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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的2月25日夜，胡適心臟病復發，急送台大醫院救治。4月22日，病情好轉並出院，遷居台北福州街26號台大招待所療養，6月25日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可惜好景不長，7月間又患急性腸炎，大鬧水瀉。9月3日，胡適在致好友李書華信中帶有哀惋之情地說：“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車，抬進台大醫院的急救處的。我在醫院住了56天，出院後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兩個月（因為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到七月初又因腸炎，大鬧水瀉，瀉的水分幹了，影響心臟，血壓低到74，半天上不去。……總之我們都老了，機件都不夠完好了。”[37]此時的胡適自覺已到了衰老不堪的歲月，說不定哪一天就悠忽登了鬼錄，遂寫信召在紐約的夫人江冬秀赴台。10月，江冬秀從美國抵達台北，一家人始得團聚，孤苦伶仃三年有半的老胡適精神上算是稍添一些慰藉。
就胡適當時的處境和心境而言，打牌名星江冬秀帶來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點炭火，與茫茫雪原比起來仍十分微弱，胡適心中的大孤獨與大悲涼仍不能融解消除，這種孤獨與悲涼除了蔣氏政權施加的政治壓力，還有一幫號稱文化“鬥士”和“新儒家”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斷向胡氏擲出匕首、投槍加冷箭，企圖對胡予以毀滅性打擊。對於胡的處境和“新儒家”的陰謀，時在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任教的梁實秋曾經提及：“譽之所至，謗亦隨之。胡先生到台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適與國運》匿名小冊（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胡先生興奮的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決意來台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只好寫寫《胡適與國運》罷了。”[39]書生出身的梁氏對胡的處境未免太過於樂觀，既然對方劍鋒已經出鞘，哪裡有弄一點《胡適與國運》就善罷甘休的道理？大規模的反撲與打擊很快接踵而至。
這年11月6日，進入衰朽之年的胡適應國際開發署之邀，強撐身體出席“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開幕式上作了《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英文演講，此為胡適生前關於中西文化、科學比較的最後一次重要發言。主旨是頌揚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國的古老文化，其中說道：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castesystem）到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禍，又有什麼精神價值可說？……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40]又說：“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輔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是有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文明雖然無疑的占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優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們也許必須丟掉這種沒有理由的自傲，必須學習承認東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實在太少。在積極的方面，我們應當學習了解，賞識科學和技術絕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夠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41]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適出任院長（4）
意想不到的是，這篇大約25分鐘的演講由徐元高譯成中文在媒體披露後，立即引起港台兩地知識分子激烈的論爭，並受到早已虎視眈眈、號稱東方文明捍衛者如徐復觀、葉青等輩的“圍剿”。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叫廖維藩的“立法委員”，經過一番密謀，在台灣“立法院”對胡適講演中的觀點提出質詢，把胡的演講與現實政治攪在了一起，引導媒體掀起風浪，而蓄勢待發者趁機炮製一連串檄文嗖嗖射出，如同帶響的鋒鏑直赴胡適的命門。在四面合圍與陣陣喊殺聲中，心力交瘁的胡適心臟病驟發倒地不起，於11月26日凌晨，急送台大醫院開始了生命中最後一輪搶救。
剛剛離開閻王爺那安放著油鍋與老虎凳的宮殿回到陽界，躺在台大醫院病床上長吁一口氣的胡適，懵懵懂懂又挨了一記悶棍。原籍湖北浠水，早年曾任蔣介石侍從室少將秘書、逃台後出任私立台灣東海大學教授的徐復觀，在群醜起舞中再度跳將出來，揮舞冰冷的狼牙大棒，聲色俱厲地指斥胡適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42]
此前，號稱“新儒家”、“獻身於民主的鬥士”、“敢於向權勢挑戰的人文自由主義者”的一代文棍徐復觀，見一系列匿名小冊子不能將胡適擊倒在地，讓其口吐白沫，眼珠亂翻，與陰曹地府的閻王爺握手言歡，索性摘下面具，借胡適演講事件之機，親自披掛上陣，向胡適射出了銳利的鋒鏑。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一文中，徐復觀指斥道：“今天在報上看到胡博士在亞東科教會的演說，他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向東方人宣布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如此說，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為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而得點殘羹冷汁，來維持早經掉到廁所里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又說：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農學院向學生講演，大意是說吃鴉片煙，包小腳，即是中國文化。這次當著許多外地人面前，更變本加厲的說：
