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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種“謹慎勤敏”的行為，就是我所謂“不苟且”。古人所謂“執事敬”，就是這個意思。你有此美德，將來一定有成就。
……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會鬧笑話。我要他知道，所謂科學方法，不過是不苟且的工作習慣，加上自覺的批評與督責。良師益友的用處也不過是隨時指點出這種鬆懈的地方，幫助我們自己做點批評督責的功夫。
爾綱對於我批評他的話，不但不怪我，還特別感謝我。我的批評。無論是口頭，是書面，爾綱都記錄下來。有些話是頗嚴厲的，他也很虛心的接受。有他那樣一點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虛心，加上他那無比的勤勞，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有良好的學術成績。
……爾綱這本自傳，據我所知，好像是自傳里沒有見過的創體。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32]
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當然是美好的，惜這圖畫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幅因時而易，隨時可以按不同意志與思想塗抹的顏料布。當批胡運動到來並呈“短兵相接”之勢時，這幅樂趣圖中的人物也跟著變形改色了。
為表示對中共的忠心和“批胡”立場，大徹大悟的羅爾綱於1955年抓住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千載難逢的契機，毫不猶豫地向昔日的恩師、今日的敵人胡適擲出了手中的投槍。羅氏說道：“人民給我以光榮，我得以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使我發生無限的感想。”隨著這個感想而來的，是親身體會與頓悟：大革命失敗後，我來到上海，“轉學到當時胡適做校長的中國公學去。那時候，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我選讀了一門莊子課程，這一部反動哲學，就首先把我拖到幻滅的泥坑去，使我造成了虛無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不久，中國公學畢業了，我到胡適家去做他的私人書記。我又中了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莊子給我的毒，一句話說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沒有愛憎，使我感到一切虛無，使我成為行屍走肉。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給我的毒卻是一言難盡”。接下來，羅爾綱列舉了胡適流毒的案例與鐵證：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6）
他教我寫歷史必須超政治超階級，站在“客觀”的立場，不偏不倚，方配做歷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騙，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綱》便是照他所說的立場寫的。胡適看見了這部小書，他還大大冒了火，把我大罵一頓，說我只表揚太平天國的光明面，沒有說到太平天國的黑暗面。我當時受了他的罵，不但沒有反感，而且以為自己是有違師教。所以到六年之後，我到桂林去，有一間書店要我寫自傳，我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師門辱教記》敘述這一件事。我為了追求胡適荒誕的客觀立場的標準，竟使我多年無法去寫我計劃中的太平天國史。今天回想起來，當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樣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漢奸曾國藩的《討粵匪檄》與太平天國起義三道革命檄文並列，稱曾國藩為反革命的英雄，與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齊觀等等荒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許，羅爾綱認為僅僅這一“鐵證”，尚不足以撂倒胡適思想和理論，於是再接再厲，又相繼列舉了胡適“為考據而考據”流毒，謂“胡適本人一切考據都是有目的的考據，他自己並不是‘為考據而考據’，但他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紙堆中去，所以他教人‘為考據而考據’”。但胡適的考據“是從唯心論出發‘大膽的假設’，他解決問題並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小心的求證’，而實在是‘大膽的發揮’”。又說：“胡適的考據，一般說來都是證據不夠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證據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緣傳考證》是胡適自以為得意的一篇考證，他看了現代人寫的一部筆記說《醒世姻緣傳》是《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設，從而大膽地去發揮，就作出了結論。嚴格說來，在這一篇考證中，連一條直接的證據都沒有。”[33]再之後，羅爾綱又列舉了胡適“超政治超階級”等荒謬、反動的思想觀念，最後終於明白了歷史是一種“階級鬥爭的科學”，以及黨和政府領導的無比正確。謂自己經過各種學習和改造，終於掙脫“胡適思想”的桎梏，被從虛無幻滅的泥坑裡拉了出來。
被拉出來的羅爾綱上得岸來，把投槍擲向胡適的同時，也對自己過去的人生進行無情的鞭撻和斥罵，他滿含深情地感慨道：“這是如何不同的兩個人生呵！一個是灰冷的、虛無的、無可奈何的人生；一個是熱愛的、滿懷信心的樂觀的戰鬥的人生。兩個不同的人生繪出了中國兩個不同的時代：在舊時代里，革命向反革命進行鬥爭，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參加了革命，反動的知識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這樣的一個落後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行屍走肉；到了今天的時代，在毛澤東光輝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進步，就連同我這樣的一個活死人，也恢復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34]
