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頁
羅爾綱所說的這一天是1937年2月21日，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作了如下記述：
讀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一冊。下午爾綱與吳春晗（南按：吳晗）同來，我對他們說：“做書不可學時髦。此書的毛病在於不免時髦。”例如一三二頁說：“這種種的改革，都給後來的辛亥時代，以至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以深重的影響。”我對他們說：“我們直到近幾年史料發現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國時代有一些社會改革，當初誰也不知道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響呢？”
但此書敘事很簡潔，是一部很可讀的小史。[27]
僅從胡適這段平實公允的文字敘述，看不出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發生，但在羅爾綱看來，卻是一場足以震撼心靈的風暴。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4）
《太平天國史綱》寫於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羅氏拖著疲憊的身體，用晚上的時間寫成的。因預設此書的讀者是中學生，許多煩瑣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學術性質的考證也未收入其中。當1937年印出來後，羅爾綱興沖沖地捧著“大作”送給胡適，本想得到恩師一番讚譽，結果卻是當頭棒喝。胡適嚴厲地斥責道：“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你又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28]
胡適雷霆震怒，羅爾綱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頂，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後來羅氏在《師門辱教記》中說：“太平天國之役，19年長期大戰，毀壞了多少文物，摧殘了多少都市和農村，兵災疫癘的浩劫，生民流離的悲慘，我都搜集有此類史料，我為什麼在此書中不作詳細的敘述呢？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殘酷的事實掩蔽了。……我這部小書不正成為‘教人革命’的宣傳品了嗎！至於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一事，我只可以說太平天國曾有此種提倡，但卻不能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它的影響而來。我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正違犯了章炳麟所論經師應守的‘戒妄牽’的信條，也就是違犯了適之師平日教我們‘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的教訓……”最後，羅爾綱說：“適之師教訓我常常如此的嚴切。他的嚴切，不同夏日那樣可怕，卻好比煦煦的春陽一樣有著一種使人啟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動，教人奮發。”[29]
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慚愧和感念之情，羅爾綱發奮完成了獨具一格的傳記《師門辱教記》並得以出版發行。只是好景不長，就在此書印出不久，日軍發動了“一號作戰計劃”中的桂柳戰役，桂局緊張，時在家鄉貴縣的羅爾綱帶了一本倉皇來到南溪李莊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白天繼續研究晚清軍制，晚上則伏在昏暗的菜子油燈下，將此書再作修改補充，並於“嚴寒的深夜裡把它抄出來”。1945年2月3日深夜，羅爾綱在增補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說道：“我這部小書，不是含笑的回憶錄，而是一本帶著羞慚的自白。其中所表現的不是我這個渺小的人生，而是一個平實慈祥的學者的教訓，與他的那一顆愛護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熱誠的心。如果讀者們能夠得到這個印象，那麼這一次重印便不為多餘的了。”[30]未久，羅爾綱把修改後的書稿寄往重慶獨立出版社總經理盧吉忱重印。
盧原是北大文學院秘書兼文科研究所秘書，與胡適、羅爾綱皆交情深厚，此時正主持重慶獨立出版社事務，對羅爾綱這本小書極為推崇，非常樂意促成此事。盧氏接到羅的補充稿後，沒有馬上排印，而是寄給遠在北平的胡適校閱並請其作一短序。胡適看到羅的書稿，頗為激賞，滿口應允，但因事務纏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寫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往重慶盧吉忱，還另找人抄一份給羅爾綱。據羅爾綱回憶，胡在附信中稱：“這本小小的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35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光榮。那時我覺得適之師這句話說得太重了，但後來事實表明他的話是真實的。”[31]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5）
胡適在《師門辱教記》序言中這樣說道：
我的朋友羅爾綱先生曾在我家裡住過幾年，幫助我做了許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寫整理我父親鐵花先生的遺著。他絕對不肯收受報酬，每年還從他家中寄錢來借給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們的家庭教師，但他總覺得他是在我家裡做“徒弟”，除吃飯住房之外，不應該再受報酬了。
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說的“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古人說“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許是指古代曾作貨幣用的貝殼？）我很早就看重爾綱這種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為上能夠“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與”的人，在學問上也必定可以養成一絲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習慣。所以我很早就對他說，他那種一點一划不肯苟且放過的習慣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資本。這不是別人可以給他的，這是他自己帶來的本錢。我在民國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別的信，曾說：
