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頁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2）
[7]《訪問沈從文同志記錄》，轉引陳村《沈從文在1960年的談話：胡適實際上很淺薄》陳村註：下文來源於《“魯迅傳”創作組訪談記錄》。魯迅傳創作組整理。製作者：上海市電影局，天馬電影製片廠……原書為手工刻鋼板蠟紙的油印本。目錄4頁。正文201頁。日期。原文標點極不清晰。原文錯訛如“見介，馮有蘭，毛文水，邦閒，回文系，全只，張竹霖，一頂橋”等亦照錄。陳村……（南按：為方便讀者閱讀，在引用本文時已將部分錯誤改正，有的雖知原文有誤，但鑑於這是一篇發言記錄，本不置一駁，因而對像羅家倫掌燕京大學等不實之語未加改動——事實上羅氏未掌過燕大。另外，判斷不准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樣未動。）
[8]後來沈從文不承認他與張兆和的婚事曾藉助於胡適的力量，針對外界傳聞，沈說：“有人說我和內人結合是胡適作的媒，沒這事。當時我對兆和有好感。她那時是校花，學習好，長得好，運動也特別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沒說什麼，就是寫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適，胡適說：沈從文我了解，他是個君子，是個好人。胡適說：大學師生戀愛結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從文給你寫信，是誠心實意的，他是個誠實的人，至於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適當時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說，胡適不是我的媒人，說他多少幫了一點也可以。”[張德旺《胡適研究訪談錄——沈從文談胡適》（1982年4月7日下午，與陳鐵健在沈宅），載《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適手稿》，第9集，下冊，卷3，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1970年印行。由該文所說“去年（1954）”中國大陸決定展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頁523）推斷，此文寫作時間應為1955年。
[10]阿憶《水木清華九十年》之八，（電視專題片解說詞），鳳凰衛視2001年播出。
[11、24]《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報》發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話加空話，確有一點神經病人在說話演唱的味道，蔡後來稱自己這篇文章確實是“左”了。顧頡剛反對胡的兩點，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後，我做什麼，他就反對什麼。例如《周易》的《繫辭傳》里有‘觀象制器’之說，說古代各種工具的創造都是聖人們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來的。有如渙卦上巽下坎，巽為木，坎為水，聖人看了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來了。我認為這種唯心的觀點太不對了，船當然是看了木頭入水不沉而想出來的，和渙卦有什麼關係。這種思想和漢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說不定是他們的玩意兒。胡適見了這篇文章，就寫信來反對我，說觀象制器是易學裡的重要學說，不該推翻。我為了《老子》書里說‘絕仁棄義’明是反對儒家的提倡仁義，說‘不尚賢’明是反對墨家的弊病已經給人看破的時候。胡適看了又來反對我，維持老子為孔子師的傳統說法。我本是跟著他走的，想不到結果他竟變成反對我。固然我所說的未必對，可是他自身卻‘寧可信而過，不可疑而過’了，這一個根本態度的轉變真使我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錢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對我說：‘真想不到，適之的思想會如此的退步！’”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3）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標題是“胡適這個人”。開頭說：“胡適這個人，我在北京大學和他共事一二年後，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個兩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獨尊；一方面卻很能夠低聲下氣，趨炎附勢的。所以我從頭起就沒有像社會上一般人士那樣的重視他。”接下來，沈氏列舉胡氏為人的卑劣之處：“胡適到北大時，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時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評議會，繼之便組織教務處，教務長一職，蔡先生本來屬意於胡適，但那時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贊成，有人揚言：萬一胡適當選，我要鬧一鬧。我聽見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說：他年青，學校方面應該愛護他，讓他能夠專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學問，事務上的瑣屑工作，可以暫且不要去煩勞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見，結果馬寅初當選了教務長。但胡適因此對於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說：尹默！我向來對於舉辦任何事情都是歡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這次不讓我當第一任北大教務長，我是很不高興的。……一言以蔽之，他是個頭等喜歡出風頭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麼學問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過是借來作為出風頭的工具而已。剛才聽到頡剛說他的考證方法是從胡博士那裡得來的，起初胡博士對頡剛疑古精神還嫌不夠，但後來又反對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實這種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適的專長，被人一學會，他就不足為奇了，便要打擊別人一下，才能顯出他別具神通，還是一種出風頭的技能。再就這一點深入研究一下，這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們的伎倆，完全一樣。……還可以說一兩件發笑的事，如果不是我親自看見聽見的，絕不會相信。一件是陳仲恕對我講的，他說他震於胡適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禮堂公開講演，他也去聽講，聽了好一陣，覺得有點耳熟，仔細想一下，記得是在顏習齋書里看見過，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後來知道胡博士過於忙碌，講演期到了，講稿還沒有準備好，就到琉璃廠書店去順便買了一本顏習齋的著作，在洋車上，翻了一翻，便把這一場公開講演對付過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裡去，他那時同張慰慈住在一起，他們書房裡有一張在的少有的書桌，桌子中間，一本一本的翻開來覆著的書堆得像一座小墳山一樣，乍一看不免使我有點驚訝，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這是胡博士著書的成績，他實在沒有時間細細讀書，只好臨時翻檢，用剪報的方法去採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說胡博士是翻書著書。”正是這諸多頗為“神奇”的例證，才激怒了胡適並謂沈“是一個小人”和“下流的扯謊”。
