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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昨日為梅校長六十誕辰，原定進獻油畫像一幀，並有祝壽詞（馮公所作）並油畫像題詞（張子高先生所撰），裝成冊子，同人皆簽名於後。梅先生已行，頗可惋惜。冊子仍傳觀，余亦補簽名於後。”[7]
梅貽琦秘書沈剛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戰爭臨近北平近郊，清華園可聞激烈槍聲。十三日星期一，槍炮聲更密更近，學校決定自下午起停課。連日來校長皆於下午進城與城內各大學校長商討應變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長以電話把我召至其家，交給我一包股票和契紙（這是與清華合辦數學研究所的盧木齋後人交來用作基金的），讓我整理好抄一清單。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條交給出納組妥為收存。交代清楚後，校長便乘車隻身進城。當晚黃莊一帶即告解放，校長欲歸不能，從此梅校長便離開了我們。[8]
梅貽琦清華同事葉企孫：1948年解放前夕，梅貽琦和我講，在福建建立一個清華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沒辦成此事。清華的基金問題，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貽琦自己留一本資金帳，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時一同同他到南京。[9]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3）
梅貽琦清華同事陳岱孫：1948年底，我記得我還在上課，就聽見霹靂啪啦打起來了，課也上不了啦，下課吧！下課之後，下午就找梅校長去了，他正要動身進城，他告訴我，他說：“我現在趕快進城，要弄一些錢來，因為學校沒錢了，弄點錢來，讓全體師生員工渡過這一段時間。我拿了錢，馬上就回來。”但是他那天晚上沒有回來，後來就聽說他到南京去了。後來葉企孫告訴我，梅校長進城去了，拿了錢了，坐汽車出來到西直門，西直門關了。那時候，西直門每天晚上都關門，10點鐘左右關門，不過有一個出門證，清華也有一個三聯單出門證。有出門證，可以開這個西直門出來，隨便什麼時候辦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門證失效了，不許出來，就回到城裡去了。住到胡適家裡，過了一、二天，胡氏說，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於是就跟胡適一起走了。[10]
梅貽琦秘書趙賡：12月10日，清華作出決定將於十三日停課。翌日，梅召校長室秘書沈剛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紙，乃天津盧木齋後人出資與清華合辦數學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條一根。下午入城開會。晚間在市內接電話，得悉解放軍已占領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門之大路亦遭封閉。15日，大批解放軍正式宣告圍城，梅不能返校，以電話通知，請校務會議代理校務，馮友蘭先生為主席，暫主持校內事務，設法維護校產及師生安全。於是“先生從此與任教十三年，長校十七載之清華隔絕，多年魂夢徒縈，終身未得再返。”[11]
梅貽琦助手蔡麟筆：卅七年冬北平情況緊急，教育部派專機接梅先生南來，當時正值孫哲生組閣，再三邀請梅先生入閣，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終婉謝，卒不就職。[12]
從以上相關人員的回憶可以看到一個輪廓，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過較長時間的思想活動和準備，最後下定決心離平赴京。至於梁從誡所說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別的良苦用心，或許當是事實，只是梁氏所說此事發生在1947年似乎不確，查《林徽因年譜》，知林於這年夏天病情惡化，須做腎切除手術，梁思成改變旅美計劃提前回國。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樓中央醫院，準備手術治療。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醫院進行手術。術前，林擔心手術失敗，特别致信美國好友費慰梅：“再見，親愛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聲該有多好。”[13]結果，手術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後回到清華園一邊養病一邊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這個事實說明，林住院動手術離解放軍圍城還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時間，梅不可能這麼早就作棄清華園而去的準備，唯一的可能是，梁從誡所言確有其事，但時間有誤；或時間和事實俱有誤，因為若把時間放在1948年，與林住院做手術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從誡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個合理的說法出來。
其他人的回憶，除了梅氏臨走時所說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話不可考實，或者說沒有旁證加以坐實，離清華園和北平的時間、地點、事情進展脈絡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過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陳岱孫，在1980年10月清華召開的紀念梅貽琦會議上，謂梅在城裡住胡適家中並與胡一道飛南京的說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會議的原清華黨委辦公室主任何介人當場質疑。何說：“據台灣出版的一份材料說，梅先生進城後，沒有住胡適家。有人告訴梅先生南苑機場有一架接胡適的飛機，你是不是一齊走。據說梅先生說，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後來是乘另一架國民黨接教授的飛機走的。”[14]何的說法無疑是正確的，只是用不著根據台灣的材料加以佐證，從梅氏出行時接觸人員的敘述和當時《申報》等媒體報導即可見出事實真相。這個真相，梅貽琦一位年輕的清華好友張起鈞說得更加清楚。張說：“三十七年冬，共軍圍北平城，我僥倖得與梅貽琦先生同乘政府接運教授的飛機離北平，在這一段變亂危難的當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偉大的人格，垂為典訓的風範。真所謂是：‘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梅貽琦秘書沈剛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戰爭臨近北平近郊，清華園可聞激烈槍聲。十三日星期一，槍炮聲更密更近，學校決定自下午起停課。連日來校長皆於下午進城與城內各大學校長商討應變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長以電話把我召至其家，交給我一包股票和契紙（這是與清華合辦數學研究所的盧木齋後人交來用作基金的），讓我整理好抄一清單。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條交給出納組妥為收存。交代清楚後，校長便乘車隻身進城。當晚黃莊一帶即告解放，校長欲歸不能，從此梅校長便離開了我們。[8]
