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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綱這篇滿含革命激情，內容思想均屬上乘佳構的發言文稿，以《兩個人生》為題，於1955年5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此文於五四青年節這個特殊的節日刊發，充分體現當局刻意策劃安排，之間包含著更深層的政治意義。尚未行動或正在觀望的其他同類人物，見白紙黑字寫過《師門辱教記》的作者羅爾綱，如今親自赤膊上陣向他的恩師胡適開起火來，並在青年節亮相於廣大民眾面前，胸中亦“豁然開朗”。同當年羅爾綱在南京尊奉胡思杜為老師一樣，胡適的各色門生故舊也開始奉羅爾綱為老師，紛紛舉起投槍、匕首向遠在大洋那邊的老匹夫胡適擲去。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7）
當此之時，胡適的另一個學生、抗戰期間畢業於北大文科研究所，對佛教頗有研究的任繼愈（南按：後出任北京圖書館館長），按照“老師”羅爾綱的路數，借胡適對禪宗史“研究的謬誤”加以指斥道：胡適“為什麼在《神會傳》中費了這樣大的力氣把神會捧到九天之上，說他有‘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首先，因為胡適在巴黎和倫敦抄回來了一些關於神會的著作，如果把神會捧得愈高，他‘發現’神會的功勞就顯得愈大。其次，神會是政客式的和尚，這一點和政客式的‘學者’胡適臭味相投。胡適欣賞‘神會的手腕高超’，‘神會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再次，胡適特別佩服神會在佛教爭正統的爭吵中使用的‘戰略、戰術’高明，和他的主觀和‘大膽’。”又說：“在這些說明里，他所醉心歌頌的只是神會‘有手腕’、‘政治家’、‘大膽’、‘先聲奪人’等不顧事實，撥弄是非的手法。這些手法恰恰就是胡適自己一貫採用的考據和研究‘學問’的方法。”[35]
在羅爾綱、任繼愈等人的影響和郭沫若等中科院領導人的誘迫下，1955年，時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奇書網·電子書下載樂園—wＷw.QiＳuu.cＯm］長的夏鼐，在這年的《考古通訊》第三期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的多條罪狀，如第四條：“壟斷材料，囤貨居奇，這是反映了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第五條：“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範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深受胡適思想和治學路數影響的夏鼐，這個時候可能仍記著胡適教導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嚴謹求實的治學為文精神，在列舉了幾條罪狀的同時，也不忘穿插進幾個典型事例加以佐實。如“胡適自己對於考古學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條關於考古學具體問題的意見。他在《古史辨》第一冊中說：‘發現澠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第200頁）這不僅表示他對於考古學的矇昧無知，並且也充分地表現他的買辦階級的崇拜外國人的思想。但是，胡適過去三十多年在中國歷史學上是起著統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嚴重的。”又說:“因為胡適當時通過了他的門徒傅斯年控制了這個研究所”，所以胡適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實用主義考據方法，“在考古學上也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
對考古學是外行的胡適，“只有一條關於考古學具體問題的意見”，可供批判的毒素實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適的打手”傅斯年陪綁。毛澤東早在1949年就已將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三人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這次夏鼐來個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時在台灣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錄，成為不折不扣的、比紙老虎還差一個級別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顧慮。為此，夏進一步列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個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陽小屯殷墟發掘的初期，只因為先有了一個‘殷墟文化層是由洪水沖積而來’這一‘大膽的假設’（《安陽發掘報告》第1冊），於是便搜羅了許多不可靠的所謂‘證據’來證明這假設。經過了他們的拗曲，層基的夯土成為大水沖積的淤土，夯土的錘痕成為波浪皺紋，柱礎的大卵石也認為是大水運送來的，還繪出一幅甲骨漂流沖積圖，甚至於一個墓葬中的屍骨，認為‘最可證明這洪水經過的事實’，‘他那張口喊救的樣子還可看得出來’。描述淹死的幼童張口喊救，雖覺很生動活現，但宋人的《提刑洗冤錄》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屍首是‘口合，眼開閉不定，兩手握拳’。縱使臨死時曾張口喊救，衝進去是帶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後筋肉僵化收縮，一定合口握拳。又如發現了一個刻辭的頭骨，先大膽地假設他是麟頭，然後由書本中搜集了許多關於麟的材料，一寫便是洋洋三萬餘言的《獲白麟解》（《安陽發掘報告》第2冊），好像是鑿鑿可據。後來經生物學家鑑定，這獸頭原來是牛頭，和麟完全無關。我也知道，原作者後來也都承認自己的錯誤，但並未認識到這些便是胡適的實用主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方法的流毒。”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7）
