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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郭氏之後，號稱正宗的“馬列主義史學健將”的范文瀾，自然不能落後。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胡大會上，已是62歲高齡的老范頭髮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當然非借重‘領導文化教育運動’的當今孔子胡適不可，胡適的身價當然可以漲價萬倍。也許是日本帝國主義比美帝國主義聰明，看透這個奴才的不中用。不管兩個帝國主義誰愚蠢誰聰明，反正胡適是一個裝扮成當今孔子待價而沽的漢奸賣國賊。”[22]
在炮聲隆隆、彈片橫飛的討伐運動中，迫於巨大的社會政治壓力，殘存於大陸的“胡適派文人”，以及學術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紛紛表態，誓同胡適徹底決裂，並把手中的鋼筆或原子筆當做投槍、匕首，向遠在大洋那邊的胡適紛紛投擲而去。
同年12月，被魯迅譏諷為“李天才”的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李長之，在《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長篇檄文中，用他那與眾不同的“天才”筆法，先聲奪人，上來就是一個大問號：“胡適是什麼樣的人？”緊接著回答：“胡適是一個頑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說過‘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羅列了一系列胡適如何混帳的“證據”之後，李長之著重指斥胡適“到處販賣個人主義”，“他把個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認為日本之所以一躍而為‘強國’，‘只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因此，他有‘傳記熱’。由重視個人而藐視群眾，敵視群眾，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實，這就是胡適的發展道路”。最後，李長之以他一貫的虛張聲勢、藉以嚇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狀：“是的，‘短兵相接’了。我們要迎接這個戰鬥！迎接這個包括自己思想在內的戰鬥任務！”[23]
戰火已經燃起，短兵相接了！作為與胡適最親近的門生故舊也該投入戰場，撕破臉皮真刀真槍地直接展開肉搏，給“當今孔子”胡老師放放血了。向來受到胡氏寵愛的入室弟子羅爾綱率先站出來發難，說：“1950年，我又從家鄉回到我的單位。那時陶孟和先生已經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來南京，對我說胡思杜寫有篇《我的父親》同胡適劃分界線，寫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時初解放，我在家鄉未經學習，還不懂得什麼叫劃分界線。而胡適的問題卻正在沉重地壓在心頭。我聽了孟和先生的話，立即去圖書室借了《人民日報》來看。我看後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了！”[24]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3）
出生於廣西貴縣的羅爾綱是胡適眾所周知的得意門生，1930年於胡適任校長的上海中國公學畢業後，到胡家做徒弟。時胡適已辭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移家北平，出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羅在“適之師家的工作，是輔助祖望、思杜兩弟讀書，和抄錄太老師鐵花（諱傳）先生（1841—1895）遺集”。[25]此項工作完成後，為考證《醒世姻緣》一書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齡，羅爾綱又協助胡適進行校勘《聊齋全集》各種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後回到貴縣老家。1934年，羅爾綱重返胡府，這回胡適沒有給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書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圖書館看書，偶爾讓羅幫一點抄抄寫寫的小忙。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羅氏開始涉獵晚清軍制與太平天國史的學術研究，胡適耳提面命，苦心孤詣地栽培。羅爾綱進出胡府前後兩次約五年時間，學問大長，並發表論文，出版專著，受到業內行家的矚目。1934年10月，羅進入胡適為院長兼所長的北京大學文學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員，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戰軍興，羅爾綱先回家鄉貴縣，後經胡適與陶孟和商量，輾轉來到昆明，繼之遷四川李莊門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門研究清代軍制與太平天國史，經過數年苦心鑽研，終成聞名中外的清代軍制和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
1943年春天，青年羅爾綱應廣西桂林文化供應社總編輯錢實甫之約，寫了一篇跟隨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情誼至深的自傳式傳記《師門辱教記》，全篇約4萬餘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設書店出版單行本。關於此書因何取名《師門辱教記》，羅爾綱後來有一個專門說明，謂：“這是因為我著的《太平天國史綱》於1937年春出版了，適之師嚴厲地訓飭我偏於太平天國，有背史家嚴正的立場。那時候，許多太平天國史料還沒發現，我也和當時的人們一樣以為殺人放火，搶劫擄掠，是太平天國乾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負師教與他對我的希望，因把此書叫做《師門辱教記》。”又說：“適之師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時30分把書送去，到12時下班回家，就接到條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吳晗陪我出來說他聽了也驚怕。……當時的情況，我是‘站在適之師面前，默默的恭聽他的訓斥’，吳晗卻是坐在適之師書桌對面的客位，適之師只訓飭我一人，並沒有對吳晗說。適之師晚上的態度也完全不同了。由於當時認為適之師的教訓完全對，我是辜負了適之師的教訓與希望，因此，把書名叫為《師門辱教記》。”[26]