梅貽琦清華同事葉企孫：1948年解放前夕，梅貽琦和我講，在福建建立一個清華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沒辦成此事。清華的基金問題，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貽琦自己留一本資金帳，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時一同同他到南京。[9]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3）
梅貽琦清華同事陳岱孫：1948年底，我記得我還在上課，就聽見霹靂啪啦打起來了，課也上不了啦，下課吧！下課之後，下午就找梅校長去了，他正要動身進城，他告訴我，他說：“我現在趕快進城，要弄一些錢來，因為學校沒錢了，弄點錢來，讓全體師生員工渡過這一段時間。我拿了錢，馬上就回來。”但是他那天晚上沒有回來，後來就聽說他到南京去了。後來葉企孫告訴我，梅校長進城去了，拿了錢了，坐汽車出來到西直門，西直門關了。那時候，西直門每天晚上都關門，10點鐘左右關門，不過有一個出門證，清華也有一個三聯單出門證。有出門證，可以開這個西直門出來，隨便什麼時候辦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門證失效了，不許出來，就回到城裡去了。住到胡適家裡，過了一、二天，胡氏說，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於是就跟胡適一起走了。[10]
梅貽琦秘書趙賡：12月10日，清華作出決定將於十三日停課。翌日，梅召校長室秘書沈剛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紙，乃天津盧木齋後人出資與清華合辦數學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條一根。下午入城開會。晚間在市內接電話，得悉解放軍已占領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門之大路亦遭封閉。15日，大批解放軍正式宣告圍城，梅不能返校，以電話通知，請校務會議代理校務，馮友蘭先生為主席，暫主持校內事務，設法維護校產及師生安全。於是“先生從此與任教十三年，長校十七載之清華隔絕，多年魂夢徒縈，終身未得再返。”[11]
梅貽琦助手蔡麟筆：卅七年冬北平情況緊急，教育部派專機接梅先生南來，當時正值孫哲生組閣，再三邀請梅先生入閣，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終婉謝，卒不就職。[12]
從以上相關人員的回憶可以看到一個輪廓，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過較長時間的思想活動和準備，最後下定決心離平赴京。至於梁從誡所說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別的良苦用心，或許當是事實，只是梁氏所說此事發生在1947年似乎不確，查《林徽因年譜》，知林於這年夏天病情惡化，須做腎切除手術，梁思成改變旅美計劃提前回國。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樓中央醫院，準備手術治療。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醫院進行手術。術前，林擔心手術失敗，特别致信美國好友費慰梅：“再見，親愛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聲該有多好。”[13]結果，手術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後回到清華園一邊養病一邊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這個事實說明，林住院動手術離解放軍圍城還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時間，梅不可能這麼早就作棄清華園而去的準備，唯一的可能是，梁從誡所言確有其事，但時間有誤；或時間和事實俱有誤，因為若把時間放在1948年，與林住院做手術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從誡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個合理的說法出來。
其他人的回憶，除了梅氏臨走時所說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話不可考實，或者說沒有旁證加以坐實，離清華園和北平的時間、地點、事情進展脈絡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過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陳岱孫，在1980年10月清華召開的紀念梅貽琦會議上，謂梅在城裡住胡適家中並與胡一道飛南京的說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會議的原清華黨委辦公室主任何介人當場質疑。何說：“據台灣出版的一份材料說，梅先生進城後，沒有住胡適家。有人告訴梅先生南苑機場有一架接胡適的飛機，你是不是一齊走。據說梅先生說，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後來是乘另一架國民黨接教授的飛機走的。”[14]何的說法無疑是正確的，只是用不著根據台灣的材料加以佐證，從梅氏出行時接觸人員的敘述和當時《申報》等媒體報導即可見出事實真相。這個真相，梅貽琦一位年輕的清華好友張起鈞說得更加清楚。張說：“三十七年冬，共軍圍北平城，我僥倖得與梅貽琦先生同乘政府接運教授的飛機離北平，在這一段變亂危難的當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偉大的人格，垂為典訓的風範。真所謂是：‘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