……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會鬧笑話。我要他知道，所謂科學方法，不過是不苟且的工作習慣，加上自覺的批評與督責。良師益友的用處也不過是隨時指點出這種鬆懈的地方，幫助我們自己做點批評督責的功夫。
爾綱對於我批評他的話，不但不怪我，還特別感謝我。我的批評。無論是口頭，是書面，爾綱都記錄下來。有些話是頗嚴厲的，他也很虛心的接受。有他那樣一點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虛心，加上他那無比的勤勞，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有良好的學術成績。
……爾綱這本自傳，據我所知，好像是自傳里沒有見過的創體。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32]
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當然是美好的，惜這圖畫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幅因時而易，隨時可以按不同意志與思想塗抹的顏料布。當批胡運動到來並呈“短兵相接”之勢時，這幅樂趣圖中的人物也跟著變形改色了。
為表示對中共的忠心和“批胡”立場，大徹大悟的羅爾綱於1955年抓住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千載難逢的契機，毫不猶豫地向昔日的恩師、今日的敵人胡適擲出了手中的投槍。羅氏說道：“人民給我以光榮，我得以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使我發生無限的感想。”隨著這個感想而來的，是親身體會與頓悟：大革命失敗後，我來到上海，“轉學到當時胡適做校長的中國公學去。那時候，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我選讀了一門莊子課程，這一部反動哲學，就首先把我拖到幻滅的泥坑去，使我造成了虛無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不久，中國公學畢業了，我到胡適家去做他的私人書記。我又中了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莊子給我的毒，一句話說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沒有愛憎，使我感到一切虛無，使我成為行屍走肉。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給我的毒卻是一言難盡”。接下來，羅爾綱列舉了胡適流毒的案例與鐵證：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6）
他教我寫歷史必須超政治超階級，站在“客觀”的立場，不偏不倚，方配做歷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騙，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綱》便是照他所說的立場寫的。胡適看見了這部小書，他還大大冒了火，把我大罵一頓，說我只表揚太平天國的光明面，沒有說到太平天國的黑暗面。我當時受了他的罵，不但沒有反感，而且以為自己是有違師教。所以到六年之後，我到桂林去，有一間書店要我寫自傳，我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師門辱教記》敘述這一件事。我為了追求胡適荒誕的客觀立場的標準，竟使我多年無法去寫我計劃中的太平天國史。今天回想起來，當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樣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漢奸曾國藩的《討粵匪檄》與太平天國起義三道革命檄文並列，稱曾國藩為反革命的英雄，與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齊觀等等荒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許，羅爾綱認為僅僅這一“鐵證”，尚不足以撂倒胡適思想和理論，於是再接再厲，又相繼列舉了胡適“為考據而考據”流毒，謂“胡適本人一切考據都是有目的的考據，他自己並不是‘為考據而考據’，但他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紙堆中去，所以他教人‘為考據而考據’”。但胡適的考據“是從唯心論出發‘大膽的假設’，他解決問題並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小心的求證’，而實在是‘大膽的發揮’”。又說：“胡適的考據，一般說來都是證據不夠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證據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緣傳考證》是胡適自以為得意的一篇考證，他看了現代人寫的一部筆記說《醒世姻緣傳》是《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設，從而大膽地去發揮，就作出了結論。嚴格說來，在這一篇考證中，連一條直接的證據都沒有。”[33]再之後，羅爾綱又列舉了胡適“超政治超階級”等荒謬、反動的思想觀念，最後終於明白了歷史是一種“階級鬥爭的科學”，以及黨和政府領導的無比正確。謂自己經過各種學習和改造，終於掙脫“胡適思想”的桎梏，被從虛無幻滅的泥坑裡拉了出來。
被拉出來的羅爾綱上得岸來，把投槍擲向胡適的同時，也對自己過去的人生進行無情的鞭撻和斥罵，他滿含深情地感慨道：“這是如何不同的兩個人生呵！一個是灰冷的、虛無的、無可奈何的人生；一個是熱愛的、滿懷信心的樂觀的戰鬥的人生。兩個不同的人生繪出了中國兩個不同的時代：在舊時代里，革命向反革命進行鬥爭，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參加了革命，反動的知識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這樣的一個落後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行屍走肉；到了今天的時代，在毛澤東光輝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進步，就連同我這樣的一個活死人，也恢復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