說什麼埃及人總是喜歡建造金字塔”，“但是這些沙堤在觀察敵人和其他敵人未予注意的軍事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憑藉這些於1973年2月底完工的沙堤……完成了對西岸的控制。”
戰爭的激烈程度使軍需人員措手不及。彈藥消耗異常地快，飛機損失嚴重，毀壞的坦克數量驚人。很顯然，多年來作為儲備裝備和彈藥依據的軍需標準表，需要進行大修改。數星期後，達揚將軍不經考慮地公開承認，以色列部隊的某種彈藥已經用完，要不是美國的供應，國家就會處於非常嚴重的局勢。這段話所透露的表明軍隊缺乏預見性的情況，使公眾大為震驚。
阿拉伯人顯然預先就有計劃從蘇聯得到再補給，因為戰爭爆發後不幾天，蘇聯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空運。巨型“安東諾夫-22”運輸機一架緊接一架在大馬士革和開羅著落。它們從蘇聯起飛，在布達佩斯停留後，經南斯拉夫抵達開羅和大馬士革。蘇聯貨船裝載了成千上萬噸的裝備物資，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開往拉塔基亞和亞歷山大。
然而，以色列的補給品渠道卻沒有如此暢通。當以色列參謀人員明顯地感到物資補給告緊，特別是某些中型火炮和坦克彈藥嚴重缺乏時，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拼命地來回奔走於美國國務院、白宮和五角大樓之間，竭盡全力想對官僚作風快刀斬亂麻，使供應物資能夠源源不斷地運往以色列。直到10月13日星期六，第一批“銀河”C-5式運輸機才載著補給品飛往以色列。在10月14日到11月14日這一個月內，美國空軍出動了560多架次，運輸了2萬2千噸武器彈藥，其中包括坦克、火炮、直升機和其它許多裝備，同時還從海上運輸了大量的軍需物資。
顯然，在危急關頭進行的這次空運，對以色列在軍事上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在政治上或許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正如蘇聯和阿拉伯國家(他們並沒有察覺到華盛頓在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的整整一個星期內所採取的猶豫和拖延態度)所看到的，這次空運無疑在導致停火、使美國在戰後幾個月中成為中東舞台上的主角，起了很大作用。
分析贖罪日戰爭爆發之前的情況，可以看到有兩個主要錯誤。第一個是在情報估計上犯了致命的錯誤，統帥部和中央部一級，都沒有看出敘利亞和埃及兩個方向的事態平行發展的重大意義。就所能看到的或根據現有材料所能作出的判斷來看，這一時期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是，從上到下始終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把敘利亞在北部的增兵(國防部長接到霍菲將軍的報警後曾對此深為不安)，與埃及在南部的導常的活動和集結部隊聯繫起來看。看來，正是那種認定阿拉伯軍隊不能或不會發動戰爭的想法，導致人們在思想上一片漆黑。所有有關部門都不能逃避責任。儘管那些不直接參預情報判斷工作的人，如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等直覺更為聰敏，但是死抱一種觀念的固執態度，還是影響了所有有關的人。他們兩人在1973年的不同時間內，曾對埃及的備戰表示了不安，並談到了迫在眉睫的戰爭。然而當這種戰爭的跡象大量湧現時，他們卻由於在四、五月間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也許還因為在贖罪日期間進行全國動員會令人不快，所以僅把戰備限於現役軍隊。在這裡，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是，沒有人想到進行某種形式的臨時動員，在邊境線加強安全措施。這種做法，看來是來源於“干就大幹，要麼不干”的思想。同時也暴露出，在戰前的命運攸關的幾天裡，總參謀部的各級指揮官都沒有堅決主張進行動員。
造成以色列思想鬆懈的第二個重大錯誤，是在國防和軍事機構中有一種武斷設想，認為在邊境線上雖然敵眾我寡，但足以抵禦埃及或敘利亞的任何進攻。上述想法又出自對戰爭手段發展變化，特別是對空軍對付地對空飛彈系統的能力判斷失誤，以及沒有認識到各種新情況，例如在運河埃及一方修築高大沙堤的重大意義。修築高大的沙堤竟被認為是防禦措施，而實際上，沙堤在埃及的反坦克飛彈系統對付以色列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線的作戰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戈南將軍(曼德勒將軍顯然更早)曾對這一新情況提出過警告，並力主採取對抗措施，特別是沿第二道防線，但已為時太晚。
戰後，薩達特總統把加高運河一線的主要沙堤，說成是埃及準備渡河的第一個實際步驟。他說：“以色列嘲笑我們的築堤行動，說什麼埃及人總是喜歡建造金字塔”，“但是這些沙堤在觀察敵人和其他敵人未予注意的軍事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憑藉這些於1973年2月底完工的沙堤……完成了對西岸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