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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的思想是複雜的，梅貽琦離平南飛，或陳寅恪在出走後於自己詩作中所說的“避地”、“避秦”，固然有“逃避以史達林為代表的蘇俄專制獨裁體制和文化環境”之因，或“像過去的許多歷史事件—例如王國維的自沉事件一樣，是一種文化現象，或者說一種政治文化現象”。（黃延復語），但對這種政治文化現象的考釋，又大多局限於國共政治之不同，而未涉及更深層的思想根源，更沒有人把梅貽琦的出走，與他1931年年底出任清華校長之職時所說的話聯繫起來並加以考究。在那篇著名的就職演講中，梅貽琦說道：“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24]後世學人所諄諄樂道的往往是後一句，但前一句對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為重要，“喬木”與“世臣”之分別，意味著對“故國”不同的價值認知，梅直到在台灣去世，一直是把國民黨在大陸主掌的中華民國與台灣地方政權連在一起，並當成合法政權與“正朔”，這個“正朔”所在地，就是他心目中的“故國”，而自己與南飛者正是故國中“世臣”的象徵。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梅貽琦出走內幕（2）
當然，南飛時的梅貽琦尚未意識到國民黨會如此迅速地崩潰並丟失整個大陸，他認為中國很可能會出現歷史上的南北朝局面，而江南政權便是他心目中的“故國”，江北則是一個與他不相干的新政權，其心理與陳寅恪基本相同。按照陳寅恪南飛前的估計，抗戰後中國政局的走向，國共之爭不可避免，其結果將使中國形成一個南北二分的局面。因而在1946年春，陳寅恪有《南朝》《北朝》詩問世，是謂把南北朝比擬國共兩個政權。陳寅恪次女陳小彭曾對人說過：因為陳氏以為國、共可能如南北朝般以長江為界，後來才在去留問題上遲疑未決。[25]當然，這個“去”是由上海或廣州去台灣，而不是由北平去南京。
就當時的局勢而言，與陳寅恪、梅貽琦持相同觀點者大有人在。時在國共爭戰中悄然崛起且欲與國共兩黨一較高下的第三黨領袖章伯鈞曾公開放言：“……起初認為共產黨只能活動在黃河流域，後來的結論是：‘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不能戰勝誰。’至多是個‘南北朝’，是個相持的局面。即長江以北是共產黨、江南是蔣介石及其他。在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為，在政治上舉足輕重。”[26]淮海戰役一役，國民黨軍潰敗，繼之北平已失，國共進行貌合神離的“和談”，已赴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致李宗仁的信中仍堅持：“……大江以南之局勢，如不投降，尚有團結之望。……只要合法之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絕無希望也。”這封信除了反映出傅斯年骨子裡永不服輸和硬撐、霸道的性格，還明白無誤地昭示他心中對南北朝局面形成的希望和尊奉國民黨為“正朔”的心理。
事實上，對國共兩黨形成南北朝局面的預測，並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虛妄幻想，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布的檔案資料顯示，當時史達林也有意圖讓中共與國民黨政權劃江而治，如“兩個德國”或“兩個朝鮮”之例，形成“兩個中國”，也即南北朝局面。[27]而“文革”時，有人懷疑陳序經1948年任嶺南大學校長一職，是當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授意，目的是破壞中國統一，製造“南北朝”局面。[28]儘管這一懷疑迄今未得到證實，但美蘇兩個帝國主義大鱷插手國共之爭，並打著漁翁得利的如意算盤是肯定的，蘇俄帝國主義的滔天罪惡後來與中共反目成仇時得到了揭露，美帝國主義的罪行在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那著名的光輝篇章《別了，司徒雷登》中已說得很清楚：“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遺憾的是，中共採取了背著手撒尿—不理胯下那個小東西的戰略戰術，司徒雷登新店沒能開成，只好強撐起焉兒嘰地的小頭“挾起皮包走路”。[29]
