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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8）
夏鼐在文章中所說的《安陽發掘報告》，與後來成為業內笑柄的“殷墟漂沒說”、“安陽獲麟說”，[36]都是當年李濟與董作賓等人親自發掘並提出的見解，與傅斯年沒有直接的關係，與胡適更不沾邊。夏鼐畢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證據材料使文章不至於流於空泛的口號，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觀和文化良知，不想佛頭抹糞，讓李濟、董作賓等與此有直接關係的師輩人物難堪，故出此下策，以緩解最高指示和來自郭沫若等人的壓力與脅迫，藉此應付過關。儘管張冠李戴，但畢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師輩人物，且堪稱是自己受益終生的良師，夏鼐作此文的內心掙扎與痛苦可想而知。不過，隨著思想“洗澡”不斷深入與制度化、長期化、激烈化，許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憑著“聰明”與“和稀泥”矇混過關的了。在隨後的日子裡，被錢鍾書夫人楊絳稱為“洗澡”的人數越來越多，胡適、傅斯年、李濟等人在各種場所和報刊不斷遭到“憤怒的革命群眾”火藥味十足的口誅筆伐也就成為必然。透過當時的報刊，可以見出學術文化界在批胡運動中，涉及面之廣、之大、之深。如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在批判中歷數了自己所屬的“南高東大”（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集團，對胡適集團的鬥爭。說：“這一個集團特別把北京大學一個集團中的傅斯年、汪敬熙當作敵人，眼光很不差，這兩人不但是過去學術界的惡霸，而且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陣容裡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張其昀其人者。”又說：“在反動政府時代，中央研究院每逢舉行評議會，假如沒有胡適之來出席，就覺得掃興。誰能夠同胡適之多握幾秒鐘手，多談幾分鐘話，就會覺得體面，人家看見了還要眼紅。而胡適之和蔣匪介石一樣，同是美帝國主義的臣妾呢！”[37]
胡適的學生輩人物，北大歷史系教授周一良，針對胡適提出的歷史“銅錢說”，批判道：“我們都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的。而胡適卻認為歷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聯繫的個別史實，猶如一堆銅錢，你怎樣擺弄，它就被擺弄成什麼樣子。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不但無規律可言，而且歷史的真實性也根本不存在。”[38]在北大歷史系召開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談會上，胡適任北大校長時的秘書鄧廣銘，對胡的學術研究更加細化地揮刀切割道：“試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經注》問題，而始終只是糾纏在書中某字為戴震所改動，某字為趙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動的問題上，既不是要恢復《水經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從此進而研究古代的地理，連趙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經注》的意圖尚不能及，談什麼‘大處著眼’呢？”[39]繼鄧之後，在昆明、李莊時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學生張政烺接著起身歷數胡適的罪過：“胡適是政客，是反動的宣傳鼓動家，從來都不是什麼學者……我在北大上學時，本來是瞧不起胡適的淺薄無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風，從來沒上過他的課，但在考證小說這一點落後思想上卻統一起來了。”[40]見向來與胡適親近並深受對方厚愛的學生周一良、鄧廣銘、張政烺等輩，都不顧舊情，紛紛站起來，滿臉苦大仇深狀進行“滅祖”行動，早年畢業於燕大，原本與胡氏沒有多少瓜葛，時任教於北大歷史系的齊思和，也就感到沒有什麼好客氣的了，於是緊隨鄧廣銘之後又補了幾刀：胡適說“商代是石器時代”、“屈原並無其人”。在他眼裡，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爭氣”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賣國結論。
見小子輩都爭先恐後地向老師掄起了錚錚鐵拳，向達、馮友蘭等老字號人物，自然不能坐視其功，也紛紛蹦將起來向胡適的影子猛踹幾腳。向達認為胡適“其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唾棄祖國，認賊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現實。”[41]而馮友蘭則指斥胡適處於對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的恐懼，胡說什麼“漢帝國的創立者都是平民，劉邦是個不事生產的無賴，蕭何是個刀筆吏，樊噲是個屠狗的。……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如張良、陳平是受過教育的”；“這一班鄉下人統治下的政治，確實有點可怕”。[42]在向達與馮友蘭一陣拳打腳踢之後，胡適的好友、著名經濟學家，時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的吳景超，為顯其能而另闢蹊徑，居然刨墳掘墓，把胡適的母親從棺材裡拎了出來。吳說：“他的母親，在十七歲時，違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給比她大三十歲的人做填房，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適，過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敵人。我要堅決與胡適所代表的一切進行鬥爭，不達到最後的勝利，決不罷休！”[43]
在號角陣陣，險象環生的氛圍中，大多數學界中人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槍匕首向胡適的影子猛刺開來，一個新的高潮再度掀起。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1）