當此之時，胡適的另一個學生、抗戰期間畢業於北大文科研究所，對佛教頗有研究的任繼愈（南按：後出任北京圖書館館長），按照“老師”羅爾綱的路數，借胡適對禪宗史“研究的謬誤”加以指斥道：胡適“為什麼在《神會傳》中費了這樣大的力氣把神會捧到九天之上，說他有‘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首先，因為胡適在巴黎和倫敦抄回來了一些關於神會的著作，如果把神會捧得愈高，他‘發現’神會的功勞就顯得愈大。其次，神會是政客式的和尚，這一點和政客式的‘學者’胡適臭味相投。胡適欣賞‘神會的手腕高超’，‘神會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再次，胡適特別佩服神會在佛教爭正統的爭吵中使用的‘戰略、戰術’高明，和他的主觀和‘大膽’。”又說：“在這些說明里，他所醉心歌頌的只是神會‘有手腕’、‘政治家’、‘大膽’、‘先聲奪人’等不顧事實，撥弄是非的手法。這些手法恰恰就是胡適自己一貫採用的考據和研究‘學問’的方法。”[35]
在羅爾綱、任繼愈等人的影響和郭沫若等中科院領導人的誘迫下，1955年，時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奇書網·電子書下載樂園—wＷw.QiＳuu.cＯm］長的夏鼐，在這年的《考古通訊》第三期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的多條罪狀，如第四條：“壟斷材料，囤貨居奇，這是反映了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第五條：“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範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深受胡適思想和治學路數影響的夏鼐，這個時候可能仍記著胡適教導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嚴謹求實的治學為文精神，在列舉了幾條罪狀的同時，也不忘穿插進幾個典型事例加以佐實。如“胡適自己對於考古學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條關於考古學具體問題的意見。他在《古史辨》第一冊中說：‘發現澠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第200頁）這不僅表示他對於考古學的矇昧無知，並且也充分地表現他的買辦階級的崇拜外國人的思想。但是，胡適過去三十多年在中國歷史學上是起著統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嚴重的。”又說:“因為胡適當時通過了他的門徒傅斯年控制了這個研究所”，所以胡適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實用主義考據方法，“在考古學上也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
對考古學是外行的胡適，“只有一條關於考古學具體問題的意見”，可供批判的毒素實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適的打手”傅斯年陪綁。毛澤東早在1949年就已將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三人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這次夏鼐來個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時在台灣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錄，成為不折不扣的、比紙老虎還差一個級別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顧慮。為此，夏進一步列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個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陽小屯殷墟發掘的初期，只因為先有了一個‘殷墟文化層是由洪水沖積而來’這一‘大膽的假設’（《安陽發掘報告》第1冊），於是便搜羅了許多不可靠的所謂‘證據’來證明這假設。經過了他們的拗曲，層基的夯土成為大水沖積的淤土，夯土的錘痕成為波浪皺紋，柱礎的大卵石也認為是大水運送來的，還繪出一幅甲骨漂流沖積圖，甚至於一個墓葬中的屍骨，認為‘最可證明這洪水經過的事實’，‘他那張口喊救的樣子還可看得出來’。描述淹死的幼童張口喊救，雖覺很生動活現，但宋人的《提刑洗冤錄》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屍首是‘口合，眼開閉不定，兩手握拳’。縱使臨死時曾張口喊救，衝進去是帶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後筋肉僵化收縮，一定合口握拳。又如發現了一個刻辭的頭骨，先大膽地假設他是麟頭，然後由書本中搜集了許多關於麟的材料，一寫便是洋洋三萬餘言的《獲白麟解》（《安陽發掘報告》第2冊），好像是鑿鑿可據。後來經生物學家鑑定，這獸頭原來是牛頭，和麟完全無關。我也知道，原作者後來也都承認自己的錯誤，但並未認識到這些便是胡適的實用主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方法的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