就胡適當時的處境和心境而言，打牌名星江冬秀帶來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點炭火，與茫茫雪原比起來仍十分微弱，胡適心中的大孤獨與大悲涼仍不能融解消除，這種孤獨與悲涼除了蔣氏政權施加的政治壓力，還有一幫號稱文化“鬥士”和“新儒家”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斷向胡氏擲出匕首、投槍加冷箭，企圖對胡予以毀滅性打擊。對於胡的處境和“新儒家”的陰謀，時在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任教的梁實秋曾經提及：“譽之所至，謗亦隨之。胡先生到台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適與國運》匿名小冊（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胡先生興奮的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決意來台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只好寫寫《胡適與國運》罷了。”[39]書生出身的梁氏對胡的處境未免太過於樂觀，既然對方劍鋒已經出鞘，哪裡有弄一點《胡適與國運》就善罷甘休的道理？大規模的反撲與打擊很快接踵而至。
這年11月6日，進入衰朽之年的胡適應國際開發署之邀，強撐身體出席“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開幕式上作了《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英文演講，此為胡適生前關於中西文化、科學比較的最後一次重要發言。主旨是頌揚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國的古老文化，其中說道：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castesystem）到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禍，又有什麼精神價值可說？……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40]又說：“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輔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是有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文明雖然無疑的占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優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們也許必須丟掉這種沒有理由的自傲，必須學習承認東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實在太少。在積極的方面，我們應當學習了解，賞識科學和技術絕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夠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41]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適出任院長（4）
意想不到的是，這篇大約25分鐘的演講由徐元高譯成中文在媒體披露後，立即引起港台兩地知識分子激烈的論爭，並受到早已虎視眈眈、號稱東方文明捍衛者如徐復觀、葉青等輩的“圍剿”。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叫廖維藩的“立法委員”，經過一番密謀，在台灣“立法院”對胡適講演中的觀點提出質詢，把胡的演講與現實政治攪在了一起，引導媒體掀起風浪，而蓄勢待發者趁機炮製一連串檄文嗖嗖射出，如同帶響的鋒鏑直赴胡適的命門。在四面合圍與陣陣喊殺聲中，心力交瘁的胡適心臟病驟發倒地不起，於11月26日凌晨，急送台大醫院開始了生命中最後一輪搶救。
剛剛離開閻王爺那安放著油鍋與老虎凳的宮殿回到陽界，躺在台大醫院病床上長吁一口氣的胡適，懵懵懂懂又挨了一記悶棍。原籍湖北浠水，早年曾任蔣介石侍從室少將秘書、逃台後出任私立台灣東海大學教授的徐復觀，在群醜起舞中再度跳將出來，揮舞冰冷的狼牙大棒，聲色俱厲地指斥胡適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42]
此前，號稱“新儒家”、“獻身於民主的鬥士”、“敢於向權勢挑戰的人文自由主義者”的一代文棍徐復觀，見一系列匿名小冊子不能將胡適擊倒在地，讓其口吐白沫，眼珠亂翻，與陰曹地府的閻王爺握手言歡，索性摘下面具，借胡適演講事件之機，親自披掛上陣，向胡適射出了銳利的鋒鏑。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一文中，徐復觀指斥道：“今天在報上看到胡博士在亞東科教會的演說，他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向東方人宣布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如此說，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為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而得點殘羹冷汁，來維持早經掉到廁所里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又說：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農學院向學生講演，大意是說吃鴉片煙，包小腳，即是中國文化。這次當著許多外地人面前，更變本加厲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