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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和技術，並不是唯物的，它們具有很高的理想和精神的價值。它們確實代表著真的理想和靈性。
在東方文明中，靈性不多。在那種忍受著殘酷、無人性的規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婦女纏足的文明中，有什麼靈性？（按：以上大概是罵中國的）在那種容忍階級制度達數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麼靈性？在那種把人生看為痛苦，沒有價值，崇拜貧窮和行乞，把疾病歸之於神的作為的文明中，有什麼靈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開始承認在那種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靈性，或者沒有。那種古老文明是屬於一個人類體力衰弱，頭腦遲鈍，感到自己無力相抗衡的時代。
這種文明（科學，技術）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實的精神……這是對科學與技術的現代文明所作的真誠讚頌。……（以上是根據十一月七日《徵信新聞報》）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適出任院長（5）
徐氏在列舉了胡適這段演講詞之後，對每句話進行抽絲剝繭式的痛批，並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擊道：“胡博士對羅爾綱以概括方式論斷歷史中的某一階段的某一特定問題，而裝腔作勢的責備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學（見“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師門五年記》）。但胡博士卻能用幾句罵街的話，便斷定了中印兩大民族幾千年的文化，這是那裡來的飛天蜈蚣式的科學方式呢？在你寫的《古代中國哲學史》及《胡適文存》中，談到中國文化方面的，有一篇與原典對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嗎？對於印度的東西，更是一竅不通。胡博士到底從那一門科學得到了這種啟示而敢作這種大膽的論斷呢？”又說：“只要是做過深入調查、研究的人類學家，便會承認那怕是極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價值的心靈活動。這是人類學在當前的一大進步，也可以說是一大傾向。胡博士憑著什麼調查研究，而能斷定在中印兩大文化中，只有極少的心靈，乃至根本沒有呢？胡博士的母親，是不曾讀過洋書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兩老有沒有心靈呢？”
對這一由“靈性”而牽涉到的印度文化與佛教問題，徐復觀譏諷道：“這裡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說，因為假使他對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識，便不會說出這種話來。不過有一點，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識時勢的俊傑，他只罵由印度出來的宗教，決不罵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強盛起來了呢？胡博士可以點頭微笑的說‘我那時已墓有宿草了’。”
最後，徐氏以爺爺教訓孫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國印度文化，在萬分中，有一分好的沒有呢？胡博士幾次代表我們政府出席國際學術性的會議，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講那一分，以顧點國家的體面，並增進西方友人一點知見，這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假定連一分好的也沒有，則胡博士何必頂著中國的招牌去出席呢？因為你雖然在洋人面前罵自己的文化罵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認為你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罵儘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在外國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個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同時，這次參加亞東科教會的，只是與印度文化有著密切關係的客人；七十一歲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於地主的地位，竟無知無識的罵起客人的祖宗來了？……據我的觀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隱衷的。說穿了，只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43]
徐復觀的進攻檄文發表之後，港台為之震動，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歡呼之際，也引來了擁胡派的迅速反擊。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雜誌，發表了李敖的《播種者胡適》，對徐派大加討伐。徐復觀見狀，遂糾集鄭學稼、胡秋原等對胡適進行又一輪狂轟濫刺，同時又與“以胡適為衣食父母的少數兩三人……豢養一兩條小瘋狗”如李敖等輩，展開了一場所謂的“中西文化論戰”，港台《自由報》、《自立晚報》、《中華雜誌》、《世界評論》等報刊紛紛加入這場以謾罵為主調的“筆仗”之中。一時間，學壇報界硝煙四起，雞飛狗跳，四鄰為之矚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適面對亂棍飛擊，精神飽受刺激，但他對徐的討伐保持了緘默，而對主動討好示情的李敖也沒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適的助手胡頌平對徐復觀的文章作了摘錄，並作了一個短評。胡頌平說：“這種謾罵的口吻，編者就沒有讓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復觀在1958年4月22日給先生的信，也附錄於此，可以對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風采，不減當年，真國家之福！謹奉上拙文錄一冊，內《政治與學術之間》，或者稍補民生理論在此方面之間隙。至《儒家在修己與治人上的區別及其意義》一文，乃疏導漢宋之爭，並作上文之具體補充，敬乞教正。此外則不值得寓目也。五四運動之偉大歷史貢獻，將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歲月，不僅先生個人之學養，與日俱深；即國人對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嘗無若干進步。
在短評中，胡頌平為胡適作了如下辯護：“先生在學術上所以領導群倫者，不僅為個人在學術上之成就，而尤為知識分子精神上之象徵。凡偶得有文化之爭，先生不必居於兩造者之一方，而實為兩造所共同期待之評判者。五四時代之文化鬥士，必須化為今日流亡時代之文化保姆。區區之忱。想可蒙先生諒察也。”[44]
