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頁
[22]范文瀾《看看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3]李長之《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載《胡適思想批判》，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
[24]《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胡適對羅爾綱的栽培，可謂充滿了摯誠並付出了心血，但胡適從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師門辱教記》序言中所說：“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羅）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學習漏洞，就會鬧笑話。”胡氏的提醒，應該說不僅是對羅爾綱一人。“不苟且”三個字，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卻談何容易。幾年和十幾年後，學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識分子，在經過三番五次的“洗澡”後，幾乎全面倒伏，一個個走上了“苟且”之路。在這條路上所發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話”，更多的是一種無奈的嘆息與悲愴情懷，即便如羅爾綱這樣一個平生以“不苟且”自勵的學者，面對胡思杜的公開聲明和胡適的朋友、學生與親人紛紛與之劃分界線的新的大背景下，也產生了“苟且”的念頭並且“有所為”。可以說，羅爾綱當時的想法和做法是有違“不苟且”的師教的，而在過後的回憶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頗有為自己開脫的意味。當然，在當時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苟且”是大不易的。這個“大不易”絕不遜色於胡適所說的“抗戰不易”。在那樣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況“不苟且”乎？誠如史家唐德剛言：“個人的行為原只是滄海之一粟，在社會行為的整體中，只是隨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適自述》第8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3）
[25、26、27、28、29、30、31]《師門五年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32]《師門五年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據該書附1958年12月7日胡適寫的“後記”，說：“爾綱這本自傳是1945年修改了交給盧吉忱的。後來吉忱要我寫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寫的。可能是我的序把這書的付印耽誤了。1948年8月以後，吉忱就沒有印這書的機會了。1952年我在台北，問吉忱取得此書的修改稿本。1953年我去美國，就把這稿子帶了去。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幾年了。爾綱和我兩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這幾年裡，朋友看見這稿子的，都勸我把他印出來。我今年回國，又把這稿子帶回來了。我現在自己出錢把這個小冊子印出來，不作賣品，只作贈送朋友之用。”
羅爾綱在該書所附的《關於〈師門五年記〉》中說道：“他（胡適）於1958年12月17日，在台北過68歲生日，和北京大學成立60周年的校慶紀念日，在12月7日晨把《師門辱教記》書名改為《師門五年記》，寫了篇後記，親題了書名，趕著付印，以為十日後作對賀壽人的回禮之用。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8年，68歲12月譜記：……在這個聚餐會上致詞的，有梅貽琦、黃建中、陳大齊、朱家驊、王世傑、羅家倫等人。聚餐前全體校友向胡博士三鞠躬賀壽，會後同學會上向胡氏贈送織錦簽名祝壽冊。胡氏回贈校友每人一本《師門五年記》。”
又，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62年2月24日記：“下午一時與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飯後回到住宅。……四點十分，先生起床了。……胡頌平……問：‘吳健雄是中國公學的同學，送她一本《中國公學校史》嗎？’先生說：‘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飯時，我和他們談起《師門五年記》；他們從外國回來的四位院士。也送他們每人一本。”胡頌平提到的四位院士是吳大猷、吳健雄、袁家騮、劉大中。這天下午五時，胡適宴請院士酒會。致辭完畢，心臟病突發，倒地不起，當場去世。
[33、34]羅爾綱《兩個人生》，載《光明日報》，1955年5月4日。
[35]任繼愈《論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中的謬誤》，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
[36]夏鼐所言即殷墟發掘早期著名的“殷墟漂沒說”，因李濟、董作賓等發掘人員當時缺乏對殷墟地層，也就是考古學上所說的層位學的充分認識，把發掘出土的宮殿舊址當成是洪水衝擊留下的痕跡，這個錯誤直到梁思永加盟之後，才有了正確的識別並改正過來。
[37]徐苹芳《批判我的“白專道路”》，載《考古通訊》，1958年10期。
[37]王家楫《批判我的舊思想》，載《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6日。
[38]周一良《批判胡適反動的歷史觀》，載《人民日報》1954年12月9日。
[39、40、41]《批判胡適主觀唯心論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發言摘要》，載《光明日報》1955年1月6日。
[42]馮友蘭《哲學史與政治》，載《哲學研究》1955年1期。
[43]吳景超《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載《光明日報》1955年2月8日。
