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頁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為人為學看，令人詬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適從丁文江、秦景陽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幾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權史，連胡適本人也不免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適的日記中有明確記載，沈、馬等人引進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吳虞）或借重（如王國維）之心”。（《胡適的日記》第392∽393頁，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查看這些日記，或許能從另一個側面透視兩派爭鬥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後，中國的政治形勢開始發生大的變化，海峽兩岸開始來往，羅爾綱從台灣友人中知道胡適曾於1958年底出版《師門五年記》的事。當時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開始提筆追憶當年跟隨胡適生活、治學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聯書店將羅爾綱新寫的追憶文章與原書合併，以《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為名結集出版。其後，羅爾綱繼續寫胡適瑣憶，惜書稿未能完成，於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聯書店將羅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增補本）。在這個版本中，羅爾綱增補了這樣一篇文章，標題是《1961年何勇仁說他讀了我攻擊胡適的〈坦白狀〉》，文章說：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4）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1961年8月16日夜譜記胡適給何勇仁信事說：夜裡，有給何勇仁的信。
義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遠來看我，得暢談半個上午，至今感謝。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來打憂，想能得先生的諒解。
那天我們談及貴縣姓羅的學生，大概就是羅爾綱。先生讀了他的《坦白狀》，想必也是這樣猜想吧？
《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請先生便中飭人送到台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師大對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國二十天，不及面辭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適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爾綱按：我於1961年並沒有寫什麼《坦白狀》來批判胡適。我們以前知道當胡適於1961年11月心臟病復發入醫院，圍剿立刻起來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時還沒有停止。現在讀了這封信，知道當1961年就已經有人假造我寫的什麼《坦白狀》來氣胡適哩！
岳南按：羅爾綱直到去世，在他所寫的“瑣記”文章中，沒有一篇提到《兩個人生》，更沒有提及他寫此文的心理反應，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來作為批胡樣板為自己解脫。
而在如上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給世人製造一種錯覺：羅爾綱未曾講過批胡的話，也未寫過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別有用心的人為氣胡適而捏造的。但事實是，羅氏的批胡文章白紙黑字已成為抹不掉的歷史的一分子，胡適向何勇仁提到“《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請先生便中飭人送到台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這個“第二輯”就包括羅爾綱的雄文《兩個人生》，此點，想來羅爾綱是知道的。令人費解的是，羅氏直到去世也未寫過一篇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確實令活著的人如作者發出一種白雲蒼狗，“人為何物”的感慨。
[14]《歐陽哲生講胡適》，第19頁，歐陽哲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適口述自傳》，胡適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魯迅《華蓋集·導師》，載《魯迅雜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適往來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數次以記者的公開身份回大陸，並寫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談右派》一文中說：“記者離開北京那天，反右派運動正在開頭，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問我：‘你看，將來的演變，該是怎樣？’我說我也說不出來。”又說：“記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話來：他覺得一般知識分子雖說經過了社會革命的大關，但意識形態上還是和新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所謂‘過不慣’。依孔夫子的說法，即是‘或勉強而行之’；他們在下意識中，依然戀戀於舊社會的生活。這一回，毛主席的演講，就像經過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術，把他們下意識中的境界顯露出來了。凡是下意識中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過不慣的，那就是右派的靈魂。我們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識中，還潛伏著一種不安的情緒嗎？或者，記者不妨再補充說幾句：過去八年中，經過了若干回大運動，許多民主人士，都是保護著過關的，這回卻要自己來過關了。”（載《北行小語——一個新聞記者眼中的新中國》，曹聚仁著，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寫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終局》的文章，內稱：“記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終局。人代會罷免了右派分子幾位巨頭，如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黃紹雄這些人的部長職位，該是最大的新聞，也是一般讀者所關心的大事。但他們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記者先前曾再三報導政府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置，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非常溫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當國務會議罷免他們的前夕，周總理曾邀請羅、章、章三氏談話，把政府將罷免他們職位的決定告訴他們，他們同意這樣的決定。不過他們三人的態度並不完全相同。章伯鈞完全服從政府的判處，羅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認他是反黨、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說：“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國務會議，先後兩次，乃集思廣益之意。第一次，毛氏發言達二小時之久，邀請費孝通氏參加。席上，毛氏宣稱將召集右派分子會議（可能有一千人與會）。一方面，對右派分子表示感謝，因為右派分子，幫助政府提高了警覺，一方面也願意幫助右派分子求進步雲。席上費氏起立發言，自謂：第一感想，當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來；第二感想，還是十分興奮，國為毛主席鼓勵他的進步云云。記者的報導，或許可以替一般讀者解消一些疑問了吧，反右運動，便是這麼結束了。”