在東方文明中，靈性不多。在那種忍受著殘酷、無人性的規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婦女纏足的文明中，有什麼靈性？（按：以上大概是罵中國的）在那種容忍階級制度達數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麼靈性？在那種把人生看為痛苦，沒有價值，崇拜貧窮和行乞，把疾病歸之於神的作為的文明中，有什麼靈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開始承認在那種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靈性，或者沒有。那種古老文明是屬於一個人類體力衰弱，頭腦遲鈍，感到自己無力相抗衡的時代。
這種文明（科學，技術）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實的精神……這是對科學與技術的現代文明所作的真誠讚頌。……（以上是根據十一月七日《徵信新聞報》）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適出任院長（5）
徐氏在列舉了胡適這段演講詞之後，對每句話進行抽絲剝繭式的痛批，並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擊道：“胡博士對羅爾綱以概括方式論斷歷史中的某一階段的某一特定問題，而裝腔作勢的責備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學（見“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師門五年記》）。但胡博士卻能用幾句罵街的話，便斷定了中印兩大民族幾千年的文化，這是那裡來的飛天蜈蚣式的科學方式呢？在你寫的《古代中國哲學史》及《胡適文存》中，談到中國文化方面的，有一篇與原典對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嗎？對於印度的東西，更是一竅不通。胡博士到底從那一門科學得到了這種啟示而敢作這種大膽的論斷呢？”又說：“只要是做過深入調查、研究的人類學家，便會承認那怕是極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價值的心靈活動。這是人類學在當前的一大進步，也可以說是一大傾向。胡博士憑著什麼調查研究，而能斷定在中印兩大文化中，只有極少的心靈，乃至根本沒有呢？胡博士的母親，是不曾讀過洋書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兩老有沒有心靈呢？”
對這一由“靈性”而牽涉到的印度文化與佛教問題，徐復觀譏諷道：“這裡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說，因為假使他對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識，便不會說出這種話來。不過有一點，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識時勢的俊傑，他只罵由印度出來的宗教，決不罵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強盛起來了呢？胡博士可以點頭微笑的說‘我那時已墓有宿草了’。”
最後，徐氏以爺爺教訓孫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國印度文化，在萬分中，有一分好的沒有呢？胡博士幾次代表我們政府出席國際學術性的會議，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講那一分，以顧點國家的體面，並增進西方友人一點知見，這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假定連一分好的也沒有，則胡博士何必頂著中國的招牌去出席呢？因為你雖然在洋人面前罵自己的文化罵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認為你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罵儘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在外國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個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同時，這次參加亞東科教會的，只是與印度文化有著密切關係的客人；七十一歲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於地主的地位，竟無知無識的罵起客人的祖宗來了？……據我的觀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隱衷的。說穿了，只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43]
徐復觀的進攻檄文發表之後，港台為之震動，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歡呼之際，也引來了擁胡派的迅速反擊。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雜誌，發表了李敖的《播種者胡適》，對徐派大加討伐。徐復觀見狀，遂糾集鄭學稼、胡秋原等對胡適進行又一輪狂轟濫刺，同時又與“以胡適為衣食父母的少數兩三人……豢養一兩條小瘋狗”如李敖等輩，展開了一場所謂的“中西文化論戰”，港台《自由報》、《自立晚報》、《中華雜誌》、《世界評論》等報刊紛紛加入這場以謾罵為主調的“筆仗”之中。一時間，學壇報界硝煙四起，雞飛狗跳，四鄰為之矚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適面對亂棍飛擊，精神飽受刺激，但他對徐的討伐保持了緘默，而對主動討好示情的李敖也沒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適的助手胡頌平對徐復觀的文章作了摘錄，並作了一個短評。胡頌平說：“這種謾罵的口吻，編者就沒有讓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復觀在1958年4月22日給先生的信，也附錄於此，可以對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風采，不減當年，真國家之福！謹奉上拙文錄一冊，內《政治與學術之間》，或者稍補民生理論在此方面之間隙。至《儒家在修己與治人上的區別及其意義》一文，乃疏導漢宋之爭，並作上文之具體補充，敬乞教正。此外則不值得寓目也。五四運動之偉大歷史貢獻，將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歲月，不僅先生個人之學養，與日俱深；即國人對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嘗無若干進步。
在短評中，胡頌平為胡適作了如下辯護：“先生在學術上所以領導群倫者，不僅為個人在學術上之成就，而尤為知識分子精神上之象徵。凡偶得有文化之爭，先生不必居於兩造者之一方，而實為兩造所共同期待之評判者。五四時代之文化鬥士，必須化為今日流亡時代之文化保姆。區區之忱。想可蒙先生諒察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