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頁
[3、4、5、6、7]《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台北《自由中國》，第2卷3期，1950年2月。
[9]劉乃崇《不辜負陳援庵老師的教誨》，載《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劉乃和《陳垣的一生》，載《名人傳記》1994年第4期。
[11、12、13]《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胡適《我的兒子》，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三號，1919年8月3日。
[15]此為《中國青年》1951年1月第56期轉載胡思杜文章時所說，此文與《大公報》文稍有差異。
[16]《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第六冊，胡頌平編著，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適此文實發表於ForeignAffairs(《外交事務》）7月號。
[18]《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胡頌平編，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關於胡思杜在美國期間的情形，外界知之甚少，只有如傅斯年等幾個胡適的好友知道內情，有人謂是被美國當局強行驅逐出境的。如羅爾綱說：“1948年4月，我從家鄉來南京醫病，胡適也在南京。我到南京第二天清晨，王崇武同志就走來關照我：‘你見胡先生，千萬莫要提到胡思杜。胡思杜在美國讀書，美國要驅逐他，胡先生十分惱火。’我問王崇武美國為什麼要驅逐胡思杜，王崇武說不知道，他是同學來信關照他的。我見了胡適是問到胡思杜的。胡適說：‘思杜在美國學文學，還未學成，現因沒有錢，便回國了。’胡適是心裡難過不願說的。”又說：“看來北大同學所傳的信息比傅斯年所謂‘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國’可信得多。”（羅爾綱《胡思杜》，載《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羅爾綱所言雖沒有可靠材料證實，但通過後來胡適與秘書胡頌平的談話，可知這個說法並非空穴來風。1961年5月14日，胡適在晚飯時突然對胡頌平談到了胡思杜，說：“今天是母親節，我們慶祝每位做母親的人，喝了這杯酒。”接著，胡適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國回來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國的父親節，我想起我的第二個兒子思杜，我打一個電報給他。父親節，兒子沒有電報給我，倒由我打電報給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學讀書的。誰知他這個學期根本沒有上課，他把我匯給他的錢全部跑馬跑光了，還欠了一身的債。結果為了兩張支票的事，險些兒被警察找去了，後來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來。他的兩個衣袋裡全是當票，一張是我給他的一架打字機的當票。這個兒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兒子高兩寸，肩膀很闊，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闊，所以孟真特別喜歡他。後來他回來了，我也沒有責備他”。（《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19]抗戰勝利，南開復校，張伯苓繼續留在重慶和南京。1948年6月，張伯苓曾出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長，翌年辭職。1949年11月底重慶易手前幾天，蔣介石父子接連三次勸張去台灣或美國，張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表示謝絕（趙光宸《張伯苓年譜》）。據說此舉與善於做統戰工作的南開校友周恩來有關。1950年5月，張伯苓夫婦搭乘飛機由重慶到北京，在周恩來安排下，暫住傅作義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來考慮到張伯苓即時返津，可能會遭到另類學生的攻擊。1950年9月中旬張伯苓終於回到天津，此時南開已被另類師生控制，對歸來的老校長情有敵意，許多另類學生認為張是“戰犯”，應按“戰犯”處決。只有一批南開故舊在情感上偷偷給予張一些慰藉和溫情。未久，南開校慶，已是75歲高齡的張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參加，但南開中學不許他跨進大門，而南開大學也只允許他在校慶後的小型活動中坐後排不顯眼的位置。經此一擊，張伯苓變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擊頭，神情頹喪，再也沒有抗戰初起時“因此挫折而愈奮勵”的神勇之氣了。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於鬱悶、孤獨中淒涼地告別了這個世界，終年76歲。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2）
張氏去世不久，隨著思想改造運動展開，南開大學各院系便展開對張伯苓的批判，諸如“人格卑鄙”、“不學無術”、“興辦教育旨在升官發財，為蔣介石服務”等。1960年校方編印的《南開大學校史》對張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開大學六十年校慶，出了一個小紀念冊，竟無張伯苓名字。直到1986年南開大學出了一個簡介小冊子，才有張的名字與一張小照。其原因或如張的學生、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所言：“是張氏創辦南開及他的功績，即後人亦不能抑沒也。”（載台北《中央日報》1987年4月6日）
[17]《胡適日記》影印本9月24日條，轉引《重尋胡適的歷程》，余英時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1960年6月2日胡適與胡頌平談話，載《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1961年，胡適因病入台灣大學醫院。12月10日，胡與前來照料的秘書胡頌平因其他的文章談到了當年贈陳光甫的詩。胡說：“那是1938年做的。那時中日戰爭發生一年多，我和陳光甫兩人在美國華盛頓替國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貸）。我有一張照片。光甫說：你在照片上寫幾個字紀念吧！我就寫了這四句詩。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選舉‘總統’那年，陳孝威要我寫字，我因為這首詩只有24個字，就寫了給他。這是完全對抗戰發生而寫的。陳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發表了。當時有人把這首作為過河卒子‘胡適賣身給蔣介石’的話，大大的攻擊我。這首詩變成我最出名的詩了。現在《徵信新聞》，又誤把它作為1948年在北平出來後做的詩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說的“有人”，不能說單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內的。
