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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清華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說：1948年12月上旬，陳雪屏從南京到了北平。陳本來是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後來當了西南聯大的訓導長，南京認為他有一套對付青年的辦法，把他調去當了青年部部長。陳雪屏抵北平時，由東北南下的解放軍已推至昌平一線，陳於匆忙中召集梅貽琦等清華教授開會，商討“搶救學人”實施辦法，並雲南京已派飛機至北平南苑機場待命，被“搶救”者隨時可以登機南飛，等等。在場者相顧無言，均不置可否，會議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務會議在梅家開例會。散會後，別人都走了，只剩梅貽琦和我兩個人。梅貽琦說：‘我是屬牛的，有一點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後我們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經知道我是堅決不走的，所以說了這一番告別話”。[17]馮友蘭聽罷不禁黯然神傷，又不知如何言說，二人相望不語，握手含淚道別。
就在陳雪屏抵平促梅貽琦南飛的空隙，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槍炮聲甚密，時聞炸彈落地爆炸之聲。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時的助手、後為清華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華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暫代其職），聞槍炮聲急忙赴陳宅，報告時局，但有點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說法，當時清華園內師生之間左右分明，中間人難於立足。陳寅恪不反對共產主義，但不贊成俄國式共產主義。當浦江清說到陳雪屏已來北平並欲“搶救”有名望之學人南行，“惟人數必有限制，極少數。陳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時，陳寅恪答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並已洽梅公云云。他謝我特為通知的好意，並且勸我也可去梅公處登記”。又說：“上回他談，認為清華在南方還是要慢慢設立的。雖然不一定再用清華大學名義。胡適也曾說過，他不想在南方再設北京大學。看來政府要北平大學教授離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那種形態。這次因為陳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暢談。陳先生認為，清華園附近即有戰事發生。”[18]此時，梅貽琦正在城中，開始緊張地把清華重要帳冊、文件移存北平城內提前預設的一個保管小組管理，並作流亡準備。
通過對上述回憶文章的梳理、對照、鑑別，結合當時的情勢和其他旁證，梅貽琦出走的歷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斷：梅離平南飛是自覺自愿的，無人對其施壓或脅迫，走前對政治時局和個人處境有過慎重考慮並與同事、好友等商討，同時對陳寅恪出走產生了一定影響。梅離開清華園的時間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進城後住北京飯店，開始與北大秘書長鄭天挺等人商討乘機離平的具體事宜。大約在城內逗留了一個星期，21日中午與楊振寧之父楊武之等教授一起在東單機場登機，傍晚抵南京。整個過程用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的話說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動，不是被動的；是自覺，不是盲目的；是堅定，不是猶疑的。”[19]
在這一關鍵轉折點上，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細節是，梅貽琦尚未離開清華校園，曾有學生張貼海報並結隊至校長辦公室和住宅請願，要求校長不要跟隨國民黨南撤，留下來繼續主持學校事宜。此時已秘密赴解放區投奔中共的原清華歷史系教授吳晗，也發來“挽留”函電，設在張家口的中共電台發出廣播，謂“北平各大學惟有清華校長梅貽琦可以留任，請勿擅離”等。[R]但梅貽琦不為所動，毅然決然地乘機飛離北平赴南京，進入潰退中的國民黨中樞，未久便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海外生活。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梅貽琦出走內幕（1）
既然此前梅貽琦曾不止一次地標榜自己對清華“生斯長斯，吾愛吾廬”，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換代的歷史時刻，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勸說於不顧，拋下清華師生執意南飛呢？
縱觀梅貽琦在大陸的歲月，雖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在掌校期間於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學生還曾儘量給予庇護，但這種做法更多的是為保護學校與青年學生本身所計，並不是說他就贊成共產黨與馬列主義，或者贊同共產黨的思想觀念與施政方針。此點他在昆明時已表達得明白。如前文所述，當他看到聞一多、吳晗等人以“鬥士”身份與國民黨政府人員“斗”起來之後，於1945年11月5日的日記中曾明確表示：“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20]這個“懷疑”既是他心跡的流露，也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陳寅恪等人對時局的看法，因而當1948年年底，吳晗以中共軍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來之命發“挽留”函電勸其留下來時，梅沒有聽從這一建議，而是像胡適一樣悄然乘機南飛。據傳，有一次，梅貽琦一個很要好的友人問他為什麼不留在大陸，他說：“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因為這兩者都是我不願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21]這個話是梅貽琦於什麼時間、對誰說的，至今尚沒有落實，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聽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梅的出走與陳寅恪大體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將到來的新的文化、教育環境，以及與自己意識形態相悖的當權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華的林從敏在談到梅貽琦出走一案時說：“事實上梅師決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華。梅師一生尊重學術自由，不干涉教授與同學個人的政治思想，這個原則怎能與中共篤信的馬、恩、列、斯……與毛語錄的理論共存？”[22]對於中共於張家口發“挽電”一事，梅的秘書趙賡颺則認為是一種“勸降”行為，而“先生聞此，認為一向未曾左傾，今日聞此類似誣衊之詞，對政府同仁，殊有無法表白之苦”。[23]對於種種說辭和解釋，梅的學生輩人物、清華校史研究者黃延復認為“雖有些刺耳，但只要認真思索一下便會承認，這種分析還是切中要害的……梅離開大陸，是他的文化立場和教育理念使然。對他來說，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從這件比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窺察出他超人之處—頭腦的清醒，決意的果斷，以及對於自己的理念或為人原則的執著和堅守”。黃氏所言，並非妄談。