[13]1980年之後，中國的政治形勢開始發生大的變化，海峽兩岸開始來往，羅爾綱從台灣友人中知道胡適曾於1958年底出版《師門五年記》的事。當時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開始提筆追憶當年跟隨胡適生活、治學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聯書店將羅爾綱新寫的追憶文章與原書合併，以《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為名結集出版。其後，羅爾綱繼續寫胡適瑣憶，惜書稿未能完成，於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聯書店將羅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增補本）。在這個版本中，羅爾綱增補了這樣一篇文章，標題是《1961年何勇仁說他讀了我攻擊胡適的〈坦白狀〉》，文章說：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4）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1961年8月16日夜譜記胡適給何勇仁信事說：夜裡，有給何勇仁的信。
義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遠來看我，得暢談半個上午，至今感謝。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來打憂，想能得先生的諒解。
那天我們談及貴縣姓羅的學生，大概就是羅爾綱。先生讀了他的《坦白狀》，想必也是這樣猜想吧？
《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請先生便中飭人送到台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師大對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國二十天，不及面辭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適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爾綱按：我於1961年並沒有寫什麼《坦白狀》來批判胡適。我們以前知道當胡適於1961年11月心臟病復發入醫院，圍剿立刻起來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時還沒有停止。現在讀了這封信，知道當1961年就已經有人假造我寫的什麼《坦白狀》來氣胡適哩！
岳南按：羅爾綱直到去世，在他所寫的“瑣記”文章中，沒有一篇提到《兩個人生》，更沒有提及他寫此文的心理反應，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來作為批胡樣板為自己解脫。
而在如上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給世人製造一種錯覺：羅爾綱未曾講過批胡的話，也未寫過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別有用心的人為氣胡適而捏造的。但事實是，羅氏的批胡文章白紙黑字已成為抹不掉的歷史的一分子，胡適向何勇仁提到“《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請先生便中飭人送到台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這個“第二輯”就包括羅爾綱的雄文《兩個人生》，此點，想來羅爾綱是知道的。令人費解的是，羅氏直到去世也未寫過一篇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確實令活著的人如作者發出一種白雲蒼狗，“人為何物”的感慨。
[14]《歐陽哲生講胡適》，第19頁，歐陽哲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適口述自傳》，胡適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魯迅《華蓋集·導師》，載《魯迅雜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適往來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數次以記者的公開身份回大陸，並寫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談右派》一文中說：“記者離開北京那天，反右派運動正在開頭，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問我：‘你看，將來的演變，該是怎樣？’我說我也說不出來。”又說：“記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話來：他覺得一般知識分子雖說經過了社會革命的大關，但意識形態上還是和新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所謂‘過不慣’。依孔夫子的說法，即是‘或勉強而行之’；他們在下意識中，依然戀戀於舊社會的生活。這一回，毛主席的演講，就像經過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術，把他們下意識中的境界顯露出來了。凡是下意識中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過不慣的，那就是右派的靈魂。我們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識中，還潛伏著一種不安的情緒嗎？或者，記者不妨再補充說幾句：過去八年中，經過了若干回大運動，許多民主人士，都是保護著過關的，這回卻要自己來過關了。”（載《北行小語——一個新聞記者眼中的新中國》，曹聚仁著，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寫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終局》的文章，內稱：“記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終局。人代會罷免了右派分子幾位巨頭，如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黃紹雄這些人的部長職位，該是最大的新聞，也是一般讀者所關心的大事。但他們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記者先前曾再三報導政府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置，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非常溫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當國務會議罷免他們的前夕，周總理曾邀請羅、章、章三氏談話，把政府將罷免他們職位的決定告訴他們，他們同意這樣的決定。不過他們三人的態度並不完全相同。章伯鈞完全服從政府的判處，羅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認他是反黨、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說：“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國務會議，先後兩次，乃集思廣益之意。第一次，毛氏發言達二小時之久，邀請費孝通氏參加。席上，毛氏宣稱將召集右派分子會議（可能有一千人與會）。一方面，對右派分子表示感謝，因為右派分子，幫助政府提高了警覺，一方面也願意幫助右派分子求進步雲。席上費氏起立發言，自謂：第一感想，當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來；第二感想，還是十分興奮，國為毛主席鼓勵他的進步云云。記者的報導，或許可以替一般讀者解消一些疑問了吧，反右運動，便是這麼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