[8]台北《自由中國》，第2卷3期，1950年2月。
[9]劉乃崇《不辜負陳援庵老師的教誨》，載《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劉乃和《陳垣的一生》，載《名人傳記》1994年第4期。
[11、12、13]《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胡適《我的兒子》，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三號，1919年8月3日。
[15]此為《中國青年》1951年1月第56期轉載胡思杜文章時所說，此文與《大公報》文稍有差異。
[16]《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第六冊，胡頌平編著，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適此文實發表於ForeignAffairs(《外交事務》）7月號。
[18]《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胡頌平編，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關於胡思杜在美國期間的情形，外界知之甚少，只有如傅斯年等幾個胡適的好友知道內情，有人謂是被美國當局強行驅逐出境的。如羅爾綱說：“1948年4月，我從家鄉來南京醫病，胡適也在南京。我到南京第二天清晨，王崇武同志就走來關照我：‘你見胡先生，千萬莫要提到胡思杜。胡思杜在美國讀書，美國要驅逐他，胡先生十分惱火。’我問王崇武美國為什麼要驅逐胡思杜，王崇武說不知道，他是同學來信關照他的。我見了胡適是問到胡思杜的。胡適說：‘思杜在美國學文學，還未學成，現因沒有錢，便回國了。’胡適是心裡難過不願說的。”又說：“看來北大同學所傳的信息比傅斯年所謂‘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國’可信得多。”（羅爾綱《胡思杜》，載《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羅爾綱所言雖沒有可靠材料證實，但通過後來胡適與秘書胡頌平的談話，可知這個說法並非空穴來風。1961年5月14日，胡適在晚飯時突然對胡頌平談到了胡思杜，說：“今天是母親節，我們慶祝每位做母親的人，喝了這杯酒。”接著，胡適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國回來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國的父親節，我想起我的第二個兒子思杜，我打一個電報給他。父親節，兒子沒有電報給我，倒由我打電報給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學讀書的。誰知他這個學期根本沒有上課，他把我匯給他的錢全部跑馬跑光了，還欠了一身的債。結果為了兩張支票的事，險些兒被警察找去了，後來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來。他的兩個衣袋裡全是當票，一張是我給他的一架打字機的當票。這個兒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兒子高兩寸，肩膀很闊，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闊，所以孟真特別喜歡他。後來他回來了，我也沒有責備他”。（《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19]抗戰勝利，南開復校，張伯苓繼續留在重慶和南京。1948年6月，張伯苓曾出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長，翌年辭職。1949年11月底重慶易手前幾天，蔣介石父子接連三次勸張去台灣或美國，張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表示謝絕（趙光宸《張伯苓年譜》）。據說此舉與善於做統戰工作的南開校友周恩來有關。1950年5月，張伯苓夫婦搭乘飛機由重慶到北京，在周恩來安排下，暫住傅作義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來考慮到張伯苓即時返津，可能會遭到另類學生的攻擊。1950年9月中旬張伯苓終於回到天津，此時南開已被另類師生控制，對歸來的老校長情有敵意，許多另類學生認為張是“戰犯”，應按“戰犯”處決。只有一批南開故舊在情感上偷偷給予張一些慰藉和溫情。未久，南開校慶，已是75歲高齡的張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參加，但南開中學不許他跨進大門，而南開大學也只允許他在校慶後的小型活動中坐後排不顯眼的位置。經此一擊，張伯苓變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擊頭，神情頹喪，再也沒有抗戰初起時“因此挫折而愈奮勵”的神勇之氣了。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於鬱悶、孤獨中淒涼地告別了這個世界，終年76歲。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2）
張氏去世不久，隨著思想改造運動展開，南開大學各院系便展開對張伯苓的批判，諸如“人格卑鄙”、“不學無術”、“興辦教育旨在升官發財，為蔣介石服務”等。1960年校方編印的《南開大學校史》對張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開大學六十年校慶，出了一個小紀念冊，竟無張伯苓名字。直到1986年南開大學出了一個簡介小冊子，才有張的名字與一張小照。其原因或如張的學生、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所言：“是張氏創辦南開及他的功績，即後人亦不能抑沒也。”（載台北《中央日報》1987年4月6日）
[17]《胡適日記》影印本9月24日條，轉引《重尋胡適的歷程》，余英時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1960年6月2日胡適與胡頌平談話，載《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1961年，胡適因病入台灣大學醫院。12月10日，胡與前來照料的秘書胡頌平因其他的文章談到了當年贈陳光甫的詩。胡說：“那是1938年做的。那時中日戰爭發生一年多，我和陳光甫兩人在美國華盛頓替國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貸）。我有一張照片。光甫說：你在照片上寫幾個字紀念吧！我就寫了這四句詩。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選舉‘總統’那年，陳孝威要我寫字，我因為這首詩只有24個字，就寫了給他。這是完全對抗戰發生而寫的。陳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發表了。當時有人把這首作為過河卒子‘胡適賣身給蔣介石’的話，大大的攻擊我。這首詩變成我最出名的詩了。現在《徵信新聞》，又誤把它作為1948年在北平出來後做的詩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說的“有人”，不能說單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