[7]《訪問沈從文同志記錄》，轉引陳村《沈從文在1960年的談話：胡適實際上很淺薄》陳村註：下文來源於《“魯迅傳”創作組訪談記錄》。魯迅傳創作組整理。製作者：上海市電影局，天馬電影製片廠……原書為手工刻鋼板蠟紙的油印本。目錄4頁。正文201頁。日期。原文標點極不清晰。原文錯訛如“見介，馮有蘭，毛文水，邦閒，回文系，全只，張竹霖，一頂橋”等亦照錄。陳村……（南按：為方便讀者閱讀，在引用本文時已將部分錯誤改正，有的雖知原文有誤，但鑑於這是一篇發言記錄，本不置一駁，因而對像羅家倫掌燕京大學等不實之語未加改動——事實上羅氏未掌過燕大。另外，判斷不准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樣未動。）
[8]後來沈從文不承認他與張兆和的婚事曾藉助於胡適的力量，針對外界傳聞，沈說：“有人說我和內人結合是胡適作的媒，沒這事。當時我對兆和有好感。她那時是校花，學習好，長得好，運動也特別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沒說什麼，就是寫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適，胡適說：沈從文我了解，他是個君子，是個好人。胡適說：大學師生戀愛結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從文給你寫信，是誠心實意的，他是個誠實的人，至於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適當時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說，胡適不是我的媒人，說他多少幫了一點也可以。”[張德旺《胡適研究訪談錄——沈從文談胡適》（1982年4月7日下午，與陳鐵健在沈宅），載《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適手稿》，第9集，下冊，卷3，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1970年印行。由該文所說“去年（1954）”中國大陸決定展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頁523）推斷，此文寫作時間應為1955年。
[10]阿憶《水木清華九十年》之八，（電視專題片解說詞），鳳凰衛視2001年播出。
[11、24]《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報》發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話加空話，確有一點神經病人在說話演唱的味道，蔡後來稱自己這篇文章確實是“左”了。顧頡剛反對胡的兩點，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後，我做什麼，他就反對什麼。例如《周易》的《繫辭傳》里有‘觀象制器’之說，說古代各種工具的創造都是聖人們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來的。有如渙卦上巽下坎，巽為木，坎為水，聖人看了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來了。我認為這種唯心的觀點太不對了，船當然是看了木頭入水不沉而想出來的，和渙卦有什麼關係。這種思想和漢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說不定是他們的玩意兒。胡適見了這篇文章，就寫信來反對我，說觀象制器是易學裡的重要學說，不該推翻。我為了《老子》書里說‘絕仁棄義’明是反對儒家的提倡仁義，說‘不尚賢’明是反對墨家的弊病已經給人看破的時候。胡適看了又來反對我，維持老子為孔子師的傳統說法。我本是跟著他走的，想不到結果他竟變成反對我。固然我所說的未必對，可是他自身卻‘寧可信而過，不可疑而過’了，這一個根本態度的轉變真使我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錢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對我說：‘真想不到，適之的思想會如此的退步！’”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3）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標題是“胡適這個人”。開頭說：“胡適這個人，我在北京大學和他共事一二年後，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個兩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獨尊；一方面卻很能夠低聲下氣，趨炎附勢的。所以我從頭起就沒有像社會上一般人士那樣的重視他。”接下來，沈氏列舉胡氏為人的卑劣之處：“胡適到北大時，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時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評議會，繼之便組織教務處，教務長一職，蔡先生本來屬意於胡適，但那時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贊成，有人揚言：萬一胡適當選，我要鬧一鬧。我聽見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說：他年青，學校方面應該愛護他，讓他能夠專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學問，事務上的瑣屑工作，可以暫且不要去煩勞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見，結果馬寅初當選了教務長。但胡適因此對於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說：尹默！我向來對於舉辦任何事情都是歡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這次不讓我當第一任北大教務長，我是很不高興的。……一言以蔽之，他是個頭等喜歡出風頭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麼學問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過是借來作為出風頭的工具而已。剛才聽到頡剛說他的考證方法是從胡博士那裡得來的，起初胡博士對頡剛疑古精神還嫌不夠，但後來又反對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實這種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適的專長，被人一學會，他就不足為奇了，便要打擊別人一下，才能顯出他別具神通，還是一種出風頭的技能。再就這一點深入研究一下，這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們的伎倆，完全一樣。……還可以說一兩件發笑的事，如果不是我親自看見聽見的，絕不會相信。一件是陳仲恕對我講的，他說他震於胡適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禮堂公開講演，他也去聽講，聽了好一陣，覺得有點耳熟，仔細想一下，記得是在顏習齋書里看見過，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後來知道胡博士過於忙碌，講演期到了，講稿還沒有準備好，就到琉璃廠書店去順便買了一本顏習齋的著作，在洋車上，翻了一翻，便把這一場公開講演對付過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裡去，他那時同張慰慈住在一起，他們書房裡有一張在的少有的書桌，桌子中間，一本一本的翻開來覆著的書堆得像一座小墳山一樣，乍一看不免使我有點驚訝，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這是胡博士著書的成績，他實在沒有時間細細讀書，只好臨時翻檢，用剪報的方法去採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說胡博士是翻書著書。”正是這諸多頗為“神奇”的例證，才激怒了胡適並謂沈“是一個小人”和“下流的扯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