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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4）
按張起鈞的說法，梅貽琦離平的大體經過是：12月9日得知東單操場的臨時飛機場修好，政府飛機來接運教授。當天晚上梅貽琦和北平師範大學袁敦禮校長等學界領袖以及少數第一批接運的教授，齊聚在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先生的辦公室內，商討第二天南飛事宜。鑑於胡適飛走時的混亂情形，大家主張有秩序地組織起來，由梅氏為主導，跑腿打雜的事則由年齡最小的張起鈞擔任。同時規定裁一部分郵簡由梅、袁簽字，鄭天挺和張起鈞蓋章，算作臨時飛機票，憑票登機。張說：“這批起飛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計有李書華、張頤、楊武之（楊振寧的父親）、敦福堂、趙梅伯……等先生。（當時本還有胡先、錢思亮兩先生，第二天臨時因故未來，又改補旁人，梁實秋夫人便是臨時補進這批飛出的）計劃好後，二十日清晨大家齊集北京飯店候機，由於南京有霧不能起飛，大家又在北京飯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飛，傍晚到達南京。”
關於何介人在會上質疑陳岱孫說法過程中，提到梅貽琦曾說過南京派來飛機“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張起鈞似乎較為清楚並有過這樣的敘述：
最使我感動的是他那臨難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離平的前幾天，我偶然去看胡適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將搭乘政府來接的專機離北平。於是告辭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順利成行。傍晚獲知：由於共軍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飛機場，胡先生一行並未能成行［後來傅作義下令軍隊沖了一陣，護住了機場，胡先生才與張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飛。（南按：張當日未能起飛，過了幾天坐民航機出來的）］。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時清華的敦福堂教授逃進城來，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裡候機離平，何不通一消息（因為當時北平的局勢已極混亂，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聯繫），使梅先生與胡先生一起飛出圍城？於是敦先生便馬上打電話給梅先生。凡是那時身在圍城中的人，當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離開這圍城。尤其長春圍城的慘狀，大家談虎色變。假如北平的戰事繼續下去，則其情形將不堪設想。何況還有政治立場的問題？因此在敦先生預料：梅先生聞訊後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動，那知梅先生在聽到此事、並弄清這架飛機並不是接他之後，他竟無動於衷，一如平日緩和低沉的聲調，說是他不預備去。雖經敦先生一再告以時局的危急，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的謝絕了這建議。後來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貼後，從容不迫的提著一架打字機，拿著兩本書走上飛機。
最後，張起鈞說道：在這一幕前因後果中，我親臨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動。而深深的體會到梅先生的高風亮節。但可惜我不能把我這意之所會，傳諸於言。這並非純由我的筆笨，而是當時還有許多相關的事件與情勢，只有在這些事件的情勢的陪襯中，才能了解其意義。若是摒棄背景，脫空而言，不僅掛一漏萬，有失真象，並且還會由於文字的隔障，反滋歧義。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許多人在平日裝腔作勢，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關頭，便醜態百出，以求苟免，因為他內心本沒有真正高貴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則是已把高貴自尊建基於本身，因此才能夷險一節，不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都一直保持著尊貴不群的風格，使人頑廉懦立，肅然起敬。—這才真是中國讀書人傳統的最高修養；這才不愧是一個‘人物’。”[15]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5）
正是梅貽琦無愧於一個“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報時的吳晗一樣面無血色，“連滾帶爬”地醜態畢現；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華大學校長之尊，屈居於同是一校之長的胡適膝下，求其走後門開艙救濟，何況關乎清華續亡存絕命脈的全部庚款基金還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儘管梅貽琦絕沒有仿效當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挾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於糊塗到把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忘卻。因而，在胡適出走之後，南京再派機“搶救”梅貽琦就成為一種必然。而此前袁隨善所說梅於匆忙中被稀里糊塗地“駕上飛機”的妄語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偽不但與梅一同飛南京的李書華、楊武之等人日後在回憶文章中道出實情，即在飛機降落南京的當天傍晚，守候在機場的《申報》記者在第一時間對梅貽琦進行了採訪，梅說：“現與抗戰時期不同，另建聯大或無可能”云云，內中透著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強行架上飛機，又何以說出這樣的話來？因而只能說袁隨善所言，是一個頗為離奇且有點像警匪片一樣刺激的故事，只是這故事編造得過於荒誕離奇罷了。1965年，也就是梅貽琦去世第三個年頭，原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後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在回憶文章中說道：“梅先生是個外圓內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願意作的事，罵他打他他還是不作的。”[16]短短几語，已觸到了梅貽琦的典型性格和心靈深處。葉是清華知名的教授，與梅共事多年且私誼甚篤，他對於梅的評價絕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辭令，而是真實地道出了梅的內在本質。這一點，從馮友蘭的回憶中亦見得分明。