讀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一冊。下午爾綱與吳春晗（南按：吳晗）同來，我對他們說：“做書不可學時髦。此書的毛病在於不免時髦。”例如一三二頁說：“這種種的改革，都給後來的辛亥時代，以至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以深重的影響。”我對他們說：“我們直到近幾年史料發現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國時代有一些社會改革，當初誰也不知道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響呢？”
但此書敘事很簡潔，是一部很可讀的小史。[27]
僅從胡適這段平實公允的文字敘述，看不出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發生，但在羅爾綱看來，卻是一場足以震撼心靈的風暴。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4）
《太平天國史綱》寫於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羅氏拖著疲憊的身體，用晚上的時間寫成的。因預設此書的讀者是中學生，許多煩瑣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學術性質的考證也未收入其中。當1937年印出來後，羅爾綱興沖沖地捧著“大作”送給胡適，本想得到恩師一番讚譽，結果卻是當頭棒喝。胡適嚴厲地斥責道：“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你又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28]
胡適雷霆震怒，羅爾綱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頂，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後來羅氏在《師門辱教記》中說：“太平天國之役，19年長期大戰，毀壞了多少文物，摧殘了多少都市和農村，兵災疫癘的浩劫，生民流離的悲慘，我都搜集有此類史料，我為什麼在此書中不作詳細的敘述呢？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殘酷的事實掩蔽了。……我這部小書不正成為‘教人革命’的宣傳品了嗎！至於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一事，我只可以說太平天國曾有此種提倡，但卻不能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它的影響而來。我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正違犯了章炳麟所論經師應守的‘戒妄牽’的信條，也就是違犯了適之師平日教我們‘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的教訓……”最後，羅爾綱說：“適之師教訓我常常如此的嚴切。他的嚴切，不同夏日那樣可怕，卻好比煦煦的春陽一樣有著一種使人啟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動，教人奮發。”[29]
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慚愧和感念之情，羅爾綱發奮完成了獨具一格的傳記《師門辱教記》並得以出版發行。只是好景不長，就在此書印出不久，日軍發動了“一號作戰計劃”中的桂柳戰役，桂局緊張，時在家鄉貴縣的羅爾綱帶了一本倉皇來到南溪李莊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白天繼續研究晚清軍制，晚上則伏在昏暗的菜子油燈下，將此書再作修改補充，並於“嚴寒的深夜裡把它抄出來”。1945年2月3日深夜，羅爾綱在增補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說道：“我這部小書，不是含笑的回憶錄，而是一本帶著羞慚的自白。其中所表現的不是我這個渺小的人生，而是一個平實慈祥的學者的教訓，與他的那一顆愛護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熱誠的心。如果讀者們能夠得到這個印象，那麼這一次重印便不為多餘的了。”[30]未久，羅爾綱把修改後的書稿寄往重慶獨立出版社總經理盧吉忱重印。
盧原是北大文學院秘書兼文科研究所秘書，與胡適、羅爾綱皆交情深厚，此時正主持重慶獨立出版社事務，對羅爾綱這本小書極為推崇，非常樂意促成此事。盧氏接到羅的補充稿後，沒有馬上排印，而是寄給遠在北平的胡適校閱並請其作一短序。胡適看到羅的書稿，頗為激賞，滿口應允，但因事務纏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寫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往重慶盧吉忱，還另找人抄一份給羅爾綱。據羅爾綱回憶，胡在附信中稱：“這本小小的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35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光榮。那時我覺得適之師這句話說得太重了，但後來事實表明他的話是真實的。”[31]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5）
胡適在《師門辱教記》序言中這樣說道：
我的朋友羅爾綱先生曾在我家裡住過幾年，幫助我做了許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寫整理我父親鐵花先生的遺著。他絕對不肯收受報酬，每年還從他家中寄錢來借給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們的家庭教師，但他總覺得他是在我家裡做“徒弟”，除吃飯住房之外，不應該再受報酬了。
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說的“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古人說“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許是指古代曾作貨幣用的貝殼？）我很早就看重爾綱這種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為上能夠“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與”的人，在學問上也必定可以養成一絲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習慣。所以我很早就對他說，他那種一點一划不肯苟且放過的習慣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資本。這不是別人可以給他的，這是他自己帶來的本錢。我在民國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別的信，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