[23]李長之《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載《胡適思想批判》，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
[24]《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胡適對羅爾綱的栽培，可謂充滿了摯誠並付出了心血，但胡適從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師門辱教記》序言中所說：“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羅）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學習漏洞，就會鬧笑話。”胡氏的提醒，應該說不僅是對羅爾綱一人。“不苟且”三個字，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卻談何容易。幾年和十幾年後，學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識分子，在經過三番五次的“洗澡”後，幾乎全面倒伏，一個個走上了“苟且”之路。在這條路上所發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話”，更多的是一種無奈的嘆息與悲愴情懷，即便如羅爾綱這樣一個平生以“不苟且”自勵的學者，面對胡思杜的公開聲明和胡適的朋友、學生與親人紛紛與之劃分界線的新的大背景下，也產生了“苟且”的念頭並且“有所為”。可以說，羅爾綱當時的想法和做法是有違“不苟且”的師教的，而在過後的回憶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頗有為自己開脫的意味。當然，在當時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苟且”是大不易的。這個“大不易”絕不遜色於胡適所說的“抗戰不易”。在那樣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況“不苟且”乎？誠如史家唐德剛言：“個人的行為原只是滄海之一粟，在社會行為的整體中，只是隨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適自述》第8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3）
[25、26、27、28、29、30、31]《師門五年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32]《師門五年記》，羅爾綱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據該書附1958年12月7日胡適寫的“後記”，說：“爾綱這本自傳是1945年修改了交給盧吉忱的。後來吉忱要我寫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寫的。可能是我的序把這書的付印耽誤了。1948年8月以後，吉忱就沒有印這書的機會了。1952年我在台北，問吉忱取得此書的修改稿本。1953年我去美國，就把這稿子帶了去。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幾年了。爾綱和我兩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這幾年裡，朋友看見這稿子的，都勸我把他印出來。我今年回國，又把這稿子帶回來了。我現在自己出錢把這個小冊子印出來，不作賣品，只作贈送朋友之用。”
羅爾綱在該書所附的《關於〈師門五年記〉》中說道：“他（胡適）於1958年12月17日，在台北過68歲生日，和北京大學成立60周年的校慶紀念日，在12月7日晨把《師門辱教記》書名改為《師門五年記》，寫了篇後記，親題了書名，趕著付印，以為十日後作對賀壽人的回禮之用。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8年，68歲12月譜記：……在這個聚餐會上致詞的，有梅貽琦、黃建中、陳大齊、朱家驊、王世傑、羅家倫等人。聚餐前全體校友向胡博士三鞠躬賀壽，會後同學會上向胡氏贈送織錦簽名祝壽冊。胡氏回贈校友每人一本《師門五年記》。”
又，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62年2月24日記：“下午一時與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飯後回到住宅。……四點十分，先生起床了。……胡頌平……問：‘吳健雄是中國公學的同學，送她一本《中國公學校史》嗎？’先生說：‘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飯時，我和他們談起《師門五年記》；他們從外國回來的四位院士。也送他們每人一本。”胡頌平提到的四位院士是吳大猷、吳健雄、袁家騮、劉大中。這天下午五時，胡適宴請院士酒會。致辭完畢，心臟病突發，倒地不起，當場去世。
[33、34]羅爾綱《兩個人生》，載《光明日報》，1955年5月4日。
[35]任繼愈《論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中的謬誤》，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
[36]夏鼐所言即殷墟發掘早期著名的“殷墟漂沒說”，因李濟、董作賓等發掘人員當時缺乏對殷墟地層，也就是考古學上所說的層位學的充分認識，把發掘出土的宮殿舊址當成是洪水衝擊留下的痕跡，這個錯誤直到梁思永加盟之後，才有了正確的識別並改正過來。
[37]徐苹芳《批判我的“白專道路”》，載《考古通訊》，1958年10期。
[37]王家楫《批判我的舊思想》，載《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6日。
[38]周一良《批判胡適反動的歷史觀》，載《人民日報》1954年12月9日。
[39、40、41]《批判胡適主觀唯心論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發言摘要》，載《光明日報》1955年1月6日。
[42]馮友蘭《哲學史與政治》，載《哲學研究》1955年1期。
[43]吳景超《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載《光明日報》1955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