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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頌平之所以摘錄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對徐氏前後判若兩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適病癒出院,暫住福州街療養。老年胡適的生命已邁入衰朽之坎,即將燈熄香滅,萬事皆休。

  在夕陽西下、餘暉殘照的生命盡處,給予胡適心靈慰藉的,已不是國民黨政府表面上對其恩譽並隆的禮遇,更不是他追尋了大半輩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個“天外來客”神會和尚,而是入住台大醫院期間的病友——梅貽琦。世人沒有想到,兩位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大學校長、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幾十個年頭,足跡踏遍千山萬水,歷盡九九八十一難之後,於人生的晚年,竟有這樣的機緣得以在台灣孤島的醫院裡相聚,並有難得的空閒拋棄一切雜務,執手言談,話古論今,憶往事,思未來,以淡泊、寧靜的心境參悟現實人生,並相互撫慰著對方心靈的悲傷與苦痛。如此人生際遇,實在是胡、梅二人預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於梅貽琦不善張揚和沉悶寡言的稟性,在時人和後世研究者眼裡,梅氏於奔往“田橫之島”的路途中,離開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適當年的逃離又多了幾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內情和謎團一直不為外界所知,直到幾十年後才逐漸浮出水面並變得清晰起來,梅氏遼闊的胸襟與恪盡職守的處世風範,也才讓更多的國人仰慕追思,永懷繾綣。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1)

  [1]《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座的開幕詞》,轉引李權興《胡適與唐山》,載“學說連線”網站2008年11月5日)。

  [3]載《光明日報》1955年1月6日。

  [4]《胡適之先生的幾封信》,載台北《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紀80年代始,學術界開始反思批胡運動並重新評價胡適對中國文化與學術的貢獻,如當年批胡的幹將蔡尚思說:“解放後批胡適,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書。有的連他對白話文的貢獻也否定。我也寫了一篇,顧頡剛也寫了一篇,這個是事實,‘左’了。”[張德旺《胡適研究訪談錄——蔡尚思談胡適》(1982年4月12日上午於復旦大學蔡宅),載《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說沈從文所言胡適不敢搞中國文化史似符合事實,因文化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書舊籍加上西洋的觀念來敘述一番,但物質就沒有那麼容易,特別遠古與上古時代的物質文化,到了胡適時代非依賴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適對考古和古文字則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樣的文化史確是胡適很難勝任的。至於《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遲遲沒有寫出來,確有其事並曾遭到一些人的誤解,甚至遭到胡適對立面的嘲諷。由北京大學轉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黃侃老夫子,在課堂上談到胡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說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大笑不已。

  儘管有這樣的誤解與諷刺,但成為“太監”的真正的原因,自是與胡適社會活動太多沒有寫作時間有關,絕非沈從文說的被馮友蘭嚇倒。與此相反的是,胡適壓根就沒把馮氏的著作放在眼裡,且有惡評。1930年,馮友蘭把新創作的《中國哲學史講義》寄贈胡適請教,胡於3月20日回信說:“承你寄贈《中國哲學史講義》一八三頁,多謝多謝。連日頗忙,不及細讀,稍稍翻閱,已可見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興。將來如有所見,當寫出奉告,以酬遠道寄贈的厚意。”(《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杜春和等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顯然,這是胡適所說的面子話,他對馮的著作壓根就沒有看上,證據可從1950年1月5日胡適日記中找到:“前些時曾見馮友蘭的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國哲學史》],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幾年後的1955年1月24日,胡適又在日記中談到馮友蘭:“舊曆乙未元旦。……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國歷史評論》]要我寫此書英譯本(byDerkBodde)[德克·博德譯]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即是他(馮)自己很得意的‘正統派’觀點(見自序二)。‘正統派’觀點是什麼?他自己並未明說,但此書分兩篇,上篇必須以孔子開始,力主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繼文王周公之業為職志’,‘上繼往聖,下開來學’。下篇必須叫做‘經學時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陳寅恪(審查報告二)說的比他清楚:‘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此即所謂‘正統派’觀點也。”(《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這個日記當是胡的內心真實寫照,如果對馮著有所敬仰,想來是不會在私下作如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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