在炮聲隆隆、彈片橫飛的討伐運動中，迫於巨大的社會政治壓力，殘存於大陸的“胡適派文人”，以及學術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紛紛表態，誓同胡適徹底決裂，並把手中的鋼筆或原子筆當做投槍、匕首，向遠在大洋那邊的胡適紛紛投擲而去。
同年12月，被魯迅譏諷為“李天才”的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李長之，在《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長篇檄文中，用他那與眾不同的“天才”筆法，先聲奪人，上來就是一個大問號：“胡適是什麼樣的人？”緊接著回答：“胡適是一個頑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說過‘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羅列了一系列胡適如何混帳的“證據”之後，李長之著重指斥胡適“到處販賣個人主義”，“他把個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認為日本之所以一躍而為‘強國’，‘只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因此，他有‘傳記熱’。由重視個人而藐視群眾，敵視群眾，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實，這就是胡適的發展道路”。最後，李長之以他一貫的虛張聲勢、藉以嚇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狀：“是的，‘短兵相接’了。我們要迎接這個戰鬥！迎接這個包括自己思想在內的戰鬥任務！”[23]
戰火已經燃起，短兵相接了！作為與胡適最親近的門生故舊也該投入戰場，撕破臉皮真刀真槍地直接展開肉搏，給“當今孔子”胡老師放放血了。向來受到胡氏寵愛的入室弟子羅爾綱率先站出來發難，說：“1950年，我又從家鄉回到我的單位。那時陶孟和先生已經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來南京，對我說胡思杜寫有篇《我的父親》同胡適劃分界線，寫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時初解放，我在家鄉未經學習，還不懂得什麼叫劃分界線。而胡適的問題卻正在沉重地壓在心頭。我聽了孟和先生的話，立即去圖書室借了《人民日報》來看。我看後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了！”[24]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3）
出生於廣西貴縣的羅爾綱是胡適眾所周知的得意門生，1930年於胡適任校長的上海中國公學畢業後，到胡家做徒弟。時胡適已辭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移家北平，出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羅在“適之師家的工作，是輔助祖望、思杜兩弟讀書，和抄錄太老師鐵花（諱傳）先生（1841—1895）遺集”。[25]此項工作完成後，為考證《醒世姻緣》一書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齡，羅爾綱又協助胡適進行校勘《聊齋全集》各種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後回到貴縣老家。1934年，羅爾綱重返胡府，這回胡適沒有給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書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圖書館看書，偶爾讓羅幫一點抄抄寫寫的小忙。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羅氏開始涉獵晚清軍制與太平天國史的學術研究，胡適耳提面命，苦心孤詣地栽培。羅爾綱進出胡府前後兩次約五年時間，學問大長，並發表論文，出版專著，受到業內行家的矚目。1934年10月，羅進入胡適為院長兼所長的北京大學文學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員，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戰軍興，羅爾綱先回家鄉貴縣，後經胡適與陶孟和商量，輾轉來到昆明，繼之遷四川李莊門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門研究清代軍制與太平天國史，經過數年苦心鑽研，終成聞名中外的清代軍制和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
1943年春天，青年羅爾綱應廣西桂林文化供應社總編輯錢實甫之約，寫了一篇跟隨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情誼至深的自傳式傳記《師門辱教記》，全篇約4萬餘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設書店出版單行本。關於此書因何取名《師門辱教記》，羅爾綱後來有一個專門說明，謂：“這是因為我著的《太平天國史綱》於1937年春出版了，適之師嚴厲地訓飭我偏於太平天國，有背史家嚴正的立場。那時候，許多太平天國史料還沒發現，我也和當時的人們一樣以為殺人放火，搶劫擄掠，是太平天國乾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負師教與他對我的希望，因把此書叫做《師門辱教記》。”又說：“適之師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時30分把書送去，到12時下班回家，就接到條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吳晗陪我出來說他聽了也驚怕。……當時的情況，我是‘站在適之師面前，默默的恭聽他的訓斥’，吳晗卻是坐在適之師書桌對面的客位，適之師只訓飭我一人，並沒有對吳晗說。適之師晚上的態度也完全不同了。由於當時認為適之師的教訓完全對，我是辜負了適之師的教訓與希望，因此，把書名叫為《師門辱教記》。”[26]