梅貽琦飛抵南京時，司徒雷登還很神氣地挺著脖子對國共雙方指手畫腳，整個長江以南與西部地區還控制在國民黨手中，一個新的“南北朝”輪廓在槍炮硝煙中若隱若現地飄浮於大江兩岸。梅貽琦此刻從容南下，除了像陳寅恪一樣為了“避秦”，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像抗戰初期胡適出使美國為了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戰爭一樣，是為一件“大事因緣”而來—攬住清華在美國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作籌碼報效“故國”，而梅氏作為清華校長和“故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續。假如國民黨“和談”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陳寅恪對浦江清說的“清華在南方還是要慢慢設立”的預想，以及梅在南飛前親口對葉企孫所說到福建或廣州等地另建清華的計劃便可以實現。只是國民黨本身太不爭氣，兵敗如山倒，轉瞬間檣櫓灰飛煙滅，梅貽琦在福建重建清華的夢想成為泡影，不得不另謀他途。事實上，後來在台灣新竹建立的清華大學，就是這一構想的延續。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梅貽琦出走內幕（2）
當然，南飛時的梅貽琦尚未意識到國民黨會如此迅速地崩潰並丟失整個大陸，他認為中國很可能會出現歷史上的南北朝局面，而江南政權便是他心目中的“故國”，江北則是一個與他不相干的新政權，其心理與陳寅恪基本相同。按照陳寅恪南飛前的估計，抗戰後中國政局的走向，國共之爭不可避免，其結果將使中國形成一個南北二分的局面。因而在1946年春，陳寅恪有《南朝》《北朝》詩問世，是謂把南北朝比擬國共兩個政權。陳寅恪次女陳小彭曾對人說過：因為陳氏以為國、共可能如南北朝般以長江為界，後來才在去留問題上遲疑未決。[25]當然，這個“去”是由上海或廣州去台灣，而不是由北平去南京。
就當時的局勢而言，與陳寅恪、梅貽琦持相同觀點者大有人在。時在國共爭戰中悄然崛起且欲與國共兩黨一較高下的第三黨領袖章伯鈞曾公開放言：“……起初認為共產黨只能活動在黃河流域，後來的結論是：‘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不能戰勝誰。’至多是個‘南北朝’，是個相持的局面。即長江以北是共產黨、江南是蔣介石及其他。在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為，在政治上舉足輕重。”[26]淮海戰役一役，國民黨軍潰敗，繼之北平已失，國共進行貌合神離的“和談”，已赴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致李宗仁的信中仍堅持：“……大江以南之局勢，如不投降，尚有團結之望。……只要合法之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絕無希望也。”這封信除了反映出傅斯年骨子裡永不服輸和硬撐、霸道的性格，還明白無誤地昭示他心中對南北朝局面形成的希望和尊奉國民黨為“正朔”的心理。
事實上，對國共兩黨形成南北朝局面的預測，並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虛妄幻想，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布的檔案資料顯示，當時史達林也有意圖讓中共與國民黨政權劃江而治，如“兩個德國”或“兩個朝鮮”之例，形成“兩個中國”，也即南北朝局面。[27]而“文革”時，有人懷疑陳序經1948年任嶺南大學校長一職，是當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授意，目的是破壞中國統一，製造“南北朝”局面。[28]儘管這一懷疑迄今未得到證實，但美蘇兩個帝國主義大鱷插手國共之爭，並打著漁翁得利的如意算盤是肯定的，蘇俄帝國主義的滔天罪惡後來與中共反目成仇時得到了揭露，美帝國主義的罪行在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那著名的光輝篇章《別了，司徒雷登》中已說得很清楚：“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遺憾的是，中共採取了背著手撒尿—不理胯下那個小東西的戰略戰術，司徒雷登新店沒能開成，只好強撐起焉兒嘰地的小頭“挾起皮包走路”。[29]
梅貽琦飛抵南京時，司徒雷登還很神氣地挺著脖子對國共雙方指手畫腳，整個長江以南與西部地區還控制在國民黨手中，一個新的“南北朝”輪廓在槍炮硝煙中若隱若現地飄浮於大江兩岸。梅貽琦此刻從容南下，除了像陳寅恪一樣為了“避秦”，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像抗戰初期胡適出使美國為了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戰爭一樣，是為一件“大事因緣”而來—攬住清華在美國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作籌碼報效“故國”，而梅氏作為清華校長和“故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續。假如國民黨“和談”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陳寅恪對浦江清說的“清華在南方還是要慢慢設立”的預想，以及梅在南飛前親口對葉企孫所說到福建或廣州等地另建清華的計劃便可以實現。只是國民黨本身太不爭氣，兵敗如山倒，轉瞬間檣櫓灰飛煙滅，梅貽琦在福建重建清華的夢想成為泡影，不得不另謀他途。事實上，後來在台灣新竹建立的清華大學，就是這一構想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