就在陳雪屏抵平促梅貽琦南飛的空隙，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槍炮聲甚密，時聞炸彈落地爆炸之聲。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時的助手、後為清華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華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暫代其職），聞槍炮聲急忙赴陳宅，報告時局，但有點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說法，當時清華園內師生之間左右分明，中間人難於立足。陳寅恪不反對共產主義，但不贊成俄國式共產主義。當浦江清說到陳雪屏已來北平並欲“搶救”有名望之學人南行，“惟人數必有限制，極少數。陳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時，陳寅恪答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並已洽梅公云云。他謝我特為通知的好意，並且勸我也可去梅公處登記”。又說：“上回他談，認為清華在南方還是要慢慢設立的。雖然不一定再用清華大學名義。胡適也曾說過，他不想在南方再設北京大學。看來政府要北平大學教授離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那種形態。這次因為陳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暢談。陳先生認為，清華園附近即有戰事發生。”[18]此時，梅貽琦正在城中，開始緊張地把清華重要帳冊、文件移存北平城內提前預設的一個保管小組管理，並作流亡準備。
通過對上述回憶文章的梳理、對照、鑑別，結合當時的情勢和其他旁證，梅貽琦出走的歷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斷：梅離平南飛是自覺自愿的，無人對其施壓或脅迫，走前對政治時局和個人處境有過慎重考慮並與同事、好友等商討，同時對陳寅恪出走產生了一定影響。梅離開清華園的時間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進城後住北京飯店，開始與北大秘書長鄭天挺等人商討乘機離平的具體事宜。大約在城內逗留了一個星期，21日中午與楊振寧之父楊武之等教授一起在東單機場登機，傍晚抵南京。整個過程用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的話說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動，不是被動的；是自覺，不是盲目的；是堅定，不是猶疑的。”[19]
在這一關鍵轉折點上，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細節是，梅貽琦尚未離開清華校園，曾有學生張貼海報並結隊至校長辦公室和住宅請願，要求校長不要跟隨國民黨南撤，留下來繼續主持學校事宜。此時已秘密赴解放區投奔中共的原清華歷史系教授吳晗，也發來“挽留”函電，設在張家口的中共電台發出廣播，謂“北平各大學惟有清華校長梅貽琦可以留任，請勿擅離”等。[R]但梅貽琦不為所動，毅然決然地乘機飛離北平赴南京，進入潰退中的國民黨中樞，未久便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海外生活。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梅貽琦出走內幕（1）
既然此前梅貽琦曾不止一次地標榜自己對清華“生斯長斯，吾愛吾廬”，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換代的歷史時刻，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勸說於不顧，拋下清華師生執意南飛呢？
縱觀梅貽琦在大陸的歲月，雖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在掌校期間於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學生還曾儘量給予庇護，但這種做法更多的是為保護學校與青年學生本身所計，並不是說他就贊成共產黨與馬列主義，或者贊同共產黨的思想觀念與施政方針。此點他在昆明時已表達得明白。如前文所述，當他看到聞一多、吳晗等人以“鬥士”身份與國民黨政府人員“斗”起來之後，於1945年11月5日的日記中曾明確表示：“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20]這個“懷疑”既是他心跡的流露，也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陳寅恪等人對時局的看法，因而當1948年年底，吳晗以中共軍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來之命發“挽留”函電勸其留下來時，梅沒有聽從這一建議，而是像胡適一樣悄然乘機南飛。據傳，有一次，梅貽琦一個很要好的友人問他為什麼不留在大陸，他說：“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因為這兩者都是我不願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21]這個話是梅貽琦於什麼時間、對誰說的，至今尚沒有落實，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聽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梅的出走與陳寅恪大體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將到來的新的文化、教育環境，以及與自己意識形態相悖的當權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華的林從敏在談到梅貽琦出走一案時說：“事實上梅師決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華。梅師一生尊重學術自由，不干涉教授與同學個人的政治思想，這個原則怎能與中共篤信的馬、恩、列、斯……與毛語錄的理論共存？”[22]對於中共於張家口發“挽電”一事，梅的秘書趙賡颺則認為是一種“勸降”行為，而“先生聞此，認為一向未曾左傾，今日聞此類似誣衊之詞，對政府同仁，殊有無法表白之苦”。[23]對於種種說辭和解釋，梅的學生輩人物、清華校史研究者黃延復認為“雖有些刺耳，但只要認真思索一下便會承認，這種分析還是切中要害的……梅離開大陸，是他的文化立場和教育理念使然。對他來說，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從這件比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窺察出他超人之處—頭腦的清醒，決意的果斷，以及對於自己的理念或為人原則的執著和堅守”。黃氏所言，並非妄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