按張起鈞的說法，梅貽琦離平的大體經過是：12月9日得知東單操場的臨時飛機場修好，政府飛機來接運教授。當天晚上梅貽琦和北平師範大學袁敦禮校長等學界領袖以及少數第一批接運的教授，齊聚在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先生的辦公室內，商討第二天南飛事宜。鑑於胡適飛走時的混亂情形，大家主張有秩序地組織起來，由梅氏為主導，跑腿打雜的事則由年齡最小的張起鈞擔任。同時規定裁一部分郵簡由梅、袁簽字，鄭天挺和張起鈞蓋章，算作臨時飛機票，憑票登機。張說：“這批起飛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計有李書華、張頤、楊武之（楊振寧的父親）、敦福堂、趙梅伯……等先生。（當時本還有胡先、錢思亮兩先生，第二天臨時因故未來，又改補旁人，梁實秋夫人便是臨時補進這批飛出的）計劃好後，二十日清晨大家齊集北京飯店候機，由於南京有霧不能起飛，大家又在北京飯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飛，傍晚到達南京。”
關於何介人在會上質疑陳岱孫說法過程中，提到梅貽琦曾說過南京派來飛機“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張起鈞似乎較為清楚並有過這樣的敘述：
最使我感動的是他那臨難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離平的前幾天，我偶然去看胡適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將搭乘政府來接的專機離北平。於是告辭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順利成行。傍晚獲知：由於共軍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飛機場，胡先生一行並未能成行［後來傅作義下令軍隊沖了一陣，護住了機場，胡先生才與張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飛。（南按：張當日未能起飛，過了幾天坐民航機出來的）］。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時清華的敦福堂教授逃進城來，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裡候機離平，何不通一消息（因為當時北平的局勢已極混亂，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聯繫），使梅先生與胡先生一起飛出圍城？於是敦先生便馬上打電話給梅先生。凡是那時身在圍城中的人，當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離開這圍城。尤其長春圍城的慘狀，大家談虎色變。假如北平的戰事繼續下去，則其情形將不堪設想。何況還有政治立場的問題？因此在敦先生預料：梅先生聞訊後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動，那知梅先生在聽到此事、並弄清這架飛機並不是接他之後，他竟無動於衷，一如平日緩和低沉的聲調，說是他不預備去。雖經敦先生一再告以時局的危急，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的謝絕了這建議。後來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貼後，從容不迫的提著一架打字機，拿著兩本書走上飛機。
最後，張起鈞說道：在這一幕前因後果中，我親臨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動。而深深的體會到梅先生的高風亮節。但可惜我不能把我這意之所會，傳諸於言。這並非純由我的筆笨，而是當時還有許多相關的事件與情勢，只有在這些事件的情勢的陪襯中，才能了解其意義。若是摒棄背景，脫空而言，不僅掛一漏萬，有失真象，並且還會由於文字的隔障，反滋歧義。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許多人在平日裝腔作勢，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關頭，便醜態百出，以求苟免，因為他內心本沒有真正高貴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則是已把高貴自尊建基於本身，因此才能夷險一節，不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都一直保持著尊貴不群的風格，使人頑廉懦立，肅然起敬。—這才真是中國讀書人傳統的最高修養；這才不愧是一個‘人物’。”[15]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5）
正是梅貽琦無愧於一個“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報時的吳晗一樣面無血色，“連滾帶爬”地醜態畢現；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華大學校長之尊，屈居於同是一校之長的胡適膝下，求其走後門開艙救濟，何況關乎清華續亡存絕命脈的全部庚款基金還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儘管梅貽琦絕沒有仿效當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挾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於糊塗到把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忘卻。因而，在胡適出走之後，南京再派機“搶救”梅貽琦就成為一種必然。而此前袁隨善所說梅於匆忙中被稀里糊塗地“駕上飛機”的妄語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偽不但與梅一同飛南京的李書華、楊武之等人日後在回憶文章中道出實情，即在飛機降落南京的當天傍晚，守候在機場的《申報》記者在第一時間對梅貽琦進行了採訪，梅說：“現與抗戰時期不同，另建聯大或無可能”云云，內中透著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強行架上飛機，又何以說出這樣的話來？因而只能說袁隨善所言，是一個頗為離奇且有點像警匪片一樣刺激的故事，只是這故事編造得過於荒誕離奇罷了。1965年，也就是梅貽琦去世第三個年頭，原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後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在回憶文章中說道：“梅先生是個外圓內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願意作的事，罵他打他他還是不作的。”[16]短短几語，已觸到了梅貽琦的典型性格和心靈深處。葉是清華知名的教授，與梅共事多年且私誼甚篤，他對於梅的評價絕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辭令，而是真實地道出了梅的內在本質。這一點，從馮友蘭的回憶中亦見得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