[1]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2]《近代之世界學者——陳垣》，張榮芳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夏鼐在文章中所說的《安陽發掘報告》，與後來成為業內笑柄的“殷墟漂沒說”、“安陽獲麟說”，[36]都是當年李濟與董作賓等人親自發掘並提出的見解，與傅斯年沒有直接的關係，與胡適更不沾邊。夏鼐畢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證據材料使文章不至於流於空泛的口號，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觀和文化良知，不想佛頭抹糞，讓李濟、董作賓等與此有直接關係的師輩人物難堪，故出此下策，以緩解最高指示和來自郭沫若等人的壓力與脅迫，藉此應付過關。儘管張冠李戴，但畢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師輩人物，且堪稱是自己受益終生的良師，夏鼐作此文的內心掙扎與痛苦可想而知。不過，隨著思想“洗澡”不斷深入與制度化、長期化、激烈化，許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憑著“聰明”與“和稀泥”矇混過關的了。在隨後的日子裡，被錢鍾書夫人楊絳稱為“洗澡”的人數越來越多，胡適、傅斯年、李濟等人在各種場所和報刊不斷遭到“憤怒的革命群眾”火藥味十足的口誅筆伐也就成為必然。透過當時的報刊，可以見出學術文化界在批胡運動中，涉及面之廣、之大、之深。如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在批判中歷數了自己所屬的“南高東大”（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集團，對胡適集團的鬥爭。說：“這一個集團特別把北京大學一個集團中的傅斯年、汪敬熙當作敵人，眼光很不差，這兩人不但是過去學術界的惡霸，而且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陣容裡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張其昀其人者。”又說：“在反動政府時代，中央研究院每逢舉行評議會，假如沒有胡適之來出席，就覺得掃興。誰能夠同胡適之多握幾秒鐘手，多談幾分鐘話，就會覺得體面，人家看見了還要眼紅。而胡適之和蔣匪介石一樣，同是美帝國主義的臣妾呢！”[37]
胡適的學生輩人物，北大歷史系教授周一良，針對胡適提出的歷史“銅錢說”，批判道：“我們都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的。而胡適卻認為歷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聯繫的個別史實，猶如一堆銅錢，你怎樣擺弄，它就被擺弄成什麼樣子。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不但無規律可言，而且歷史的真實性也根本不存在。”[38]在北大歷史系召開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談會上，胡適任北大校長時的秘書鄧廣銘，對胡的學術研究更加細化地揮刀切割道：“試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經注》問題，而始終只是糾纏在書中某字為戴震所改動，某字為趙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動的問題上，既不是要恢復《水經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從此進而研究古代的地理，連趙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經注》的意圖尚不能及，談什麼‘大處著眼’呢？”[39]繼鄧之後，在昆明、李莊時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學生張政烺接著起身歷數胡適的罪過：“胡適是政客，是反動的宣傳鼓動家，從來都不是什麼學者……我在北大上學時，本來是瞧不起胡適的淺薄無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風，從來沒上過他的課，但在考證小說這一點落後思想上卻統一起來了。”[40]見向來與胡適親近並深受對方厚愛的學生周一良、鄧廣銘、張政烺等輩，都不顧舊情，紛紛站起來，滿臉苦大仇深狀進行“滅祖”行動，早年畢業於燕大，原本與胡氏沒有多少瓜葛，時任教於北大歷史系的齊思和，也就感到沒有什麼好客氣的了，於是緊隨鄧廣銘之後又補了幾刀：胡適說“商代是石器時代”、“屈原並無其人”。在他眼裡，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爭氣”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賣國結論。
見小子輩都爭先恐後地向老師掄起了錚錚鐵拳，向達、馮友蘭等老字號人物，自然不能坐視其功，也紛紛蹦將起來向胡適的影子猛踹幾腳。向達認為胡適“其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唾棄祖國，認賊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現實。”[41]而馮友蘭則指斥胡適處於對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的恐懼，胡說什麼“漢帝國的創立者都是平民，劉邦是個不事生產的無賴，蕭何是個刀筆吏，樊噲是個屠狗的。……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如張良、陳平是受過教育的”；“這一班鄉下人統治下的政治，確實有點可怕”。[42]在向達與馮友蘭一陣拳打腳踢之後，胡適的好友、著名經濟學家，時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的吳景超，為顯其能而另闢蹊徑，居然刨墳掘墓，把胡適的母親從棺材裡拎了出來。吳說：“他的母親，在十七歲時，違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給比她大三十歲的人做填房，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適，過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敵人。我要堅決與胡適所代表的一切進行鬥爭，不達到最後的勝利，決不罷休！”[43]
在號角陣陣，險象環生的氛圍中，大多數學界中人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槍匕首向胡適的影子猛刺開來，一個新的高潮再度掀起。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釋（1）
[1]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2]《近代之世界學者——陳垣》，張榮芳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